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北风呼啸，寒潮来临，文化界在12月接连失去了社会学家李强、当代艺术家余友涵、政治思想史家约翰·波考克、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法学家江平、汉学家伊懋可……
我们试图以这篇十分有限的盘点，记录下今年文化界的逝者，以寄哀思。其中最年长的逝者是翻译家杨苡，享年103岁，她的人生百年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从1919年到2023年，她趟过了最浓郁跌宕的一段近代中国史。其中最年轻的逝者是导演、作家万玛才旦，“才旦”在藏语里有寿命永固之意，而他的生命却停留在了53岁。万玛才旦的作品还在影响着更多观众，他的电影《雪豹》今年获得了第3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每逢年底，逝者人数似乎就会陡增。这并不仅仅是令人伤感的直觉判断，更有科学上的证明。纽约消费教育组织美国科学与健康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Science and Health）微生物学家Alex Berezow博士表示，冬天去世的人数确实更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在美国，十二月、一月和二月是一年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
愿你健康，并和我们一起追思怀念今年的逝者。也许有些名字没有进入媒体盘点，没有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反复的纪念与哀悼，但对你我来说却至关重要，也请在年底这个时刻，默默地追思与致敬，因为没有一个生命曾经白活，或多或少，世界已经因他们而改变。
在2023年年末，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
王智量
俄语翻译家
1928年6月-2023年1月2日
“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永远坚持我的信念。这样我才活了下来。”1957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智量卷入了当时的政治运动，被派到河北农村改造，临行前，他与所长何其芳偶遇，后者对他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王智量大哭一场，将本来不敢带的《奥涅金》塞进了行李。改造时，哪怕背上背负着一百多斤的石头，王智量也会默念着《奥涅金》，在心里把它们译成中文。晚上，他就把斟酌写好的诗句写在糊墙的报纸、香烟盒、草纸等能找到的废纸上。回到上海后，王智量一边做重体力劳动，一边翻译，在黄浦江边，他边扛木头边口中念念有词，一度引发警察跟踪。这部书在1962年翻译完成后，又经历了数十次修改，才最终定稿。自由体和后来修改完成的古典体译本都得以出版。84岁时，王智量还完成了该书的第三版翻译。
197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帮助之下，50岁的王智量破格成为了华师大教师。他终于得以站上大学讲台，讲授俄国文学。这以后，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4点半起床，一分钟都不浪费”，目的是“把那20年补回来”。2006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9年，王智量获得了这一奖项。
顾嘉辉
加拿大籍华裔作曲家
1931年1月1日-2023年1月3日
顾嘉辉的父亲顾淡明曾在汪伪政府就职，后因被指认为汉奸而带着姨太太逃往中国香港地区。顾嘉辉也跟着姐姐奔赴香港地区寻找家人。赴港之后，二人主要靠姐姐顾媚出外唱歌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顾嘉辉在姐姐影响下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成为了一名琴师。1961年，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长在香港地区某夜总会听到了顾嘉辉的演奏，主动为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并邀请他前往美国深造。在邵逸夫等人的资助下，顾嘉辉远赴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了两年，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第一位中国学生。深造期间，他首次参加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赛，首作《梦》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之后又参与了多部邵氏电影的作曲。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粤语歌都是作为电影插曲而存在。1974年，顾嘉辉为电视剧《啼笑因缘》《鬼马双星》谱写制作主题曲，这些作品成为了“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发端。顾嘉辉等人创作的兼具严肃性和艺术性的粤语歌使得粤语歌逐渐成为乐坛的主流，原本只愿意演唱英文歌的歌手也开始演唱粤语歌，粤语歌不仅风靡香港乐坛，也走红到了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
冯天瑜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1942年2月8日-2023年1月12日
左手吊瓶，右手握笔，冯天瑜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病房中写完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该书在2022年年初出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回忆说，“冯先生是一位奇人，豁达开朗，积极乐观。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可他就是不予理睬，似乎无暇消沉悲戚，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的问题，一门心思写书。”
冯天瑜曾说自己“30多岁才初入学术门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极少探讨文化和文明的问题。1979年，37岁的他来到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任教，原本学生物的他转向历史，开始了文化史的研究。他不仅关注整体文化史，还聚焦于中国文化史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段，一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先秦），一是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期（明清）。冯天瑜还定义了“中华元典”及螺旋式上升的“文化重演律”。他分析哪些典籍属于元典，又是如何生产的，告诉读者中国元典与古希腊元典、希伯来元典和印度元典的同中之异及异中之同，由此透视中国文化的特色，揭示转换着的元典精神如何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发挥作用。
冯天瑜一家生活简朴，但他父亲非常喜欢购买书籍和古董，为的是它们的艺术魅力和史料价值。1979年初，冯家开始向武汉师院刚复建的历史系捐赠古币。到2018年，冯家两代学人将长达半个世纪间收藏的珍品都捐献了出来。因为数量非常多，武汉大学专门设立了“冯氏捐藏馆”，有人问这些家藏到底值多少钱，冯天瑜说他没研究过。
郭宏安
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
1943年2月2日-2023年1月16日
“斯丹达尔认为一个人不能有过多的钱财，也不能没有钱，过少要仰人鼻息，过多有其他的烦恼，钱刚好能看书、谈恋爱和看歌剧就够了。我和斯丹达尔的想法一样，幸福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能看书和写作足矣。”郭宏安曾这样谈及代表译作《红与黑》作者想要传达的主题。
高中时，他接触到《红与黑》《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这三本书直接影响了他对职业的选择，使他走上了研究、评论和翻译法国文学的道路。1961年，郭宏安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选择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大二时，他借助字典一点点啃完《红与黑》的原著。1993年，郭宏安重译后出版《红与黑》，翻译仅用了5个月。“也许在别人看来译得太快了，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
20世纪80年代起，他持续关注加缪和波德莱尔的作品，开展研究和翻译工作。从《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到《加缪文集》，从《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到《波德莱尔作品集》，对两位作家的系列研究是他认为自己在法国文学翻译领域内两项较大、较完整的成果。1992年，波德莱尔的作品《恶之花》经郭宏安翻译后出版，该译本开创了文学名著插图本的先河。2012年，他因《加缪文集》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
杨苡
翻译家
1919年9月12日-2023年1月27日
老有记者采访，拿“贵族”身世说事儿，杨苡觉得有点儿烦。杨苡出生于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在晚清时考入翰林，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的天津分行行长，哥哥杨宪益同为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她也是巴金的笔友和朋友，两人有着长达六十余年的友谊和横跨半个世纪的书信往来（两人的书简收录于《雪泥集》）。少女时期，她与巴金通信时说想做《家》里的觉慧，巴金不赞成，认为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
杨苡在重庆借读时偶然读到《呼啸山庄》原著，觉得“里面的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和生死，比《简·爱》要好”，萌发了翻译此书的念头，巴金也鼓励杨苡，认为杨的译笔绝对不会差。《呼啸山庄》曾经被梁实秋翻译为《咆哮山庄》，杨苡并不满意这版翻译，一日夜里风雨交加，她从雨声中得到灵感，最后将书名Wuthering Heights定为《呼啸山庄》，成为了公认的佳译。
万玛才旦
作家、导演、编剧
1969年12月3日-2023年5月8日
藏人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生活在神话里。他们一直都那样真实地生活，许多文学作品像是《尊者米拉日巴传》等对此早已有深入描写，只不过读者们——尤其是汉语世界的读者——不了解罢了。万玛才旦曾经这样阐释自己创作的的关键词“藏地”。
万玛才旦生前的作品包括《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他还著有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与《故事只讲了一半》。他最初想要当一个作家，刚开始拍摄电影时，万玛才旦并未意识到一些小说可以变成电影。在作者的影视意识觉醒之后，电影与文学才开始结合。万玛才旦提到，自己与扎西达娃和马原的藏地写作不同，他的藏地更为日常与世俗：“你通过我的文字或影像，你会觉得作为人，本质上和你们也没有多大区别。我可能更了解他们作为人的最细微的情感方式。”
孙机
文物专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
1929年9月28日-2023年6月15日
孙机曾经这样调侃鉴宝现状：第一句“真的”，第二句“两百万”，现在很多文物研究者鉴定文物时往往只有这两句话，一般民众也并不在意文物的真究竟真在哪里。他认为，做文物研究，一定要在一个广阔的时空之下，从文物背后的思想状况出发。某次一位记者去拜访孙机，孙机说起喜欢吃馒头和米粥，接着讲起了馒头的历史——15世纪的欧洲还不会做发面的面食，然而汉代就已经出现了馒头，名为“起面饼”。
孙机的考古研究事业始于结识沈从文。新中国成立之初，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孙机跟随他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帮助整理中国古代铜镜的资料，自此打开了考古这扇大门。之后他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中国考古学泰斗宿白。宿白告诉孙机，考古研究要多读书，还要注意史料中的“触角”，这些触角会互相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入口。孙机后来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等作品，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仰观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一件青铜和一缕丝线也可折射出人的审美和创造。
李强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1950年-2023年12月12日
李强曾说，“我的社会学基础大体上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1978年他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时，学校还没有社会学专业，也没有社会学的概念。一天，他在外文图书展上发现有归类为Sociology（社会学）的书，感到很有趣，此后走向社会学研究道路。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建立社会学系，李强是系副主任，之后他又进入清华大学，担任过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他也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城镇化与城市研究、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根据清华大学的讣告，21世纪初，在结合数据分析和客观全面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李强提出了中国社会“倒丁字型”结构，之后根据社会结构变化实际又提出“土字型”社会结构，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余友涵
当代艺术家
1943年-2023年12月13日
小学美术老师告诉他：“音乐家一曲表演下来，全场鼓掌，还会有姑娘献花。画家不会有这样的光辉时刻。”余友涵曾在《自问自答录》中写道：“我记住了，我不喜欢这种时刻，我喜欢默默无闻。”喜欢默默无闻的余友涵后来在1993年参加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也是中国艺术家首次登上威尼斯双年展舞台。余友涵回忆，在当时的圣马可广场，“只有两个人穿着西装，一个是意大利总统，还有一个就是我。”
余友涵之所以得到世界关注，一大原因在于他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波普艺术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80年代接触抽象与极限艺术，在1989年以其抽象“圆”系列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到90年代，余友涵在挪用政治宣传图像的中国波普风格作品中大胆尝试，缀以花朵且满溢色彩的画面，为“艺术为政治服务”与“艺术为取悦大众”信条带来全新演绎。如果考虑到所有作品，事实上他的艺术创作多元而丰富，不局限于政治波普风格。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1930年12月-2023年12月19日
改革开放时，江平已经快要五十岁了。在政治运动中长期不被允许从事法律、法学工作的他，直到彼时才重新燃起了对这项工作的热爱。他曾说，“对私法情有独钟，理由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私法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未有植根。因为中国社会缺少私法植根的土壤和条件，中国缺少一个‘市民社会’。”
从著作《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到《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的人生经历与法治观念不仅影响着法律学人，更是超出法学的范围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法治的理解和认同。江平一直关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会议主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他倍感振奋，不顾年老体衰，为建设法治社会奔走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