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最喜欢的导演伍迪 艾伦，曾经描绘过这样一种倒叙人生，他说他下一辈子希望这样过：
“第一步就是死亡，然后把它抛在脑后。在养老院中一天比一天感觉好，直到太健康被养老院赶出去，然后开始工作。40年后，变得足够年轻，可以去享受退休生活。狂欢，喝酒，恣情纵欲。然后准备上高中，接着上小学。再然后变成个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不久成了婴儿，人生最后9个月，在奢华的水池里泡着，那里温暖舒适并且住的地方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哈！在高潮中结束了一生。”
这种活法浪漫又迷人。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要面对的却是疾病、衰老以及死亡。
常常有这样一类文章，一般出现在长辈的朋友圈中，里面充满了玄幻风格的养生秘诀，告诉你怎么样活的长寿，或者鼓励人们打鸡血，跟衰老、病魔对抗到底。这往往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大家都故意去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是一场终将会失败的抵抗。
面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弃抵抗，用生命最后那点时间去抓住你最关心的东西。也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坦然地面对死亡，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好好说再见。
一、医学做错了吗？
在现代医学普及之前，从疾病到死亡通常很短暂。对于过去的人们，如果我们能画出一个人的健康曲线的话，那么前面几十年健康程度都很平稳，只是随着年龄增加会有稍许下降。可是如果患上重病，从患病开始一直到死亡，这个曲线会有一个非常陡峭地下落，也就是说健康崩溃的过程非常快，往往只有几天到几周的时间。
所以老人常把一些疾病比喻成人生的一个坎，迈过去就过去了，就不觉得自己是病人了，还是健健康康地继续生活，迈不过去那人也就没了。
在现代医学普及之后，我们的这种健康曲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健康开始走下坡路的时点向后延长了很多。也就是一个人能够越来越长久地健康生活。现在七八十岁体格硬朗的老年人有很多，在过去这很难想象。这主要归功于我们对一些传染性疾病、一些慢性疾病的有效治疗和控制。
而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当人们身患重病或者是非常衰老，健康曲线开始明显地向下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陡峭的山坡拉长了，变成了一个缓坡。健康程度下降的速度开始变慢。
比如面对癌症，虽然不能彻底治愈，但不论是手术、化疗还是药物，我们已经有很多方法能够延长人们的生命。这种延长不是一秒一秒地加，而是能够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地去延长。
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条曲线最后一段的时候，会发现哪怕健康程度已经即将触及到死亡，这个曲线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才终止。这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抢救措施，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把一些身处重病末期的人、濒死的人一次次又拉了回来。
可以说，现代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和生命长度的提升，是一种恩惠。可问题在于，当医学把生命最后阶段的那个健康曲线，从原本陡峭的山坡变成一个缓坡之后，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做好准备。
我们大部分社会文化，其实都在心底隐隐地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不愿意承认衰老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对死避而不谈，即使在面对末期病人的时候，哪怕理性告诉我们死亡已经不远，但我们还是会说“没事你会好起来的。”
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临终老人和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我们往往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延长生命。像是在一味地把这个下降的曲线拉长拉长再拉长。
可是，过度的技术干预，扰乱了患者的心智，削弱了他们的身体。人们在医院的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悲剧，并且已经反复重演了千百万次了。
濒死的时候，一个人身上能插的进管子的地方几乎都插满了管子，血液里流着各种各样的药物，皮肤上还有新缝的线。
我们利用现代医学跟死神做最后抗争的时候，却疏远了生活中真正关心的人和事，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失去了本应获得的安宁。这样的一切反而又增加了对逝者和亲人的伤害。
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刻着这样一句话，同样也是医学领域的一句名言：偶尔治愈，时常缓解，总是安慰。我想是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好好领悟这句话的意义了。
二、修复健康，也需要滋养心灵
现代医学彻底地改变了人们面对死亡的进程，那么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条长长的、不可逆转的生命下坡路上，我们的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给不出回答，只是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陌生人去掌控。
美国曾今做过这样一项调查，问人们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和一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共度半个小时的时光，可以是你认识的人，也可以是你不认识的，任凭你选，你会选谁。
在年轻人当中，答案往往都是一些名人、明星之类的，然而老年人很多选择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年轻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去追求诗和远方，年老之后，就更注重眼前的生活和亲情。这答案不意外。
然而这项调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年轻人当中有这样一部分群体，他们身患绝症。而这些身患绝症的年轻人所做出的选择，几乎和老年人一模一样，不再关心社会热点，也不关心作家、明星，只关注身边的亲人。
人们转而关注身边的亲人，其实并不是由年龄变化决定的，而是当生命的脆弱性凸现出来的时候，死亡开始靠近的时候，人们生活的目标就开始发生变化，关注点从诗和远方转向此时此刻，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这个时候所谓的那些野心和虚荣心都消失了，人们只想要生活的舒适和温情。
如果你去过养老院，你会发现在里面生活的老人，虽然人还是原来的样子，但眼中的光芒不见了。美国的一家养老院，为了对抗老人常有的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尝试。他们引入了很多植物和动物，很多猫、狗，以及上百只鸟。一段时间之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这个养老院的药品使用量下降了6成，死亡率降低了15%。
我们中国，有的时候会把老人形容为“老小孩”，是说人上了年纪之后，脾气秉性反而越来越像小孩子了，也希望得到同情和关爱。这和伍迪 艾伦的那种倒叙人生的畅想不谋而合。
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在搞清楚我们提的那一个问题：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当人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这个问题，医生给不出答案，因为医学专注于健康修复，而不是心灵滋养。但这也不意味着医学跟这个问题没关系。作者在书里面说：医生的工作是维护病人的生命质量，这里的生命质量有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去积极生活。
延长生命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只为延长生命，而是为了好好活着。
那么说到这里，生命最后阶段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我还是没有回答，我也不打算回答了，我不打算给出一个鸡汤式的答案，也不想说要多陪伴、多理解、多关怀，这些词太空洞了。
我只是呈现出了这个答案的另一面：他们不要什么。他们不要只是单纯地延长生命。
如果想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跟自己的亲人去沟通，去问他们，此时此刻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答案可能完全出乎我们意料。
书里面一位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护士可以随时进入他的房间监视和指挥他的一举一动，这不是一个人生活应有的样子，他最想要的，是一扇能锁上的门。
三、艰难的谈话
不论现代医学如何延长死亡的进程，人最终还是要踏上那一步，去跨过终点。
在最终的这个阶段，医生对待患者，通常有这样几种模式。一种是传统的家长型模式，医生是最权威的，医生来做治疗决定，病人只是被动接受。另一种叫做咨询型模式，医生只负责提供信息，完全让病人做决定，但病人尝尝很茫然和恐惧，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两种模式，作者在书里面都提出了批评。
而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叫做解释型的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决策，而做决策的目的，则是帮助病人实现最后的治疗目标和生命愿望。
解释型医患关系，要求医生去充分地了解病人，以病人为中心，以病人的愿望为中心。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医生需要跟病人进行沟通，去进行一种艰难的谈话。
其实这种艰难的谈话，不仅仅是医生，作为亲人和患者自己，也要有勇气去面对。那就是“如果时间不多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愿意牺牲掉最后陪伴家人的时光，去换取只是延长一点点生命的可能性吗？你愿意最后身上插满了管子身边围绕着医护人员，而不是在亲人的陪伴下离世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都值得尊重。而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没有给患者这样选择的机会。
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离世，既没有尊严、也没有临终前的安宁和幸福感。这不应该是常态。
一个人最终在哪死去，往往和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阶段有着很大的关系：最早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人们得不到专业治疗，大部分人死在家中。后来随着医疗体系逐渐发达，人们就会在医院去世并且临终前还在和死神做着最后的抗争，因为医学常常创造奇迹，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儿。
再后来，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意识到了医学的局限性，而人们也开始关心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长度，那么在家中死亡，在亲人陪伴下离世的比例又开始增高。
除了选择在什么地方去世之外，我们说的这些艰难的谈话，还可以包括很多问题：你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放心不下的人是谁？如果你再次昏迷，你希望我们帮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要不要再去医院。甚至这些问题还可以包括：死后你希望如何安葬，安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几乎从来都没有跟亲人沟通过这样的问题。
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人们更希望去分享自己的记忆，去传承自己的智慧，跟过往的人和事和解，与上帝和解，并且还要确定留下来的亲人能好好活着。人们终归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故事。
可是不论医生还是亲人，在这些时刻，总是担心自己做得太少。可是从另一面来看，做得太多对一个生命来说，同样具有毁灭性。
一个人出生时的愉悦和死亡时的安宁坦然，都应当成为人生圆满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