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纪录的《战狼2》和会打手语的红毛猩猩夏特克。
上映三周，《战狼2》不仅创造了 45 亿的票房奇迹，也成为了一块“批评禁区”，这种“大一统”式的成功在国产商业片的历史上还十分罕有。就在上周日，中央戏剧学院老师尹珊珊在她自己的脱口秀节目中批评《战狼2》的视频登上了微博热搜，这期节目和尹珊珊本人也遭到了“战狼粉”的围攻。
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国产电影尝试用好莱坞商业片套路拍摄爱国主义题材，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达到《战狼2》这样井喷式的效果，与《战狼2》同档期的《建军大业》在有一批当红小鲜肉加持的情况下依然全程陪跑。究其原因，是不是诉诸“弱者认同”的悲情叙事已在年轻观众中间失去根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是美式英雄的复制品？
上周，国内外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红毛猩猩夏特克（Chantek）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去世的消息，新闻背后还有一个他与人类学家琳恩之间的感人故事。夏特克 9 个月时就加入了琳恩的课题研究，在两人朝夕相处的 9 年间，培养出了母子般的深厚感情，直到有一次，琳恩所在的田纳西大学的一名女学生指控夏特克试图袭击他，尽管琳恩竭力为夏特克辩护，他最终还是被送回了出生地，两人被迫分离。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琳恩经常去探望夏特克，直到他去世，在琳恩看来，夏特克的晚景十分凄凉：疾病缠身、精神萎靡，而人类似乎是他曲折命运的罪魁祸首。
然而，一些接触过夏特克的饲养员和心理学家也指出，不仅琳恩对夏洛特晚年的描述严重失实，她在试验中发现和记录的那些夏洛特看似聪明的行为，也可能是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在对类人猿进行的行为实验中，人类尚没有能力分辨这些看似聪明的举动究竟是随机行为、天生本能或对刺激做出的反应，还是确实调动了和人类相同或类似的行为机制。
从“曾是弱者”到“已是强者”：《战狼2》如何建构新的国族认同？
《战狼2》的故事发生在非洲，然而令很多观众感到疑惑的是，这究竟是哪个非洲国家？开头的海盗劫船戏份，让人联想到索马里之类的东非国家，但东非没有疫情；以埃博拉为原型的拉曼拉病毒又让人感觉可能是在西非，但西非又没有战乱；目前唯一在经历热战的非洲国家是南苏丹，但也只有零星冲突；撤侨的部分又似乎在指涉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和2015年的也门撤侨，但前者是海湾国家，后者是北非国家，与电影中呈现的辽阔草原、狮子追车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场景，相差太远。
这样模糊的设定似乎恰好反映了不了解非洲的普通中国人通过各种时空错乱的符号编织出的“非洲想象”。今天，在非洲大陆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已经超过百万，然而普通中国人对非洲的认知，依然停留在那样一个杂糅了战乱、瘟疫、饥荒、海盗和原始草原等元素的大拼盘。
微信公众号“世界说”采访了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首席研究院贺文萍教授，在这位从事非洲研究30年、先后访问过25个非洲国家的“老非洲”看来，《战狼2》是对非洲刻板理解的一个很典型例子，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并不是真的非洲。
首先，电影中的大反派、反政府武装“红巾军”会突然降临海滩，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这种野蛮的杀戮似乎更像是恐怖组织行为；而真正的反政府武装起码会有明确的袭击目标。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上发生过的最骇人听闻的针对平民的杀戮，当属 1994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但这是一场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虽然导致近百万人死亡，但使用的却是砍刀这类冷兵器。好莱坞以此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卢旺达饭店》。《战狼2》撤侨段落中涉及到的“谁先走，要不要带当地人一起走”的问题，在这部电影中早有呈现。
除此之外，“红巾军”雇用来自欧洲的白人雇佣兵在前线作战的设定，也严重脱离了非洲现实，事实上，在冷战后，雇佣兵的形式就很少出现的非洲大陆了，更不要说白人雇佣兵。近年来欧洲最出名的雇佣兵是卡扎菲的军队，但被招募的多是撒哈拉以南的图阿雷格族黑人。《战狼2》的创作者们虚构白人雇佣兵，恐怕是想通过“辗轧”白人的情节来满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男主角在一家开在贫民窟里的中资医院邂逅美籍医生瑞秋的桥段也与实际情况不符。贺文萍指出，中资医院一般开在首都或者大城市，其中不太可能出现美籍医生，至多会聘用本地医生协助。影片中呈现的在疫区搭起帐篷、难民寻求医疗援助等细节，更像是发生在无国界医生或红十字会等国际医疗组织的情景。另外，在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医护人员都会迅速就地掩埋尸体，尸体推成小山只会让疫情传播得更快。不要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男主角一夜自愈实属离奇，男女主角藏身的喀斯特山洞也是不可能出现在非洲草原上——山洞疗养后武功更强的想象只存在于中国武侠片中，嫁接到非洲地貌上，显得非常突兀。
而最具误导性的信息恐怕是中国护照在非洲非常“好使”，持中国护照可以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事实上，中国企业家和打工者在非洲多国都遭遇过海关刁难，要求开箱检查或者拖延敲诈小费等等。在南苏丹、尼日利亚、喀麦隆等过都发生过针对中国人的绑架事件，绑匪向受害者所在单位索要巨额赎金，甚至动辄撕票。2007 年，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中石化石油勘探营地还曾遭遇过反政府武装袭击，导致 9 名中国工人和 65 名当地雇员死亡，7 名工人被绑架。
而影片最后海军舰长下令发射导弹的情节，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现实中上演，中国会在和平时期培训非洲当地军事人员，甚至成立吉布提军事基地，但在战乱时期是极为慎重提供军事援助的，这部电影也因此引发了许多关于中国如何在非洲使用军事力量的探讨。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则指出，如果将《战狼2》的 50 亿票房归结为“好莱坞商业片程式”加“民族主义情绪勃兴”的复合配方的话，那未免想得太简单了。两年前的《战狼》第一部，便是“好莱坞”加“爱国情”试水，尽管反响不错，也没有酿成今日如此炸裂的文化现象。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时代，《战狼2》以民族情怀为皮，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的自由精神与道德秩序，提供超越西方模板的中国想象和民族认同，才是它真正的力量所在。
《战狼》第一部与彼时风头正劲的《叶问》系列类似，是一部精准投放的爱国主义商业片，但是不像《叶问》欲说还休，《战狼》直截了当地喊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这句口号足够燃，因为它告诉你，“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回应挑衅”。但是，这句口号也足够危险，它让人们对于“复兴”的想象重新回到了“帝国”的老路上。
而《战狼2》在主题上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自我迭代，它没有将民族情绪继续向前推进，而是选择后退半步，试图赢得更多受众的认同。这种“后退半步”的余裕，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官方的保守克制，在没有叛军伤害中国公民证据的前提下，坚决不出兵干涉；另一方面则回归到最普世的亲情和友情，最后撤离时，将中国工人的非洲妻子和无辜的非洲儿童也带上了军舰，这种巧妙的回旋，让《战狼》系列从民族主义的狭隘走向中跳脱出来，赢得了新的表达空间。
评论还指出，传统套路的爱国主义题材影片之所以在今天频频失效，关键在于其诉诸的情感模式依然是“悲情主义”与“弱者认同”，虽然晚清以来一百年的屈辱历史曾是中国形成民族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宝贵资源，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这种悲情叙事正在年轻一代的观众中丧失根基。而《战狼》系列，正是希望在这个“后悲情主义”时代，重新建构一种集体想象的方式——从“曾是弱者”转变为“已是强者”。
而在媒体人郭松民看来，《战狼2》在张扬了中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同时，也暴露出当下中国的种种困局。首先是民族主义困局。郭松民认为，如果说《战狼1》中的民族主义是“马戏团式的”，那么《战狼2》中则呈现出一种“自慰式的”民族主义。因为冷锋与白人雇佣军之间的冲突，实际并不带有任何民族冲突的性质。白人雇佣军是没有任何明确政治诉求、为钱卖命的刑事犯罪分子，他们背后也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政府或军队的支持。把打败一个来自西方的犯罪分子想象称战胜了西方，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慰式的”民族主义吗？
其次是文化困局，郭认为《战狼2》其实是一部“香蕉人”电影——黄皮肤的中国演员演出的典型好莱坞故事，吴京扮演的冷锋就是史泰龙扮演的兰博的“汉化版”，如果冷锋是一位值得骄傲的英雄，那么兰博就是英雄的英雄，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真的能让我们获得文化自信吗？影片的票房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力。
会手语的红毛猩猩去世：曾经风靡学界的类人猿实验是否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8 月 7 日，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只名为夏特克（Chantek）的红毛猩猩去世了，终年 39 岁。它的死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他是一只命运曲折的传奇“明猩”。据央视新闻报道，夏特克几个月大时，就被送往田纳西大学做研究，他非常聪明，仅用两周就学会了美式手语，能够和人类做简单的交流，后来他甚至成为了田纳西大学的一名注册学生，与他的人类同学们相处融洽。然而在他 9 岁时，却发生了一场意外，由于一位女学生指控夏洛特试图袭击她，夏特克被强行送回了出生地，并被当成有攻击性的动物关在铁笼里。
1997 年，夏特克被亚特兰大动物园收养，虽然不用待在笼子里，但很多报道称，夏特克的晚年生活也并不幸福，由于陷入重度抑郁，他常年处于精神萎靡、神志不清的状态，需要长期服用药物，还接受过心脏疾病的治疗，目前，夏特克的具体死因还在等待进一步的确认。
然而，果壳网发表的评论确认为，对夏特克晚景凄凉的猜测是站不住脚的。据一位曾与夏特克朝夕相处过两年的饲养员称，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后，夏特克仍在参与很多行为学实验，这些实验要求实验对象精神正常，如果夏特克真如一些报道中所说的那样，罹患抑郁症、长期注射药物，他不可能胜任这些实验。除此之外，夏特克与动物园内的其他红毛猩猩也相处很好，他和他的伴侣、一只名叫 Madu 的母猩猩一起收养了三只被父母遗弃的小猩猩，一家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其乐融融。
夏特克不仅精神正常、性情温和并且智商超群，他喜欢画画，并知道用自己的画作来交换零食。第一次在动物园接受体检时，他曾对 X 光机表示困惑，当饲养员用手语打出“照相机”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开心地去拍照了，夏特克也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完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资源配合体检的大猿之一。由于小时候和宠物猫一起长大，夏特克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吸猫族”，饲养员送给他的猫咪画册是他最珍爱的礼物之一。
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夏特克恰好赶上了美国的一波大猿研究热潮，很多“明猩”都是在那一时期涌现的。那时，行为主义理论（Behaviorism）在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界十分盛行，它认为人脑是一个黑箱，思维是单一维度的白板，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和动物）行为都是通过外界的不断奖励、惩罚而逐渐习得的。于是，很多科学家试图通过训练大猿来研究人类的语言起源和社会演化等课题。
到了 20 世纪末，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逐渐取代行为主义，成为学界主流，人们意识到人的思维是由不同的认知系统构成的，单靠不断重复学习来掌握语言的研究范式落伍了。大猿研究也变得越来越克制，科学家在研究中会尽量避免与大猿的亲密接触，不仅因为亲密接触会暴露人类的脆弱，增大大猿袭击人类的可能性，还因为亲密接触会影响大猿的行为，让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不自然”。
在现在的大猿实验中，灌输技能的人类导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实验室里设置的重重关卡——这些难题也符合大猿在野外生活的逻辑——从中人类可以考察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寻找他们身上存在的认知系统。所以，“行为主义”时代那样惊人的结论少了，夏特克这样好看的故事也少了，毕竟科学里本来也没那么多惊世骇俗。
果壳网刊载的另一篇评论，来自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混合博士，网友“RDX”，他师从美国最重要的类人猿研究者之一 Povinelli 教授，教授由于无法说服其他持有错误立场的同行而郁郁退休。这一错误立场就是：当研究者在野外或实验环境下观察到类人猿做出看似很聪明的举动时，他们会自动排除随机行为、天生本能或对刺激做出反应等相对“低等”的行为机制，并一厢情愿地认为类人猿是调动了和人类相同或类似的行为机制。
这一立场的问题出在第二步，研究者毫无根据地自动排除了其他“低等”的行为机制。在 Povinelli 教授看来，这不仅是人类的自我投射，还源于人类的特殊地位。由于我们默认人类是地球上唯一高等、理性的生物，所以看到类人猿做出“聪明”的举动，我们会觉得是意料之外；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进化的历程中，类人猿和人类有着特殊的相似性，因此如果他们有一些近乎人类的表现，我们也会认为是情理之中。换言之，正是由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类人猿可能有高等认知机制一事，才顺理成章地捕获了所有人的关注。
但是，类人猿究竟是根据什么具体机制来做出那些看似聪明的举动，需要通过大量复杂、严谨的实验来证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动物和人类的心理认知还十分有限，这导致实验设计非常困难，研究者采取的往往是一厢情愿的态度，通过强行嵌入人际交流，我们仿佛看到类人猿做出了非常合理、符合人类逻辑的反应，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拿掉人类的活动，类人猿的反应也完全说得通。夏特克的“明猩”神话，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种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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