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涛
马上又要进入年末了，这一时期对于国内影迷来说，最大的关注点除了对台湾金马奖的聚焦，剩下的无疑是来源于分属两大审美阵营的“一节一奖”柏林电影节和奥斯卡金像奖。
金马各项大奖现在已名花各有其主，大家对它的讨论也多集中在某电影或某人有没有资格得那个奖。但柏林和奥斯卡两边的入围名单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或许这段时间此话题还可供我们对其预测、消费一番，尤其是奥斯卡，根据中国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熟悉程度来说，它的入围电影有很多都可能在中国引进上映过，抑或活跃在网络下载的第一线，确实更值得我们关注。
虽然影迷们都很热衷奥斯卡，在好莱坞它也是被当成一次盛会来操办的，很多导演、明星都希望跻身于此，成为其中的赢家。但在美国还真就有人不待见它，按照这位爷自己的话来说：在拍电影的事情上我有不同旁人的追求，一部分我想融入(好莱坞)，最好能获奥斯卡奖的肯定；不过，我的身体里总是有另一种声音在呐喊——管他呢，我站在历史的另一边！
这位爷的大名想必大家伙都知道，他就是奥利弗·斯通，今年他拍了真人改编电影《斯诺登》，9月16日才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一上映立马一石激起千层浪，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棱镜门”主角斯诺登再次回到美国公众的视线内。美国众议院甚至抢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出台了36页的报告，大骂斯诺登是“窃贼”和“叛徒”，给予其官方上的定性，似乎不允许电影为其翻案；而在美国民间，对斯诺登及这部影片品头论足的热议一时间甚至盖过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当时还未决出总统人选）的竞选话题。
可以说，自从2013年6月斯诺登将“棱镜门”事件爆出之后被美国政府通缉，伴随着他飞往俄罗斯寻求政治避难，关于其究竟是“英雄”还是“叛徒”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一方面，他的一系列关于美国信息安全、私人监听的爆料使得从美国国家信息安全局到美国中情局，再到美国司法局、国会，无不陷入抓狂、尴尬、解释的地步；另一方面，他的特殊工作及其披露，使得人们真正了解美国政府对美国本土乃至全球人民进行的个人信息监控，在近乎违宪、违法以及不予告知、选择的程序下运行。
这两方面的矛盾使得官方与民间对斯诺登本人的定位完全冲突——美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计划将斯诺登引渡回国，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在他逃亡的路上就注销其护照，以间谍罪的罪名对他提出刑事诉讼；媒体及民间则几乎将其视为勇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大力夸赞他不惜牺牲自我揭露真相的勇气，在随后的两年，他甚至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并获得山姆·亚当斯道德奖。
至此，斯诺登的形象彻底变成了一个无法被公众理解的迷，站在各方利益诉求的角度上对其进行定位，也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样貌来。虽然2014年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劳拉·珀特阿斯曾为斯诺登本人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第四公民》，但那部片子也只是主要围绕斯诺登在香港逗留且爆料新闻的几天生活进行的拍摄，基本上算是同步记录了“棱镜门”事件的爆料过程，囿于篇幅及其时间，对斯诺登本人的刻画却没有过多的深入，不可谓是一件憾事。
不过，在大导演奥利弗·斯通的眼里，对于一个饱受政府及媒体关注的现实人物，正是他制作电影最好的素材。从1986年被誉为“越战三部曲”之一的《野战排》开始，《生于七月四日》、《刺杀肯尼迪》、《尼克松》、《世贸中心》、《小布什传》等多部反映政治题材影片的出现，使得人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他在处理战争、混乱与阴谋的特殊技巧上，他也以富于反思精神、善于独立思考而著称。
这部总长2小时18分的影片从斯诺登简短的军旅生涯开始，讲述了斯诺登进入美国中情局（CIA）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并发现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对民众进行监视监听等大量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揭露美国政府对公民的监视，被斯诺登认为“是最爱国的行为”，于是就有了复制这些资料而后逃亡、隐藏的故事。
实事求是的说，从过去新闻纪实性的报道中，我对斯诺登的印象是他只是个政府雇佣的信息技术类合同工或承包商，且新闻报道注重披露事实，而不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但是具体到本片，导演斯通对斯诺登的形象有了一个更戏剧化的描写。
由约瑟夫·高登·莱维特饰演的斯诺登一开始就出场不凡，玩着魔方，犹如特工接头一般与卫报记者在香港碰面，一张口几乎就是斯诺登原声一样的声线，令人折服。主动引导记者与纪录片导演到酒店早就预定好的房间，电梯内人头攒动却显得比另外两位更为镇定，紧闭窗门，拉上窗帘，主动打招呼，一系列举动透露出一副精明、谨慎的气质，三人会面马上被他掌握了主动权。
接下来的故事安排让观众对片中斯诺登的亮相有了那么一些信服的依据，且对他的形象作了一个初步刻画。早年笃信爱国主义的他也曾有过一段自认为可以报效国家的军旅生活，因摔坏腿而不得不选择以更中性的方式完成自己家庭从祖父辈就开始的爱国行为——加入美国情报部门开展职业生涯。
美国中情局上司对这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十分青睐，他非凡的电脑才能也让同辈中人刮目相看，将其纳入中情局的羽翼之下，予以扶持和重用成了必然选择。这时的他自信满满，且时刻不忘为自己的国家进行辩护，基于打击恐怖主义才采取的信息安全维护也并没有动摇他的爱国心理。
斯诺登成为国家安全局信息技术人员之前也曾参军报效国家。但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斯诺登逐渐发现，情报部门的工作其实是无孔不入的监控，而且不单针对“敌人”，各种杀人任务与丑陋的官僚行为都直接与自己的工作相关，自己在最后也变成了上司眼中的操控对象。
与此同时，他开始交往的女朋友，跟着他在世界各地的美军驻地生活，两人分分合合，吵吵闹闹，心理和身体，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不断地叠加在斯诺登身上，一次次的忠诚度测试，对固定问题的回答，答案却不再标准，越来越难以说服自己，一个最初追求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国心的年轻人对周围环境产生了深刻质疑。
影片在对斯诺登本人的心理转变进行深度刻画的同时，还尝试从各个方面向观众解析美国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并使用的各种监视程序，“上游计划”、“颞颥计划”、“棱镜计划”等多种信息采集系统被轮番展示。这样影片也从另一个侧面告知观众：我们的信息安全到底是如何被国家政府所窃取的。
在影片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导演斯通借助斯诺登这一争议性人物表达的疑问：在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到底是自由重要还是安全更重要？电影中也涉及到很多关于国家间信息技术战争的讨论，如从斯诺登之口就说出了“对付中国没问题，对付俄罗斯和伊朗也没错”这样的台词。
由此可以看出，导演斯通认为政府之间的争斗是没问题的，之所以斯诺登会站出来爆料也主要是觉得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行为侵犯了公民自由权和选择权。
在对斯诺登本人的价值观转变有了一个细致的表现之后，导演斯通的立场很明显的站在了斯诺登这边。就在斯诺登巧用魔方偷天换日地将SD卡里的机密文件带出美军基地后，导演为其设计了一段温暖且极具感染力的慢镜头，伴随着基地外强烈的光线，满脸笑容的斯诺登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基地，随着背影被光线吞噬的节奏，他本人也犹如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一样消失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
为拍摄《斯诺登》这部电影，斯通下的功夫可不小，他不仅多次偷偷跑去俄罗斯（据说有九次）与斯诺登本人会面，还会见了斯诺登传记小说的作者，从现实和文学两方面对斯诺登进行形象定位。同时他还安排主演利维特在莫斯科与斯诺登本人面谈4小时，力求影片的“真实性”。而在影片的最后，真人斯诺登也被导演安排出境，说出了那句“我今天做的事情，是为了让我们不再为明天担心”的斯诺登名言。
有美国影评人曾评论说，斯通是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美国人“爱上斯诺登”。在电影《斯诺登》宣传活动上，斯通和利维特都为斯诺登发声，希望总统奥巴马能够赦免他。
但是与这部影片把斯诺登打造成“爱国英雄”的意图截然相反，美国政府对斯诺登并不这么看。就在《斯诺登》公映的前一天，9月15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委员无异议通过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于16日在美媒上公布。
这份36页的报告详细阐述了斯诺登2013年窃取150万份敏感文件的事件。报告的核心内容试图将斯诺登描绘成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经常与主管起冲突，暗示斯诺登是为了报复主管，才将大批密件公开。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纽涅斯也在影片上映时发声说：“斯诺登不是英雄，他是故意背叛他的同事和他国家的叛徒。”
美国观众与各方媒体对这部电影也是争论不休，各执一词。有人评价这部电影的出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它不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也有人根据影片中斯诺登的形象称其为“愚蠢的英雄主义”。美国《Slate》杂志网页版在影片上映后发表评论认为，《斯诺登》是一部“很差的电影”，文章还批评该剧“一半时间”在演绎斯诺登与其女友林赛的爱情故事，剧情和对话都是“陈词滥调”，而有关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场景“夸张又无聊”。
有趣的是，《斯诺登》这部好莱坞电影在俄罗斯上映后，却意外地在这里受到欢迎，连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对它都大加赞赏。
看来，斯诺登本人的形象并没有因为斯通这部电影而有了确切且统一的定位，即使斯通已经使出浑身解数在影片中为其“洗白”，但他仍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中国的观众们，你们对斯诺登，又会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