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四篇，一起来听听英语德语译者陆大鹏的故事。
在安德鲁·罗伯茨的家中“遇见”拿破仑
2016年7月21日，英国退欧公投结束的一个月后，陆大鹏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公寓拜访了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
在这次拜访前一年，陆大鹏曾来到英国格拉斯米尔湖畔旅游，看了一场以“华兹华斯与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展览。陆大鹏经过图书区时，瞥见了一堆与拿破仑战争有关的英文著作，稍微检阅过后，他买下了其中的《拿破仑大帝》，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安德鲁·罗伯茨。
如果不是那次偶遇，陆大鹏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本书。即使在中国出版界，关于拿破仑的作品也是汗牛充栋，但罗伯茨的作品让陆大觉得很不一样：“这本书文采飞扬，内容很有分量。同时吸收了不少自己挖掘的新材料。”
作为皇家历史学会成员，安德鲁·罗伯茨以《战争风云》（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拿破仑与威灵顿》（Napoleonand Wellington）等著作闻名于世。他还是英国知识界重要的政治参与者，以当代的托利党人自诩，主张英国在全球外交与军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在英国，罗伯茨被戏称为“英国右派的诺查丹玛斯（传说中的预言家）”——这出于一次巧合。罗伯茨在他1995年的小说《亚琛备忘录》（The Aachen Memorandum）中，虚构了在遥远的2015年将会上演的英国脱欧全民公投，并且公投结局是英国最终脱离欧盟。更不寻常的是，小说里预言的脱欧支持率是51.86%，与真实世界中51.89%的脱欧支持率仅有0.03%的误差。
扎实的历史写作与近乎怪异的政治预见性，让陆大鹏对这位历史学者的兴趣日益浓厚，他萌生和作者联系一下的想法。“从谈吐就能看出他很能侃大山，罗伯茨擅长用电视、广播和网络传递自己的言论，也给英国的主流媒体写政治评论，还给BBC做过节目。总之是个很高调的人。”
去往罗伯茨家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告诉陆大鹏，这片街区云集过许多伦敦的上流人物，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
见面后，等候多时的罗伯茨对他说：“我家有些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 罗伯茨腔调十足，文雅老派，操持着在英剧里才能听到的口音与措辞。
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
在罗伯茨的指引下，陆大鹏参观了他的书房，一枚6磅重的实心炮弹被递到陆大鹏手中，罗伯茨告诉他，这枚炮弹出土于滑铁卢战场。罗伯茨还展示了自己多年收集的其他藏品，包括拿破仑本人的书信、威灵顿公爵的头发，以及大量的历史文献。
“他家就像一个小博物馆，藏品实在太多，我只能把玩一小部分。”陆大鹏感到这趟旅行物超所值。此前他就曾听说罗伯茨曾经走遍了拿破仑一生中战斗过的大部分战场，但真实地触摸到200年前那场改变世界的战役的历史遗存，还是令陆大鹏心跳加快。
陆大鹏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他毕业于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但他对《拿破仑大帝》的故事烂熟于心，并翻译过多部英美历史作家的著作。这使得两人都能够颇为投入这次谈话，他们从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参谋长的人事安排，聊到拿破仑时代军事技术的演变，甚至岔开话题谈到欧美对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忽视——罗伯茨称这一点令他恼火。
回国后，陆大鹏将他与罗伯茨的对话发表。但他表示，那次交流并未取得自己预期中的效果。“他的回答总体来说很官方，”陆大鹏言语里露出一丝挫败感，他将原因归结于自己的准备不足，“可能我缺乏‘引蛇出洞’的能力。罗伯茨其实是一个很能聊的人，但我没能让他谈得更深入。”
这次见面让陆大鹏回忆起2015年与另一位历史作者丹·琼斯的交往，丹·琼斯是罗伯茨的朋友，那次的谈话显然更加尽兴。个中原因不难理解——陆大鹏是丹·琼斯作品《金雀花王朝》的中文译者，而丹·琼斯另一部讲述玫瑰战争的作品《空王冠》也将继续交由陆大鹏翻译。
这类交流效果上的差别符合陆大鹏一贯的看法：“翻译一部作品才是对原著最深刻的精读”。
从“德棍”到“书虫”
陆大鹏在南京长大，他在成长期接触到了相对多元的文化元素。和同龄的男孩一样，儿时的陆大鹏迷恋上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英雄人物的故事如数家珍。初中时，因为获得了一部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觉得世界开始展现出稍微不一样的色彩。
这本厚重的二战史著作在中国曾以名气极大、但少有人真正读完而闻名。陆大鹏却莫名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进而开始成为一名年轻的“德棍”——这个词后来被用以嘲讽那些崇拜一切与德国有关的军事技术、并尤其关注纳粹德国在二战战场上的表现的中国军事爱好者。
“当时我还处在非常兴趣盎然、充满激情的年龄。看这些书时我还会做笔记。我最喜欢的，是威廉·夏伊勒分析纳粹的思想起源和历史起源的部分，还有他在德国当记者时候的耳闻目睹，那些章节非常精彩。”
这本书的翻译是董乐山，许多年后，陆大鹏将董乐山追认为自己翻译事业的启蒙者，他用“无可挑剔”来形容《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中译本。
董乐山，著名翻译家，译作有《一九八四》《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奥威尔文集》等
差不多同一时期，一本名叫《闪电战》的军事杂志进入少年陆大鹏的视野，以军事技术和装备数据为“干货”的出版物与年轻人的“德棍”气质一拍即合，陆大鹏成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有段时间，他对《闪电战》中记载的各项武器数据倒背如流。这让他感觉良好，但久而久之，他又感到这些“其实没什么意思”。
“那几年算是中国民间军事杂志兴旺的阶段。那些杂志从现在看，其实水平并不高，甚至很多就是剽窃国外资料。但在那个时期，大部分人对网络的运用没有现在这么好，人们需要一些这样的知识读本。”
后来的陆大鹏成为互联网领域“工业党”和“军迷”的批驳者，但他并不讳言自己早年曾经有过的“德棍”经历：“大部分男生在成长阶段都会有这种过程，或早或晚。”
《闪电战》这本杂志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其创始人左立，更是于今年9月突然离世，年仅41岁。这让陆大鹏感到伤感，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左立时的情形，当时他还在读本科，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份兼职的翻译工作。通过杂志版权页的邮箱信息，陆大鹏向左立提出为《闪电战》供稿的尝试。
左立很快给予回复，让陆大鹏翻译一篇关于英国军舰设计史的短文。陆大鹏很快完成了任务，双方的合作就此开始。
“如今回看，我当时翻译水平很差，几乎不愿意承认是自己译的。”但同时，陆大鹏也承认，这些译稿为自己提供了锤炼的机会，“翻译有点像竞技体育，需要维持训练频率和熟练度，如果搁置一段时间可能就手生了。”
陆大鹏的专业是英美文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去阅读菲茨杰拉德或者托马斯·哈代的意义是什么？
“经世致用”才是吸引陆大鹏的永恒主题，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图书馆里，陆大鹏开始尽量释放自己的兴趣，他从斑斓阅读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开始阅读，这套丛书目的性极强，每册以专题形式讲述一个影响世界的通识理论，通过这套丛书，陆大鹏系统了解了政治学、犹太教、凯恩斯主义等。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满足。
“这些所谓的‘干货’，让当时的我觉得比读乔治·艾略特、莎士比亚或者莱辛更重要。”
陆大鹏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人物传记，他是“英雄史观”的支持者，陆大鹏希望了解改变历史的那些关键叙事，其中包括爱德华·吉本的作品。
吉本生活在18世纪，他撰写的史书《罗马帝国衰亡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历史的扛鼎之作，兼具史学和文学价值，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无数人都受到过这部历史作品的鼓舞。一开始，陆大鹏接触吉本的目的也颇为功利。
“当时我觉得需要补充关于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大略’方面的知识，比进行纯文学阅读重要得多，”但在正式地阅读爱德华·吉本后，陆大鹏的感受和初想时并不一致。“我才体会到，吉本最杰出的首先是谈基督教的文字，其次才是史书的文学价值，反倒是史实部分，这些知识已经被后人更新了。”
至今陆大鹏还记得那个位于地下室的图书馆墙角里，有一台嗡嗡作响的抽湿机。陆大鹏最爱去其中一个房间，那儿堆满没有标签、因此无法通过电子系统检索的书，架子上尽是厚厚的灰尘，陆大鹏总是能一个人在里面待几个小时，仿佛自己就是托尔金神话里深入矿脉的掘宝者。
与罗杰·克劳利的“相遇”
对纯文学“无用”的怀疑，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陆大鹏自翻译出道以来至今都以“社科题材译者”示人的形象。
2014年，对陆大鹏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与一群来自北京的出版人相遇，他们正运营一个新兴的出版品牌——甲骨文工作室。此时的甲骨文正打算推出英国作家罗杰·克劳利的系列作品《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这三本书分别截取了地中海历史中的一叶，讲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及其他地中海势力的历史，被称为“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陆大鹏早就是这套作品的粉丝，他曾经向国内多家出版公司推荐购买这套著作的版权，全部无果而终。最后，陆大鹏给罗杰·克劳利的经纪人写了一封邮件，说，将来一旦卖出这套书籍的中文版权，可以考虑由他承担翻译任务。
罗杰·克劳利，历史学家。出生于英格兰，曾久居伊斯坦布尔，并对土耳其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数月后，版权方如约向甲骨文工作室推荐了陆大鹏。接洽之初，陆大鹏坦言自己只对《1453》感兴趣，最终他被说服同时接下了《海洋帝国》的翻译，第三部《财富之城》则交由另一位译者完成。
罗杰·克劳利此前在中国读者中并没有太大名气，而远离普通读者趣味的故事内容也让三部曲的卖点打上了问号。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这套讲述地中海历史的非虚构作品至今已经加印至6万套、18万册。
从《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开始，陆大鹏以惊人的节奏不断推出新译作，《金雀花王朝》、《阿拉伯的劳伦斯》、《恺撒：巨人的一生》、《伊莎贝拉: 武士女王》、《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陆大鹏喜欢提起台湾翻译家邓嘉宛的勤奋，“我其实并不快，总是有人效率会比我高。”他对自己翻译效率高的另一种解释则是，自己翻译的往往是表意准确的社科类著作，翻译难度要小于文学作品。
陆大鹏精通英德双语，法语也做到能够阅读。同时，英德法文维基百科、谷歌地图、《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均是他的重要助手。如果这些仍然无法解决问题，他就开始查阅专业工具书或学术数据库（如muse/jstor），以及谷歌搜索引擎。在后来翻译作家鲁西迪的作品时，陆大鹏甚至还会请求印度朋友协助翻译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段落。
文化隔阂是翻译中最让陆大鹏感到头疼的问题，诸多英文世界里的文化宗教政治概念、官名、机构名，难以找到合适的中文翻译。这类活计干久了，陆大鹏产生了一个颇有禅意的理解：译者想要给书中混乱的世界强加一个逻辑性强、前后一致的秩序，往往变成徒劳。
从认为文学“无用”到发现文学价值
2016年，一贯徜徉于英雄伟业题材的陆大鹏，忽然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翻译出版了朱诺·迪亚斯的爱情小说《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令许多关注他的读者大感意外。
陆大鹏说，这是受到怂恿的结果：“当时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向我推荐了这部小说，并且他认为应该由男性译者来完成这部小说的中译本。”这激发了陆大鹏尝试更高难度的翻译作品的兴趣，好在迪亚斯的这本小说并不厚重。
很快，成品被交到了出版社，对方感到满意，陆大鹏也松了一口气。问及他在完整完成一次纯文学作品翻译后的体会，陆大鹏回答：“体会就是我之前判断对了，确实很难翻译。”
朱诺·迪亚斯，美国当代作家，1968年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六岁随父母移民美国
与措辞严谨的社科历史类作品不同，文学作品对于语境、语意以及各种描写中的隐喻修辞的体认拿捏均有极高要求，稍不小心就可能失去原著中的意味深长。
在过去，陆大鹏对纯文学作品时常感到一种畏惧与不屑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情。这个想法在陆大鹏成为图书翻译者的这些年间开始动摇，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重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陆大鹏心中开始闪过念头，自己原先追求的实用主义的读书方式其实并没有那么有价值。
这一想法在他读完伊朗裔美国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的作品《想象共和国》后更加强烈。在这本书中，纳菲西批评了美国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由于多年来在基础教育上的危机感，美国的教科书不断剔除审美文学，而增加历史、商业、政治等实用文学元素。这类措施的支持者不在少数，在2015年，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甚至公开宣称“美国需要更多的焊工和更少的哲学家”。
“开始我不太同意纳菲西，但后来思想上有了转变，”陆大鹏开始反思自己多年来对于纯文学的不屑情绪，“譬如读二战的历史书，我确实会知道很多知识；读荷马史诗则更多是审美的享受，两者的效用其实不一样。纯文学表面上对我们帮助不大，但可能触及的深度要超过实用文学。”
陆大鹏沉默数秒，然后半开玩笑道：“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我决定从第二天开始要多读纯文学的作品。”
心里也有个创作者的梦
偶尔，陆大鹏也曾透露过自己的创作野心，他期望将来自己也能创作一部严肃的作品，而且一定是虚构题材。但他承认，至今对于这个念头没有更具体的规划，“目前我还处在积累人生阅历的阶段。现实主义的虚构题材，会格外难写，也会格外难出版。”
成家以后，陆大鹏有时会冒出尝试创作儿童文学的想法，他曾打算将自己生活中灵机一动的碎片想法连贯起来，写成一个动物故事，为此他写了一部分素材。“好的儿童文学是非常美妙的。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批原创作者。”
对于时下国内流行的非虚构创作，他面露不置可否的表情：“我现在写也可以写，但说实话，不仅是中国，全世界每年生产的没有价值的书实在太多了，我没必要再去增加一本。”他停顿了一下，“就像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一个中国人不可能写得比蒙蒂菲奥里更好。”
陆大鹏明年即将出版的重头译作，正是蒙蒂菲奥里的关于沙俄帝国宫廷历史的新作《罗曼诺夫王朝》（The Romanovs: 1613-1918）。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前辈是谁？
陆大鹏：美国人William Weaver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翻译家，他翻译了艾柯和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尤其他的英译本《玫瑰之名》是了不起的杰作。另一位美国人Gregory Rabassa的英译本《百年孤独》如行云流水，我如痴如醉地读了许多遍。
我不懂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但通过这两位译者的英译本，能够管中窥豹，领略大师风采，已经心满意足。而且这两位的英文功力本身就非常棒，是学习英文写作很好的榜样。
我喜爱的另一位翻译家是村上春树的英语译者，美国学者Jay Rubin，他是研究日本的专家，翻译作品很精彩。他的英译《奇鸟行状录》《挪威的森林》都让我难忘。
中文译者方面，我很喜欢的一位是董乐山先生，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是难得的佳作，并且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正是因为读到这两部作品由此对纳粹德国历史产生了兴趣。
草婴先生的托尔斯泰中译本，我从中学时代起大多读过，受益良多，对他非常敬佩。
界面文化：对你而言这几位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陆大鹏：他们都圆满地完成了翻译家的使命：为读者打开一扇扇窗，去看外面广阔的世界；并且他们的文字本身是智慧的结晶。乔治·R.R.马丁在《冰与火之歌》第五部里说：“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读书的人只有一次生命。”（A reader lives a thousand lives before he dies...The man who never reads lives only one）优秀的翻译家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其他的时空，让我们多活几次。他们是伟大的。
界面文化：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陆大鹏：前几天偶然在豆瓣上看到某读者对某书的评价：“翻译太差，一定是直译的。”这很奇怪，难道直译=差？关于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翻译理论家的论述了。不过我觉得，翻译理论家和翻译者的视角还是不大一样。我只能从翻译者的视角来讲讲，抛砖引玉。
我以前觉得，自己的译文还是比较近原文的。但最近有朋友说，我的译文距离原文比较远，都是用中国话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
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素来认为，翻译的目的或者使命，就是把原文的意思用中国话表达出来。翻译是为不懂外文或外文不够好的读者服务的，所以我觉得，意义的顺利转达比表面上的字面忠实更重要。简而言之，就是说中国话。那么，按照刚才讲的那位豆瓣读者的说法，就是意译吧。
当然，另一方面，在外国的文化背景里，我尽量避免使用中国文化味道太浓的表达。当然不是说完全排斥中国成语、熟语。举个例子：比如在讲英国中世纪时，“朝三暮四”是可以接受的说法，“朝秦暮楚”是不可以接受的。
界面文化：你最希望翻译的一部作品是？
陆大鹏：倒还真没有特别渴望做某一部作品。很简单：好书太多了。我希望能做出一两部水平高、受读者欢迎，而且不会速朽的作品。也许这个想法可能过于野心了。
界面文化：当一部译作出版后，你对于人们的挑错是否会感到心惊胆战？
陆大鹏：对于读者挑错当然是欢迎的，因为这是别人在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免费帮我校对。很多读者朋友通过微博、豆瓣等渠道给我提意见、挑错，我都是欢迎的。举个例子，《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里有个地方讲到quartertone，我是个乐盲，望文生义地译为四分之一拍子，有位读者指出，应当是四一拍，即四分音节为一拍每小节一拍。这是一次让我特别高兴的纠错。
当然另一方面，对不具体的、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这本书不好看”“这本书里人名太长，记不住”（《金雀花王朝》受到过这样的批评）“封面难看”“这本书太浅”“这本书太难”，我也有权“呵呵”，对吧。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是否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陆大鹏：我和很多同行，包括欧美同行交流过这个问题。在英美，翻译家们大多也觉得自己得到的报酬太低，与自己付出的劳动不相称。他们的收入里，版税稿酬和字数稿酬都有，在考虑了物价、汇率等方面因素之后，仍然比中国的水平高很多。
不管是什么行业，我猜很少有人会嫌自己得到的报酬多。大多数人似乎都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金钱的数量是一方面，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相信极少有人会仅仅为了金钱而从事文学翻译。但金钱显然是很好的表达对译者尊重的手段。只能这么说：翻译和出版都是很辛苦的工作，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界面文化：你对目前中国内地翻译稿酬的合理价位的计算方式有过思考吗？
陆大鹏：我寄希望于出现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出版业，出现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市场。当然那个时候说不定稿酬会比今天还要低。
界面文化：对于如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你怎么看？
陆大鹏：今天的工具和获取信息手段远远超过前辈翻译家的时代。这是时代和技术进步赋予青年人的。在电脑上查字典肯定比搬着笨重的纸质词典要方便吧。打字肯定比手写誊稿要快捷方便，也更容易修改。我们今天获取知识比以往要方便很多。只要你有足够的基础，足够的耐心，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容易搞清楚的。何况我们站在前人的知识积累基础之上。即使我们今天做得比前辈们好，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当然事实上我们做得比前辈好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界面文化：这些辅助工具在你的翻译生涯中占据的分量如何？
陆大鹏：占据核心位置。最好用的是英德法文维基百科、谷歌地图、《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这些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如果还没有，就是各种专业工具书（很多都有数字化），比如宗教方面的。然后可以查文科的学术数据库（大学生都知道的，如muse/jstor），谷歌搜索也有帮助。最后就是问人。感谢互联网，可以把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在一起。比如，我翻译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书，里面有许多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我就通过网络咨询一个印度朋友。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陆大鹏：我想应当是这样吧，因为即便不是翻译，一般的语言也在有这样的分化，而且之间割裂越来越厉害。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可能未必知道很多网络语言是什么意思。有这样的分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中文化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陆大鹏：是的，文化问题是最最难解决的，具体到我的翻译工作来讲，就是很多文化宗教政治概念、官名、机构名等，往往需要绞尽脑汁来寻找合适的翻译。麻烦的是，中文译者要背负中国文化的框框（有时是包袱），可以说是戴着脚镣跳舞。而且译者妄图给混乱的世界强加一个逻辑性强的、前后一致的秩序，往往也是徒劳。
比如，熟悉欧洲中世纪史的朋友知道，作为官名的marshal、constable、chancellor、steward，都是很难翻译的。罗马史上的很多概念，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译法，往往只能因循前人的错译。再举个最近困扰我的例子：
德语Prinz 这个词，在英语里被非常轻松地翻译成prince。然而中文译者就要头疼了。简单地将Prinz 翻译成“王子”或“亲王”，显然不合适，因为简单地讲Prinz是大诸侯（包括国王）的儿子，一个公爵的儿子是Prinz。你会把公爵的儿子称为“王子”吗？如果把他称为“亲王”，会不会让中国读者误以为儿子的地位比父亲高？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尽力研究前人有无合适的翻译，当然前人的译法有时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会根据“它实际指的是什么”的原则来自己造一个词。我努力做到前后一致和维持逻辑，但往往并不能如愿。
陆大鹏译作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斯科特·安德森著
陆大鹏：拙译《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关于T.E.劳伦斯的最新著作，他不再是电影里和他自传《智慧七柱》里高大全的英雄。他甚至像清末在中国混的某些洋人，如干涉太平天国的洋枪队，有投机商和冒险家的成分。他精于算计，擅长尔虞我诈、玩弄他人。作者说劳伦斯是kingmaker，他果真有着很大野心和不可告人的私欲吗？
《伯罗奔尼撒战争》
唐纳德·卡根著
陆大鹏：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近三十年里，古典世界被一场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那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其历史背景之下，这场战争的戏剧性、决定性和毁灭性可以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作者唐纳德·卡根目前美国研究古希腊的最高权威之一，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应当说是本话题的决定性著作。他讲古希腊历史的耶鲁大学公开课也非常值得推荐。
《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
丹·琼斯著
陆大鹏：该书从亨利一世末年讲到理查二世被废黜，覆盖了百年战争（主要是爱德华三世在位时期）的前半段。后半段发生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时期。另外，《金雀花王朝》的续作将会重点讲玫瑰战争。
陆大鹏：英德文译者。生于198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就职于译林出版社。译作有《伯罗奔尼撒战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财富之城》《阿拉伯的劳伦斯》《恺撒：巨人的一生》、《伊莎贝拉: 武士女王》《你就这样失去了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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