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如今已变成备受关注的公共话题。11月9日，张林二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讨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讨论时称“今天这场公开的学术问题讨论估计有几十万人在网络上同时观看”。
早前的争论发生于8月底。8月21日，林毅夫在上海一个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研讨会上做了《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报告。4天后，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做了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演讲，反驳林毅夫的观点。之后，二人又分别撰文将讨论推向高潮，众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就这一问题发表各自观点。
产业政策“全民大讨论”的背后反应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以及二者之间功能定位的问题。
今天的讨论从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展开，二人对于产业政策的定义略有不同。
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政策措施。产业政策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像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还有各种补贴、对研发的补助、政府为发展某种产业给特定产业的垄断权力或说限制竞争，以及政府用采购的方式支持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产业政策。
张维迎直指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他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政府对私人产品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优惠等。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以及普遍性的政策都不属于产业政策。
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简而言之，张维迎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则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
林毅夫举例称，根据剑桥大学张效准教授的研究，自16、17世纪英国追赶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荷兰，到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到20世纪日本、亚洲四小龙追赶美国，它们都使用了产业政策。
另外，林毅夫根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和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罗的研究称，二战后13个最显著的经济体发展的共同特色是：开放经济、宏观环境稳定、高持续高投资、有效的市场以及积极有为的政府。这13个经济体中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
张维迎则根据1990年代之后大量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称，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他引述刘鹤和杨伟民在《中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称，计划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计划，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产业政策的讨论离不开“有效的市场”。而关于如何塑造有效的市场，张维迎和林毅夫对此观点也不一致。
林毅夫在演讲中强调，“我讲一方面要有效的市场，一方面要有效的政府，”并不是只讲政府，不讲市场。
他举例称，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是不是能够成功，除了决定企业家精神和才能之外，还决定于这个产业所应该有的软硬基础设施是不是完善。在这种状况之下，还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这些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供给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因势利导有为的政府。
“就像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产业政策的要义。”林毅夫说，可以让一部分产业先发展起来，由此创造更多可支配的资源，以此完善其他地方的软硬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张维迎说，“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张维迎认为，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因为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
另外，他指出，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张维迎认为，他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张维迎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
而谈到比较优势有没有意义？张维迎认为，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距很大，谈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人口密集的地方劳动力不够，这就显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离开了企业家谈比较优势没有意义。
对此，林毅夫称，他讲的政府按照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是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迅速地把比较优势是这一潜在的状况变成实际竞争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还称，他和张维迎是30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可以说是做到不同而和，对于学术又是非常认真的学者，只有这种针锋相对的讨论，大家的学术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