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一个周五晚上，Lily独自一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办公室加班，为工作埋头苦干。然而，她的同事未待下班时间，不够下午五时就急着离开了。
“组内另一位同事来自内地，刚巧我的上司也是内地人。同事希望每个周末回上海老家，上司看着大家都是内地人，就私下通融让他早走，连假都不用拿。”Lily想起在旧公司的这一幕，不禁咕哝道。
位于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地标，亦是许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驻扎地，堪称亚太地区的商业重地。成功走入这里的写字楼，是不少香港金融才俊的“身分象征”，但今天在这里出入时，听到普通话的机会比广东话还要多。
Lily坦言，近年中国内地成为香港金融体系的主要市场，因应这种情况，金融服务业约五至六年前，开始大量改聘内地专才；到了今天，行业更是由内地专才独领风骚。她既有不满，但心知大势所趋：“是这个样子的了。”
香港金融服务业走向内地市场的今天，香港金融专才又应该往哪里走？
面向内地市场 业界转聘内地专才
不便透露年龄的Lily，八年多前加入金融业，现时在一间中资银行工作。她说，这几年来在不同机构工作，内地同事越来越多，偶而甚至会空降“背景显赫”的内地专才。
“有些是靠关系进来的，即使教育水平或工作表现，跟香港学生差不多，但人家有人脉、有背景，比你多优胜的地方，能为公司带来生意。”她语气中略感到不忿：“还有就是带来不同的工作文化，有获厚待的内地同事，天天准时五时下班，抱着‘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多点tolerance（容忍）’的想法。”
端传媒接触多名香港金融专才，均提及这种情况，但由于担心会被解雇，因而拒绝受访。Lily却坚定地说：“行业改变或会影响年轻人出路，我想为这件事发声。”然而，她也拒绝在访问中披露全名，也避谈有机会让外界辩识其身份的细节。
Lily在外国大学主修金融，2008年毕业回港。当时正值环球金融海啸，行业前境不明朗，多年来艰辛地往上爬，迎接她的却是行业转变的新景象。
早在2004年，香港银行业首次推出人民币业务。及至2015年，香港跟国家商务部签署《服务贸易协议》，香港与内地银行服务业更为密切。截至2016年12月，香港已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处理全球人民币支付量的70%。
股票市场方面，“沪港通”在2014年11月开通，2016年12月再推出“深港通”。北向及南向买卖证券的每日额度，高达130亿元人民币和105亿元人民币。两地基金互认计划也在2015年通过，根据同年统计，持有香港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68.5%来自海外。
香港越来越依赖内地市场的同时，金融业从业人员也出现明显变化。
Lily忆述，她2008年入行时的上司已是内地人，于是，为了与公司内部有良好沟通，以及面向内地市场，他们必须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在工作报告上写简体字。
“撰写分析报告时，有时会被上司challenge（驳斥）中文不好。例如，我写了‘问非所答’，但内地上司要求用词是‘答非所问’，这更成为评核工作表现的标准。”Lily对记者说道。不过翻查字典，其实“答非所问”才是正确用法。
从2011年起，她察觉外资银行开始撤离香港：“当时，有些外资银行索性将香港分支关掉了，转移到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完全没有办公室。”Lily也留意到，一些外资银行如今不再租用昂贵的中环地段，搬去租价较低的港岛东部，以削减开支。
“但读了金融反而更窄脚（意指窘迫），不知还可以做什么了。”中资银行雇员Lily
外资撤走造成职位减少，加上内地专才竞争，Lily透露，在“僧多粥少”下，不少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都感到职位岌岌可危：“投资银行都在 cut（缩减）资源，工作很容易被裁减，但大家只能跟着市场走，也会造成行内back office（内勤）工作抢饭碗。”
回想当初，Lily为了生计和前途，放弃自己有兴趣的时装设计而修读金融，“但读了金融反而更窄脚（意指窘迫），不知还可以做什么了。”她慨叹道：“更年轻的一代或毕业生，只会面对越来越多竞争，入行比我更困难，要好outstanding（出类拔萃）才有发展。”
年轻金融从业员往哪走？
早在2015年，金融发展局发表报告，指聘请内地专才成为行业趋势，相信是他们“具备网络优势、通晓中文”所致。报告指出，在2015年之前的十年，八成投资银行增聘的内地雇员超过20％，情况最为显著。
一名不愿具名的投资银行管理层对端传媒说，团队早前聘请了一名内地毕业生和一名香港毕业生，两者能力差距显而易见：“两人同样认真、有责任心，但有时内地客户说什么，香港那个连听都听不明白。即使语言能力可以catch up（赶上），但再说到对中国业务的了解、甚至国际视野，都是内地毕业生明显优胜。”
“我是香港人，当然也希望聘请一个香港人。”他无奈地说：“十年前，内地金融体制不成熟，没有很多专才。但来到今日，内地专才有了你的技术、知识，甚或来港的都是内地最顶尖的精英，一定造成很大竞争。”
面对市场变化，现届政府大力鼓励香港青年北上发展。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3年8月3日出席青年专业论坛时，鼓励香港青年专业人士“不应该将发展空间局限于香港，要放眼内地和海外”。
梁振英在2014年1月24再发表网志，提及率团访问福建时，有随团学生问他如何面对学位贬值、就业困难的问题。梁振英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消极的。积极的做法应该是扩大我们年青人的出路。我积极跑内地、跑北京，目的是透过善用CEPA等各种政策，让香港能借助内地经济蓬勃的优势，增加就业和事业发展的机会。”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理院长李兆波认同，市场转聘内地专才，令不少本地学生就业情况不理想，同时，不少学生对北上发展却有所抗拒。但他认为，问题不止关乎中港融合：“全世界变得便利，若你只想着香港这一块，一旦公司不想再在这里投资了，人家可以直接搬走。”
出身会计的他透露，有会计师行近年少了聘请本地会计系毕业生，反而心仪内地专才：“四大会计师行其中一间，跟我们直接断了联系，人家根本不愿聘请香港会计专科生。”
Lily对行业变迁尽管大吐苦水，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最终还是选择面对现实，加入了中资银行。
她坦言中资银行薪酬不低，工作时间算是稳定，即使七成同事是内地人，她也不想上心：“之前有想过转行，但不可行，我已经不是20多岁了，不停转工、换环境都是辛苦的。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原则性问题，没有踩过线，那我还可以继续做。”
但工作有满足感吗？Lily没有思索就答道：“没有。”
“希望四十岁时，可以做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中资银行雇员Lily
她回想起来，自己最初就像很多香港人一样，为了前途放弃梦想，加入最能赚钱的金融业：“我不是有钱人的女儿，大部分香港人还是会修读会计或金融吧。”奈何入行八年，她却发现自己更难找到立足点。
访问结束时，Lily许了一个寄望：“希望四十岁时，可以做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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