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关于“死亡税率”的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
“死亡税率”这一概念首先由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教授李炜光提出。他指出，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死亡税率”的说法引来了业界、学界的热烈讨论，支持和反驳者甚众。12月2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连续刊发多篇文章，指出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死亡税率”之说属于情绪表达。
那么，中国的“死亡税率”到底是否存在？宏观税负算不算重？我们该怎么看待“营改增”的减税效果？针对上述问题，界面新闻专访了长期关注税负问题的财税学者、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您与李炜光教授等人参与了对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是什么？
冯兴元：根据那份报告，调研结果与国税总局发布的结论很多是相反的。其中一个发现是，在所调查的上述113家企业当中，认为本企业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占到了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这种主观感知是很重要的，属于民营企业家切实的感受。
另外，至少根据经历了“营改增”的那些被调查民企的反映，有几个行业“营改增”后税负应该是增加的，而非政府所承诺的那样改革后行业税负总体上“只减不增”。被调查企业中有57家企业先后经历了“营改增”的过程，有36家（63.2%）反映税负提高了，12家（21.1%）减轻，9家（15.8%）不变。根据调研，房地产行业、医药行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很可能难以实现中央提出的确保所有行业“营改增”税负“只减不增”的初衷和承诺。
界面新闻：您怎么看“死亡税率”这一提法？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死亡税率”的说法成立，那就无法解释现实中多数企业还存在的事实。
冯兴元：“死亡税率”的定义是，你如果完全按照政府规定的税费要求去付款的话，你基本上就死定了。所以他（李炜光）总体上并没有什么错。至少是准“死亡税率”，尤其是对于规模以上企业。很多企业能活下去是因为它们不得不在财务上做一些运作，否则就死定了。我们把这种应对叫做“适应性行动”（adaptive action）。
而且，企业如果经营不好的话，企业数量甚至会增加，企业家会重新申请注册新的企业。这样即使原有企业债务多，新的企业没有这方面负担能够照常去运作。原有企业可能给别的企业做了担保，陷入到担保链，或者自己本身就有很多负债，没法轻装运作，就要建新企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去年增加了400多万个企业。另外一个原因是增加企业的门槛低了。
界面新闻：可以理解成现在存活的很多企业都是有一些“适应性行动”来保证存活的吗？
冯兴元：对。这就是李炜光讲的“死亡税率”催生的对策性行动。完全按征税要求去纳税，很多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都会死。你想想看，这等于对同一个对象征了好几次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剩下净利润如果要分配还有个人所得税。它是同一个东西，一层一层征了好几次。在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在往下走，成本往上走，税率又这么高。原来政府征税轻一点，力度小一点，到后来变大，那企业还不死定。
界面新闻：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是税负过重是不是存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接近30%。但是如果去算总税率，也就是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
冯兴元：30%算的仅仅是纳入了一部分税费收入，就是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三者还没有算全，低于三者占GDP比重的比重。这么得出的数据可以说我们税轻，但是你没法解释企业税重这个现实。世界银行那个数据是正确的，它是算了上海和北京，样本企业加起来，多少税多少费，包括社保这部分全加起来，除以净利润，结果是68%。
我国宏观税负本来就重。一个正常口径的宏观税负应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国有企业利润本来归国有企业的出资者即政府财政所有，也就是属于财政收入。这样可以算出2015年我国正常口径宏观税负为38.5%。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拥有“三乱”收入（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再加上地方政府获得大量与征地有关的隐形收入、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等于征税，因此也叫“通货膨胀税”）、地方因雾霾或迎接大型活动关闭工厂、限制开工开业等造成的损失等等，对于企业来说，他们蒙受的损失，至少也算是一种“税费”。这样得到宽口径宏观税负为44.4%。
界面新闻：这里的“税”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冯兴元：那当然了。政府拿走的，税、费、包括政府控制使用的社保等，都要算进去。
界面新闻：一些专家会辩论称，民营企业的税负是间接税，容易转嫁税负。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
冯兴元：转嫁是错误的说法。民营企业主要在竞争性领域。竞争性领域的需求弹性特别大，价格上去一点，需求可以大量减少。需求弹性大的话，转嫁不出多少的税收，企业自己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税负。他们的理由不现实。它跟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产业不一样，那是垄断定价，供给的弹性很大，需求者必须买它的东西，需求弹性小，那个时候可以转嫁大部分税负。所以，行政垄断行业的国企的流转税容易转嫁出去，竞争性行业民企的流转税往往难以转嫁不出去。因为这是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往下走，你怎么转嫁？你要么破产，要么承受。
界面新闻：总体来看，中国的税负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兴元：如果亏损还要纳税，这种制度肯定是错误的。美国不存在这种问题，企业只纳所得税，没有利润就不纳税。大连的一个女企业家，她的企业现在是亏损的，工人从200多人减到了150人，但是一年要纳税500万。亏损还要交这么多钱。多重征税也是错误的，先对增值部分征增值税，对其中留下的利润部分征企业所得税，又对分红部分征个人所得税。几大率税和费率加起来总比率太高也是问题，意味着税负重。我们国家不大承认的税收痛苦指数就是这么计算的，我国的痛苦指数得分仅次于法国。承诺了减税实际上没有减税也是有问题的。
而且有人说，“营改增”减少征收5000亿元，那是因为税务部门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界面新闻：李炜光教授的报告中提到57家被调查企业先后经历了“营改增”过程，有36家反映税负提高，没有实现每个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设想。
冯兴元：“营改增”的政策理念是要保证每个行业税改之后，税负只减不增，据说这也是理论测算的结果。这个要落实下去，有些领域前提条件还不具备，比如说建筑行业，它就没有实现只减不增。建筑行业大量的进项不能扣除，进项扣除要有增值税发票，这是矛盾的。农民到哪儿去开增值税发票？卖砂、石的农民都开不了发票。整个发票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发票一说。
还有建筑业涉及到的问题是，你有一个新的工程项目，必须在项目所在地开一家工程公司，交税的话总公司和分公司所在地政府都会征税，两边都要交一点，实际上也会增加负担。
而且，以前可以逃避税，现在征税的信息化手段越来越严格，现在逃避税很难。原来税源多的时候政府征税的力度没这么大，现在加强力度以后，你的实际税率朝着很高的名义税率靠近，这时候企业就吃不消了。原来是名义的“死亡税率”或者准“死亡税率”，实际征的要低。以前经济增长高的时候，税务部门稍微征一些就行了，你只要私下给我一点好处，我少征你一点。很多地方以前是包税制，规定一个小企业一个月交多少税就行了。征税力度越大，越是信息化，越逃不了税，在一些行业，那你就可能死定了，就变成了“死亡税率”或者准“死亡税率”了。
界面新闻：您怎么看曹德旺提到的中美制造业成本的问题？
冯兴元：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提到，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到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预计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预计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原因是美国的能源价格下来了，也有很多新的创新压低成本，中国的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物价上升，税负也重。
界面新闻：这会不会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外移？
冯兴元：这就看政府怎么调整了。我们的建议是用低税模式来取代现在的高税模式，而不仅仅是沿用这几年搞的减税政策。减税政策也有可能是增税政策，实际上没减。而且政策跟体制没法比，低税体制是一个体制，减税政策是政策，是可以多变的，而且往往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政府可能考虑的是增税，增加一些税种，比如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
低税模式就是，比如说我就征15%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加上15%的个人所得税，就是单一税制。一些单一税设计没有企业所得税，只有种种经营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而且采取单一税率。保加利亚的个人和经营所得税均为单一税率，均为10%。这就很简单，我也不用逃税，我有收入就交，感到很光荣。那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投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因为它有稳定的预期，投资能挣多少钱一算就很清楚。低税也不一定是减少税收收入。税率降低以后，很多人去做生意不需要逃税，更大的投资和创新激励创造更多的财富，税收收入不一定减少，很可能反而更多。亚当·斯密提出四项税收原则，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以及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单一税最能体现这四项原则。
美国的机制就很好，35%的企业所得税，没有其他税。这有个好处，企业如果亏了是不用交钱的。中国是你是赢是亏都得纳税。但是美国的35%的税率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还是可以降税的，所以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将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15%，它不是减半，是减一半还要多。如果这个成功做出来，它会引发全球的税收革命，用低税模式来取代高税或者减税的方法。现在英国已经有回应了，要到2020年将公司税下调至17%。
界面新闻：除了税之外，现在企业的行政性收费的负担也很重。减税之外，降费也很关键吧？
冯兴元：企业的各种成本都要降。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劳工方面，不管企业对错都要企业赔款。我认识到宿迁的一个企业主，工人路上买菜，心脏病发作死掉了，这也算到企业头上，要赔70万。他今年倒霉，死了三个工人。如果是个流动性困难严重的企业，或者一个刚刚开业的小企业，企业能活得下去吗？
而且，现在税收收入增长放缓，一些地方甚至有负增长，这时各地政府手伸的很长，各种费就多起来了。很多地方是政府委托地税局直接征收各种基金，比如残疾人基金等。那个费用很高。现在各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即“三乱”增加，地方政府缺钱，可能随便规定一个收费项目，就让地税局代征。因为经济增长趋缓，财政很多支出都是刚性的，所以它要增加收入。包括地方政府负债越来越多，就是预期的支出越来越多。所以收费就有增加。
界面新闻：减税降费是不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冯兴元：这个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了，明年的供给侧改革减支方面就是减税、降费、减成本。
我国的宏观税负不低，“死亡税率”或者准“死亡税率”要正视，“死亡利率”和其它致命成本因素也要关注。不在于纠结于讨论个别学者对“死亡税率”的判断是否完全准确，而在于基于有关民企税费负担总体上较重、需要减税降费这一上下共识，真正去落实减税降费的改革，最后走向低税模式为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