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强化（也就是说多多赞美别人！）文化正大行其道，尽管如此，人们会对那些过于慷慨地给出赞美的人很自然地产生怀疑。他们也许会寻找某种语言表达方式，为社交变得更顺利一些，但还是会对那些过度赞美的人心生警觉。
背后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一连串的赞美往往会不小心透露出不真诚和别有用心的意味。人们对赞美的反应也能说明问题。马克·吐温在《傻瓜威尔逊的新日历》（1894年）的一个章节题词中写道：“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也比一句贵贱通婚（意思是不平衡的、有所倾向的）的赞美更容易承受。”这里的“贵贱通婚（morganatic）”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其本意是用来形容特定的跨阶层婚姻，在这种婚姻状态下，一个出身上层的人与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结婚，而且不管是出身低微的伴侣还是他们生下的子女都无权继承来自高阶层这个人的头衔或者财产。马克·吐温似乎是借这个词来表示，社会地位不平等与接受赞美带来的焦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那些被赞美的人有可能特别不善于接受赞美。有一些现成的、经常被使用的策略可以用来应对赞美，比如，最常见的例子是，有人说“你的外套不错”，被夸的人马上就会说，“我喜欢你的裙子”。接下来，另一方的反应可能会更加谦虚：“哎呀就这破玩意儿？看上去像从垃圾堆里捡的啦！”
但是，为什么人们无法坦然地接受赞美呢？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可能是，赞美让他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接受赞美有违谦逊的社会规范，而反驳或不认同别人的恭维，又会破坏赞美原属的社会功能。
这种说法或许可以说明问题的一部分，但却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用一句中性的“谢谢”作为回应。事实上，对赞美人表示感谢，也就意味着接受赞美，这在本质上会让你有所亏欠。任何一个学习过市场交易的学生都能理解，你不能只接受别人的赞美，而不提供任何回报。
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能意识到什么时候该做出交换；但在一些少见的情况下，比如人们没准备好回馈什么礼物，这时他们会被内疚感所困扰。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接受礼物会让人觉得自己成了欠债者，被困在了某笔经济交易中。人们不喜欢这种有债要还的感觉，往往希望尽快偿还来消除这种感知上的不平等。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担心，私人之间的礼物馈赠已经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仪式。不可否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是不情愿送礼的。这种不情愿往往不是来自送礼这件事本身，而是来自选择礼物的过程。
送礼好像一种义务，一种无处不在的义务。当然，爱人、朋友和家人之间也会相互送礼，不过这些人我们足够熟悉也会高兴地为之挑选礼物；但在那些“白象礼物交换”或者“秘密圣诞老人”等社会活动中，送礼的范畴就超越了我们熟悉的这些人，挑选礼物的过程就变得不那么愉快。
在这种不得不送礼的情况下，比如，给一些从来没交谈过的同事送礼物，人们往往会参照商业指南或使用预先印制的卡片对付了事。即便接受馈赠的人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人们还是希望能尽可能少地在挑选礼物上下功夫。
如果说送礼变得越来越事务化了，以至于送礼物和收礼物都失去了最初的本意；那么，赞美也是如此。
赞美迫使人们做出选择：要么履行义务回馈别人的赞美，要么让自己屈服于愧疚感下，这种强迫性的选择是商品交易社会的固有属性。问题在于，如果赞美只是交易，时常有亏欠感其实就是一种常态。然而，要想克服对赞美所持的固有思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与经济形式。这是个很难实现的目标，但这或许是阿多诺和德里达希望的，真正的礼物吧。
本文作者Shivani Radhakrishnan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她专注于法律、政治哲学、认识论和道德等课题的研究。
（翻译：周依帆；编辑：闫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