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天的某个中午时分，我给 13 岁的雅典娜打了个电话，她现在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她接电话时听起来就像是刚刚睡醒似的（她 11 岁时就有了自己的 iPhone 手机）。我们聊了聊她最喜欢的歌曲和电视节目，然后我问她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做些什么。“我们会去逛街，”她说。“你父母把你送过去吗？”我问道，同时也想起了自己 1980 年代读中学时跟朋友一起去逛街，享受着父母不在身边的自由时光的日子。“不是的，我和家人一起去，”她回答到。“我妈妈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然后我就跟在他们后面一点点。我只要告诉妈妈去哪里就好了。每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我就得签到一次。”
他们并不常去商场，大约一个月才会去一次。通常雅典娜和她的朋友们会一起在手机上消磨时光。我们那一代的青少年或许会占用家里的电话一整晚来闲聊。而他们则在手机上聊天，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软件发送“阅后即焚”的图片和视频。他们有时候还会保存朋友一些特别搞笑的照片的截图。“这是个不错的把柄，”雅典娜说道。（因为她还未成年，我在这里使用的并非真名。）她告诉我，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和手机一起度过的。她说，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方式：“我们并没有机会去了解没有 iPad 或 iPhone 的生活。相比于现实的人，我觉得我们更喜欢自己的手机。”
从我 22 岁还是个心理学博士生的时候开始，我从事世代差异的研究已经 25 年了。一般来说，定义一代人的特征都是慢慢显现的，且呈现出连贯性。那些已经出现的信念和行为只是持续发展壮大罢了。比如说，千禧一代极为强调个人主义，但其实个人主义的观念从婴儿潮开始便在不断地成长。我慢慢习惯了那些看着像小山丘和山谷一样的线形走势图，于是便开始着手研究雅典娜这一代人。
大约是在 2012 年，我注意到青少年行为举止和情绪状态发生了突然的转变。线形图小山坡一样的走势突然变得像陡峭的山地和悬崖峭壁一样，而千禧一代许多鲜明的特征也逐渐消失。在我对时代研究数据的分析中，我从没遇到过这类情况。而我的有些数据甚至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
独立性对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多大诱惑力了
一开始我以为这些只是暂时的，但是连续几年的一系列全国性调查都显示这一趋势依然存在。这不仅是程度上的改变，更是性质上的。千禧一代与先前的青少年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现在的青少年不仅与他们的观点不同，他们消磨时光的方式也大不一样。他们每天的经历与比他们只比他们长几岁的那一批成年人截然不同。
2012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青少年的行为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当时正逢经济大萧条结束之际，从 2007 年开始持续到 2009 年的经济大萧条对那些试图在动荡经济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千禧一代而言十分残酷。但当时也正是美国拥有智能手机人口比例超过 50%的时候。
越是对青少年态度和行为年度调查进行研究，越是与雅典娜这些青少年交谈，我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深受智能手机和随之而来的社交媒体影响的一代。我把他们成为智能一代（iGen）。这一代人在 1995 年至 2012 年间出生，从小就开始玩智能手机，上高中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一出生就处于有互联网的时代。千禧一代也是在互联网的陪伴下长大的，但互联网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随时想连就连。2007年iPhone刚刚推出时，智能一代年纪最大的那一批才刚刚进入青春期，而2010年iPad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他们才上高中。2017年一项针对5000多名美国青少年的调查发现，他们之中四分之三都有自己的iPhone手机。
智能手机及其同类产品平板电脑出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对“屏幕时代”的不良影响感到苦恼不已。但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这些设备带来的影响，它们所带来的远不止注意力下降这类问题。从青少年的社交活动属性到他们的心理健康，智能手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变化影响着美国每一个角落和每家每户的年轻人。无论贫穷或富裕，不管是什么种族背景，不论是在城市、城郊还是乡镇中，这种趋势在所有青少年中蔓延开来。只要有手机信号发射塔，就会有抱着自己手机过日子的青少年。
在我们这些青少年时期有着更加美好回忆的人看来，这看起来似乎陌生又不免让人担忧。然而，代际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怀旧以前青少年的生活方式，而是要理解他们现在的状况。有些代际变化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而有些则两者皆有。现在的青少年们觉得待在房间里比坐车出门或参加派对更为自在，他们与以往的青少年相比，也处在更为安全的环境之中。他们卷入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跟以往的青少年相比，他们也更少喝酒，也因此更不可能染上喝酒带来的疾病。
然而，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却比千禧一代更为脆弱：自 2011 年以来，青少年患上抑郁症和自杀的比例骤增。说智能一代正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一点都不为过。这种恶化很大部分要归咎于他们的手机。
即使是战争、科技飞跃和泥巴地里举行的免费音乐会等这些重大事件在年轻人成长中起着重大作用时，也从没有哪个单一因素能够定义一整代人。父母的教育方式一直在变化，学校课程和文化也是如此，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同时兴起，却引起了一种我们长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巨大震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我们给予年轻人的那些设备，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让他们变得非常不开心。
1970 年代初期，比尔·耶茨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 Sweetheart 溜冰场拍了一系列人物照。有张照片是一位赤膊的青少年站着，牛仔裤腰头插着一瓶大大的薄荷酒。另外一张照片则是一个看起来不超过 12 岁的男孩子摆了一个姿势，嘴里还叼着一根烟。在那个溜冰场里，孩子们可以摆脱父母的管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那里，他们可以抽烟喝酒，甚至在汽车后座亲热。在朴素简单的黑白照片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青少年们看着耶茨的照相机，展现出来源于自己做选择的自信，即便在他们父母看来，他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15 年后，我这一代的青春期年代里，吸烟已经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但“独立”依然魅力不减。我和朋友们商量着尽早拿到驾照，一满 16 岁就到车辆管理所预约，并且用我们新获得的自由逃离郊区社区的管束。父母问我们：“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们就回答说：“我非得什么时候回家吗？”
独立性对前几代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没多大诱惑力了。相比之下他们没有那么喜欢出门摆脱父母约束了。这种转变让人非常惊讶：2015 年的 12 级学生远不如 2009 年的八年级学生爱出门。
现在的青少年也更少去约会。X 一代把追求的最初阶段称为“喜欢”（例如“哎呀，他喜欢你！”），而现在的孩子们则称之为“聊天”，对于他们这更喜欢发短信而非实际交谈的一代而言，还真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两个年轻人“聊”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可能会开始约会。但 2015 年出去约会的高三学生只有 56%左右，而婴儿潮一代和 X 一代出去约会的比例则是 85%左右。
伴随约会活动减少的是性活动的减少。九年级学生的减少幅度最大，他们之中性行为活跃的青少年数量与 1991 年相比减少了将近 40%。现在，青少年初次性行为一般发生在十一年级的春季，平均而言比 X 一代整整晚了一年。青少年性行为减少，也造就了在许多人看来近几年青少年最正面的趋势之一：2016 年青少年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比 1991 年以来的近代峰值降低了 67%。
从《无因的反叛》到《咪走堂》，开车这项美国流行文化中青少年自由的象征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也失去了吸引力。几乎所有婴儿潮一代的高中生都会在高三春季时取得驾照，然而现在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高中结束的时候仍然没有驾照。对有些人而言，父母就是尽职尽责的司机，因此他们也不急于自己开车。“我父母愿意开车带我去任何地方，从来没有怨言，因此我总是有人接送，”圣地亚哥一位大学生对我说道。“我之前一直没有驾照，直到我妈妈告诉我她不能总是送我去上学，我才去考驾照。”她最终在 18 岁生日 6 个月后取得了驾照。在一次次的对话中，青少年们认为考驾照是因为受不了父母的唠叨。这在前几代人身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独立可不是动动嘴巴就能获得的，你口袋里得有点钱来给车子加油或买酒。在以前，很多孩子都会打工赚钱，希望借此为自己的自由提供经济基础，有些则是父母希望他们从中学习金钱的价值。但智能一代去工作赚钱的就没有那么多了，或者不怎么管理自己的钱。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77% 的高三学生会在上学期间打工赚钱，而到了 2010 年中期，只有 55%的高三学生会这么做。打工赚钱的八年级学生人数减少了一半。这种下降趋势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加剧，但是在就业机会增加之后，青少年工作的比例也没有回升。
当然，推迟承担成年人责任的并不是智能一代。作为成年人的传统标识的延迟最先出现在 1990 年代的 X 一代身上。年轻的 X 一代与婴儿潮一代一样热衷于开车、喝酒和约会，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更可能发生性行为甚至怀孕。但是当他们的青春期过后，X 一代成家立业的时间却比之前的婴儿潮一代要晚。
X 一代前所未有地延长了他们的青春期：这一代人更早地开始了向成年人的转变，却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成为真正的成年人。从千禧一代到智能一代，青春期再次出现萎缩，但这只是因为他们青春期开始得要晚。从喝酒、约会和脱离家长约束等一系列行为来看，现在 18 岁的年轻人表现得更像以前 15 岁的孩子，而 15 岁的孩子则表现得更像是以前 13 岁的孩子。现在，孩子们的童年甚至延伸到了高中时代。
为何现在的青少年要花更多时间才会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享受作为成年人的快乐呢？显然，经济和父母教育模式的转变发挥了作用。在这样一个更加看重高学历而非较早工作经验的信息经济时代，父母更愿意让孩子待在家里学习，而不是去找一份兼职。反过来说，青少年们似乎对待在家里的安排也感到满意，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勤奋好学，只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维持社交生活罢了。他们并不需要离开家去找朋友消磨时光。
如果说现在的青少年是埋头苦读的一代，那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但 2010 年后八年级、十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在家庭作业上所花的时间实际上却少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 X 一代。（努力考取四年大学的高三学生在家庭作业上花费的时间和前几代人一样多。）近年来，高三学生花在学生社团、运动和体育锻炼等各项活动上的时间基本没什么变化。考虑到兼职打工的时间减少，也就是说智能一代比X一代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那么他们把这些时间用到哪里去了？他们自己待在房间里玩手机，且经常愁眉苦脸的。
智能一代生活中的一大讽刺便是，尽管他们与自己的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度过了更多的时间，现在的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却并不比前几代人亲密。“我见过朋友和家人相处，他们不与父母讲话，”雅典娜告诉我，“他们玩手机的时候只会说‘好吧，好吧，随便’。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家人。” 与同龄人一样，雅典娜也很懂得如何摆脱父母束缚自己玩手机。她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的，但基本上都是通过短信或 Snapchat 联系。“我在手机上花的时间要超过真正和人相处的时间，”她说道。“我的床都快被我躺出印子了。”
在这方面她是个典型。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几乎每天跟朋友聚在一起的青少年人数下降了 40%以上，最近下降趋势更为显著。这不仅仅是参加聚会的孩子变少的问题，就连一起出去玩的孩子也变少了。这本来是大多数青少年以前会做的事情：学霸和体育迷、有钱的和没钱的孩子以及成绩好和不好的孩子，他们都会做这些。溜冰场、篮球场、市里的游泳池和当地的情侣聚集地，全都被经由应用软件和互联网访问的虚拟空间取代了。
你或许会认为青少年在这些虚拟空间上花大把的时间是因为那会让他们开心，但大部分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资助进行的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 ）调查从 1975 年以来每年向十二年级学生询问 1000 多个问题，并从 1991 年开始询问八年级和十年级学生，旨在得出具有全美国的代表性结论。这项调查研究会问青少年他们有多快乐，以及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在各种活动当中，其中包括面对面社交互动和运动等非屏幕类活动，而最近几年则加上了使用社交媒体、发短信以及浏览网页等问题。调查结果再清楚不过了：在屏幕类活动中花的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青少年更可能过得不开心，而那些在非屏幕类活动中花的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青少年过得开心的可能性更高。
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出现过例外情况。所有屏幕类活动都与快乐程度降低有关，而所有非屏幕类活动都与快乐程度增加有关。每周在社交媒体上花 10 个小时以上时间的八年级学生，与那些使用社交媒体较少的相比，称自己过得不开心的可能性要高出 56%。诚然，每周 10 小时确实太多了。但是每周在社交媒体上度过 6 至 9 个小时的学生与那些不怎么使用社交媒体的相比，表示自己过得不开心的可能性仍然高出了 47%。而面对面的互动则有着相反的结果。相比与朋友待在一起时间低于平均水平的人，那些与朋友一起玩的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人说自己不开心的可能性要低于 20%。
青少年看屏幕的时间越多，他们越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
如果你打算根据这项调查就如何快乐地度过青春期给出建议，那再简单不过了：放下手机，关掉电脑，然后做些与屏幕无关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当然，这些分析并不能明确证明把时间花在屏幕类活动上会让人不开心，或许只是那些不开心的青少年花了更多时间上网而已。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屏幕类活动上花太多时间，尤其是使用社交媒体，确实会让人不开心。一项研究让使用 Facebook 页面的大学生在接下来两周里用手机完成一些简短的调查。他们每天五次收到一个带有链接的短信，收到后反馈他们的情绪以及使用 Facebook 的时间。他们使用 Facebook 越多，就越会觉得不开心，但是觉得不开心并不会让人更频繁地使用 Facebook。
Facebook 这类社交网站承诺要把我们与朋友联系起来。但从调查数据来看，智能一代的青少年其实是非常孤独、混乱的一代。每天访问社交媒体网站却不怎么与朋友见面的青少年，或许会非常认同“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孤独，”“我常常觉得自己被遗忘了”以及“我希望自己有更多好朋友”这类表述。青少年的孤独感在 2013 年快速上升，并且从那之后就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个体层面来看，这并不意味着上网时间更多的孩子会比上网时间较少的孩子更孤独。通常，在社交媒体上花时间较多的青少年也会花更多时间与朋友待在一起，社交活跃的青少年在线上线下都更多地参与社交活动，而那些社交不那么活跃的青少年则更少地参与这些。但是从一代人来看，在智能手机上花更多时间并且不怎么花时间在面对面社交活动上的青少年当中，孤独感更为普遍。
抑郁情绪也是如此。屏幕类活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青少年看屏幕的时间越多，他们越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成了社交媒体重度成瘾者的八年级学生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 27%，而那些做运动、参加宗教活动甚至是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超出平均水平的青少年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则大大减少。
每天在电子设备上花三小时及以上的青少年有自杀风险的可能性要高 35%，更有可能制定自杀计划。（也就是说，这明显要高于看电视带来的风险。）一项数据间接表明孩子变得越来越孤独，且有好有坏，着实令人震惊：从 2007 年以来，青少年杀人率有所下降，但自杀率却上升了。由于青少年开始减少共处的时间，他们杀害别人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而自杀的可能性却增加了。2011 年，青少年自杀率超出了杀人率，属 24 年来首次。
有许多诱因会导致抑郁症和自杀行为，但科学技术太多显然不是其中之一。并且青少年自杀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还更高，而当时智能手机还未曾出现。而现在，美国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左右，而该药物在治疗与自杀关系最密切的严重抑郁症方面效果显著。
智能手机和这一代人正经历的心理困扰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虽然社交媒体让孩子们随时随刻联系到彼此，但关于青少年觉得自己被孤立这一老生常谈的忧虑却加剧了。现在青少年或许不怎么参加聚会，也不怎么待在一起消磨时间了，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却会不停地在 Snapchat、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记录这些活动。那些没被邀请一起参加的人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觉得自己被孤立的青少年人数达到所有年龄组的历史新高。和孤独感增加一样，遭到孤立的感觉增加很快便会带来重大影响。
这一趋势在女生之间尤为显著。2015 年，常常觉得自己被孤立的女生比例比 2010 年提高了 48%，而同期里男生这一比例则只提高了 27%。女孩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频率更高，也使得他们更容易看到朋友或同学一起聚会却没叫上自己，觉得自己受到排挤，感到孤独。有些社交媒体甚至还会让发布这些东西的青少年承受压力，因为她急切地想要得到肯定的评论和点赞。雅典娜告诉我，当她在 Instagram 上传图片时，“我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会担心他们要说些什么。要是某张照片没有得到一定数量的点赞，我会感到非常困扰。”
如今的青少年当中，女生出现抑郁症症状的人数增长也更为明显。从 2012 年至 2015 年，出现抑郁症症状的男生增加了 21%，而女生则增加了 50%，超过男生的两倍。自杀率的上升在女生当中也更为显著。尽管男女生自杀率都在上升，但 2015 年，12 至 14 岁自杀的女生人数是 2007 年的三倍，男生则是之前的两倍。男生的自杀率依然很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下手更狠，但女生也在慢慢缩小这一差距。
处于青春期的女生自杀人数更多或许与他们更容易遭到网络暴力有关。男生之间往往是通过肢体动作欺负别人，而女生则更可能通过损害对方社会地位或人际关系来实现霸凌。社交媒体为初中各高中女生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她们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欺负、排斥和排挤其他女生。
社交媒体公司当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都或多或少做了些努力来组织网络霸凌。但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或者至少可以说很复杂。Facebook 近期一份遭到泄露的文件显示，该公司一直向广告商声称自己可以根据青少年的网上行为来判断他们的精神状况，甚至能明确指出“青少年需要自信的那些时刻。” Facebook 承认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但同时也否认了“提供工具让广告商根据青少年的精神状态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这一说法。
2014 年 7 月份，北德克萨斯州一名 13 岁的女生闻到烧东西的味道时醒了过来。她的手机过热起火而且把床单点着了。许多媒体报道了此事，许多读者不禁担心自己的手机也可能会起火。然而在我看来，起火的手机并不是这个故事中唯一让人惊讶的地方。我想的是，为什么有人睡觉时竟会把手机放在身边？尽管你睡觉的时候又不能上网。而且不远处就放着个嗡嗡作响的手机，谁能睡个好觉呢？
出于好奇，我问了我在圣地亚哥大学的学生们睡觉时如何处理手机。他们的答案无不显示他们对手机的痴迷。几乎所有人睡觉时都带着手机，有些人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或放在床垫上，或者至少放在手可以够得着的地方。他们在入睡之前会先查看社交媒体，早上一醒来便马上拿起手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在手机上调了闹钟）。手机是他们睡觉之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同时也是他们早上睁眼之后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如果他们半夜醒来，他们一般都会去看手机。有些人觉得自己手机成瘾了。“我知道自己不该这样，但我就是忍不住，”有名学生谈及在床上玩手机时说道。有的人则把手机当成自己身体的延伸，甚至就像是个恋人：“睡觉时把手机放在旁边会让我有安全感。”
这或许会让人更有安全感，但智能手机却使得青少年睡眠时间有所减少：现在许多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时候都不到 7 小时。睡眠专家表示，青少年每晚应该有 9 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而睡眠时间不到 7 小时的青少年则属于睡眠严重不足。2015 年，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比 1991 年增加了 57%。从 2012 年至 2015 年这短短四年的时间，睡眠不足 7 小时的青少年增加了 22%。
这一增长不免让人觉得奇怪，它同样也是在大多数青少年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才开始出现。两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显示，每天在电子设备上花 3 小时及以上时间的青少年与那些使用社交媒体少于三个小时的相比，他们睡眠时间不足 7 小时的可能性要高出 28%，而每天浏览社交媒体网站的青少年，睡眠严重不足的可能性则要高出 19%。对儿童电子设备使用调查进行的统合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上床睡觉之前还在使用媒体设备的儿童更有可能睡眠不足，更可能睡得不好，且白天时昏昏欲睡的可能性，是未使用媒体设备儿童的两倍多。
我观察了自己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的她就已经能娴熟地操控 iPad 了。
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似乎对睡眠有特别强的干扰能力。读书看杂志超过平均水平的青少年实际上出现睡眠严重不足的可能性略低，要么读书让他们想睡觉，要么就是因为他们在睡觉的时候能放下手里的书刊。一天看好几个小时电视与睡眠减少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但智能手机的诱惑却往往难以抵挡。
睡眠严重不足与许多问题息息相关，包括思考和推理能力下降、容易生病、体重增加以及高血压等。它还会影响情绪：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和焦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准确找出这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智能手机或许是导致睡眠不足的罪魁祸首，从而引发精神抑郁，或者精神抑郁就是由智能手机引起的，从而导致人们睡眠不足。或者有其他因素直接导致了抑郁情绪和睡眠严重不足现象。但在黑暗中闪着蓝光的智能手机或许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抑郁症和使用智能手机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因此更多家长应当让自己的孩子减少手机使用。正如科技撰稿人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所报道的那样，有些硅谷高层就会遵守这一原则。就算史蒂夫·乔布斯也限制自己孩子使用他给这世界带来的那些电子设备。
真正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孩子们如何度过青春期。不曾离身的手机对他们的影响很有可能延续至成年时期。在遭受过抑郁症折磨的人们之中，至少有一半人后来再次变得抑郁。青春期是发展社交技巧的关键时期，当青少年与朋友面对面待在一起的时间有所减少，他们练习社交技巧的机会也就减少了。接下来十年，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成年人只知道在某些情境下使用哪些表情符号更为合适，却不知道该有怎样的面部表情。
我意识到，限制习惯于连接网络的这一代孩子使用这些科技可能有些不切实际。我三个女儿分别出生于 2006 年、2009 年和 2012 年。她们还不到显示智能一代青少年特征的年纪，但我已经亲眼见证了新媒体如何在她们的生活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我观察了自己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的她就已经能娴熟地操控 iPad 了。我六岁的女儿也已经要求我给她买手机了。我也曾偶然听到 9 岁的女儿讨论在四年级学生中大受欢迎的最新手机应用。让我们的孩子脱离手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比我父母那一代人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孩子关掉电视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还要困难得多。但其实督促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似乎更加重要，即使只是让孩子知道适度使用手机的重要性，也能取得一些好处。一天在电子设备上花了两个小时及以上，对于心理健康和睡眠的严重影响马上就会出现。青少年在电子设备上平均每天要花两个半小时。适当定下一些限制能够防止孩子染上一些不良习惯。
我在于青少年进行的谈话中看到了一些希望，孩子们自己也开始将他们遇到的一些麻烦和无时不刻都在的手机联系起来。雅典娜告诉我说，当她花时间与朋友待在一起时，他们往往不会看着她，而是盯着自己的电子设备。“我想和他们说些什么事情，但他们甚至都不会看着我的脸，”她说道。“他们要么看着自己的手机，要么就是盯着自己的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当你想面对面和别人说话而他们不看你一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问道。“有些伤人，”她回答道。“真让人伤心。我知道我父母那一代人不会这么做。我可能说的是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他们根本就没在听。”
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出去玩，后者却不停地给男朋友发消息。“我试图和她说些家里的情况一些发生了的事情，而她的回应就像是‘嗯嗯，没错，怎样都好。’于是我从她手里抢走了手机，把它对着墙扔了过去。”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是在玩排球啊，”我说道。“你手臂够强壮吗？”“当然，”她回答道。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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