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所说：和火辣女郎相比，丑陋的女人更可能成为一位女权主义者，这已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为何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这位右翼煽动者，要套用简·奥斯汀的名言？在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一位警察禁止我进入这位“危险的基佬”校园巡回演讲的最后一站，所以我只能在附近的高处用我的笔记本电脑做现场直播。扬诺普洛斯那时还是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红人，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当时我觉得扬诺普洛斯的演讲很无聊：他说女同毫无幽默感，自由派太敏感，这些陈词滥调与其说他是在炒自己的冷饭，不如说他挖出了William F. Buckley的旧观点，将它们放进微波炉里过度加热直到糊成一锅粥。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之时，他又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这场庆祝特朗普胜利当选和右翼民族主义黎明将至的演讲中，引用《源泉》（The Fountainhead）或《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的段落都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大声援引了一位被许多人视为“女权主义标杆”女作家的话？ 或许，扬诺普洛斯只是看了一眼简·奥斯汀最负盛名的小说的篇名，就断定《傲慢与偏见》是一部为白人的傲慢和对少数族群的偏见做辩解的作品。
第二天，我和同事开玩笑说，身为小说史研究者的我认为，整场讲话最无礼的部分，就是他作为一位中途从剑桥辍学的学生，将英国摄政时期的小说当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奥斯汀死于1817年，而维多利亚时期开始于1837年）。此类错误也并非出人意料，扬诺普洛斯曾说起自己在虚度的两年时间里，是如何无视英国文学作业的：“我从不露面，也没交过任何论文，用乱交和酗酒代替阅读中世纪文学。”他曾在2015年如是自夸。
然而我还在思索，为什么简·奥斯汀出现在极右翼的演讲中会显得如此不协调。为了解决这一困惑，我去查找了一些资料。让我惊讶的是，对奥斯汀的引用突然大量出现在很多极右翼的网络聚集地里。就此我开始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被极右翼化了的奥斯汀主要有这样几种版本：1、性纯洁的象征；2、已消失的白人传统文化的楷模；3、她证实了男尊女卑的法则。
一些右翼作家将简·奥斯汀当作反对性革命的简称。白人至上主义者安德鲁·安格林（Andrew Anglin）是The Daily Stormer新闻网站的博主，将简·奥斯汀加进了自己对泰勒·斯威夫特的赞歌中，他称赞泰勒是“隐藏的纳粹主义者”。Vice Media的女权板块曾经引用安格林的话，他将泰勒和麦莉·塞勒斯作比较，认为在被多元文化损害的唱片产业中，泰勒是雅利安美德的榜样。“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在肮脏变态的犹太人的包围之下，依然能散发20世纪50年代女性的那种纯洁的女性韵味和天真气质，”安格林说，“她和麦莉完全是相反的。麦莉不断和有色人种男性发生性关系，她则在家抱着她的猫阅读奥斯汀的小说。”简·奥斯汀的小说在这里充当了一种逃离的出口，让人们从当今无节制的性观念逃离到那个模糊划分的传说年代（即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女性都审慎且忠贞。安格林一定没读过简·奥斯汀小说里那些为两性关系冒险的角色，比如莉迪亚·班内特（Lydia Bennet）和玛丽亚·伯特伦（Maria Bertram）。
将简·奥斯汀视为已逝美好时代的化身，不仅仅将她与女性退出混乱性爱的臆想联系在了一起，也响应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呼吁。在极右翼出版社Counter-Currents一篇很受欢迎的博客文章中，简·奥斯汀的小说世界被赞扬为未来世界“种族专制”的模范。一位评论者写到：“在族群国家（ethnostate）建立之后，我们就会重回简·奥斯汀的世界，我们男性理应也要承受一些牺牲……如果《傲慢与偏见》中的传统婚姻模式要在族群国家重新执行的话，我们也必须得现得像个绅士。”
问题是，如果说共同的文化传承是促使男性们拥有绅士行为举止的关键，那为什么简·奥斯汀的小说中仍有很多无赖？另外，奥斯汀小说的主人公们从没有对拥护民粹主义、守护培育族群国家所需的族群文化遗产表现出太大兴趣。当提到热切的爱国之情时，作者更多是用一种冷嘲热讽的语气，而不是真挚热烈的赞扬：在弗兰克·丘吉尔（Mr Frank Churchill）第一次去海布里的一个小镇看他父亲的房产时，他油腔滑调地说他要证明自己“属于这块土地”并且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爱玛开玩笑地回应：“我真敬佩您这样的爱国精神。”丘吉尔闪烁其词道，爱玛刚才见证了“我爱国精神最迸发的瞬间”。
其他另类极右翼党人则用间接的恭维，来强调简·奥斯汀作为一名著名女性作家是多么稀有难得。有一篇文章2012年首次刊登在另类右派网站上，后来被誉为极右翼的经典之作。 “男性气概”博主Matt Forney在文中认为，简·奥斯汀是打破女性平庸规律的例外：“事实上，所有伟大的领导人、思想家和艺术家几乎都是男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米开朗琪罗和拿破仑都是男人。不是说所有女人都不具有艺术、科学和军事天赋，偶尔会有，比如居里夫人、简·奥斯汀还有圣女贞德。”另类右翼就此找到了和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共同点，在布鲁姆最畅销的书《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简·奥斯汀被列入了26位最有影响力作家（包括4位女作家）。按照这样的说法，简·奥斯汀不是后世女性作家的开路先锋，而成了用来指责未能达到相同成就的女性的把柄。
极右翼的拥护者们把简·奥斯汀归于自己旗下，并不是因为他们亲爱的领袖——一个很多年没有读过一本书的人（根据他自传所说）——是一个隐秘的奥斯汀爱好者。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运动被拿来和德国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噩梦作比较，他们更想借用奥斯汀时代英国的惬意画面，借用这位有着经久不衰的热情读者和学术研究的作家，将自己在普通民众眼中的形象正常化。极右翼者们所描绘的那更好的旧日不列颠，也正好巧妙地迎合了英国脱欧派的怀旧情绪。这般引用与包装，可能会使偶然看到极右翼网站的读者认为，也许白人至上主义和主流大众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太大。
然而，这些人正在歪曲简·奥斯汀的作品，她的小说从来没有为“族群国家”描绘过什么蓝图。相反，奥斯汀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反对极端右翼运动的解毒剂。毕竟，简·奥斯汀的女主角们，最后都不再相信那些用魅惑的夸口和谎言来欺骗她们的男人们了（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的威洛比）。更重要的是，简·奥斯汀向她的读者灌输的是，拒绝相信极右翼所支持的那类独裁者的理念：她笔下的女性角色为与粗俗的男人们交往而深感懊悔（例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拉什沃思先生）——他们依靠着继承得来的财富，最初可能会迷住身边的人，但却无法弥补他们可怕的愚蠢、对礼节的蔑视以及同情心的缺失。玛丽安和玛利亚坎坷的经历为她们上了人生中的重要一课，她们最终还是学会了放弃两面派的骗子和愚蠢的名门后代。愿我们也能像她们一样，愿我们永远不会看到极右翼的“后真相”变成举世公认的道理。
本文作者Nicole M. Wright 是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英语专业的助理教授。
（翻译：马赜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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