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成员张涛近日撰文指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若硬要金融业逆周期扩张的话，“金融空转”不可避免。金融去杠杆，实际上指的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负债率高，负债与资产期限错配严重的问题。随着防风险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重中之重，未来一段时期货币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方向一定是中性偏紧的。
对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张涛发现，中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的恢复，依靠了大量的金融活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嬗变的大致逻辑，就是中国当前金融活动的频繁和扩容，已经超出了经济运行本身之所需。
但他认为，仅仅靠监管机构在监管指标和手段的技术性修复，可能很难将其纠正，甚至不断加码的监管，本身还可能成为金融异化的促成因子（监管套利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一般意义上讲，金融业具有很明显的顺周期性，即当经济运行处于下行期时，金融业将以更快的速度收缩，以保持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但在政府反危机干预和要求下，中国金融业反而出现了逆周期的扩张，且扩张幅度史无前例。”张涛说。
其中，中央政府将金融配置权暂时下放地方，令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近乎无序的增长；货币政策受国内外因素影响出现反复，导致市场预期模糊混乱，政策效力下降。
在此过程中，商业金融机构在盈利目标不断加码的刚性考核下，进行资产扩张，影子金融、理财及通道等野蛮生长，金融部类内部融资活动快速增长，即对应着宏观层面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等问题。
“现在大家讨论的金融去杠杆，实际上指的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负债率高，负债与资产期限错配严重的问题。”张涛说。
文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给非银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2005年底才刚刚突破1万亿，到2012年底突破5万亿，占资产比重4%，2014年之后开始突飞猛进，截至2016年已超过26.5万亿，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接近12%。如果再考虑银行间往来，那么在商业银行资产中，25%以上的资产是对金融部门的融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不过张涛强调，在调控上，如果将降低非银金融机构的融资杠杆等同于降低金融部门整体的杠杆，而以政策纠正，无异于“一人得病，全体吃药”，容易被系统性的市场波动打断。
从结果而言，如果央行始终能够主动掌握和调控该经济体的货币弹性，货币调控的效率就会很高。尤其2014年后外汇占款趋势性下降，控制权已经牢牢地被央行抓在手里，应尽快恢复货币弹性，否则“摁下葫芦起了瓢”就存在常态化的趋势。
除此之外，张涛认为，还需要反思两个回归：一是回归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政策的本源；二是回归金融融资本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若硬要商业金融逆周期的话，“金融空转”不可避免。
“在兼顾保证经济运行稳定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宏观目标下，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有了很多创新。但在利率市场化未完成、信贷额度管控仍存、窗口指导高频等调控环境下，一些定向的创新工具无法透过市场传递出清晰的意图，反而或多或少增添了很多噪音，逆向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些扭曲的基础原因在于让总量调控工具行使结构性工具的职能，多多少少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需要反思。”张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