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文化沙漠”四个字。香港有文学吗？或者香港有文化吗？这是一个常常被文化圈常常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尽管这里有全亚洲最大的书展，尽管这里还有西西、刘以鬯、也斯这些不容被忽视的一串作家名单。
近日，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讲座教授陈国球写作的《香港的抒情史》一书已完稿，马上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抒情脉络书写的“香港文学史”。为什么要挑选香港为书写文学史的对象？首先，陈国球希望将香港作为一个流动的、承载的、传播的文学空间，将香港文学视为活的，生活在身边的文学。因此香港文学应该既包括本地人或者外地人在香港写作的作品，也包括在香港阅读的，传播的作品。“香港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不一样的空间……许地山曾经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萧红、戴望舒等人曾生活在薄扶林，以前老师没有跟我们讲这些。”
其次，他也并不同意“香港没有文化”的流行说法，因此他曾主编了《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香港文学大系》等作品，试图整理无人问津的香港的文学学术积累，发现香港文学之间内在的联系。而《香港的抒情史》正是这一整理的延续，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陈国球说，“没有文学史意识支援的文学欣赏，只是猎奇搜趣”，与陈平原对当今高校教授批量撰写文学史的批评不同，他认为，“文学史是对过去的一种理解，文学史不应是定于一尊的书写。我觉得应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文学史应该可以看得到作者背后的思考。”
对话
界面文化：为什么要选择“抒情”作为“香港文学史”书写的脉络而不是其他？抒情是什么意思？
陈国球：过去有关“香港”的公共论述，只聚焦于“经济”、“商贸”等物质层面，对香港文化尤其人文精神的面向，存而不论，或者轻忽蔑视。这种“实利主义”的观点，往往忽略了人心幽微之处，很难真正讲出香港的特色。“抒情”本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倾向，重视“主”、“客”与“物”、“我”之间的感应互动；我以为香港文学一方面存有这种文化底蕴，又结合了“现代性”对“主体”意义的探索；这是我从“抒情”角度观察香港的基础。
界面文化：从抒情角度，这本书与之前和王德威教授合编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关系是怎样的？
陈国球：我和王德威教授合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是因为大家不约而同意识到文化传统孕育出一种文学精神，这种精神之赓续，有其继承的一面，也有其变奏的一面；我们今天观察现当代文学境况，当然看到其日新又新之处，但也要留心其中传统资源有没有能力提供支援，以应对各种变异。《抒情之现代性》一书对相关的文学论述谱系作出考掘，这对我思考香港文学与文化的问题，有直接的帮助。
界面文化：这本书的香港的抒情史由哪些作家组成？他们分别从什么程度上构建了香港的抒情传统？
陈国球：我在书中自序说：本书各章并不构成线性叙述的《香港抒情史》，而旨在考掘各种进路，走入“文学香港”，研诘其中“抒情”的史绩。全书共有三辑：第一辑试图说明“香港”及“香港文学”作为一个知识论的概念，可以如何理解，其边界与内涵可能牵涉的问题。我特别关注“香港”在不同的文学观照下所呈现的面貌：中国大陆文学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放眼香港；台湾在不同时段的香港观感；以及香港本土的自我意识、殖民统治者的目光等。
第二辑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与文学关系作焦点，重点在“召唤记忆”与“建构想像”之间的回荡；当中论及的人物包括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袁振英、视野开阔的《红豆》杂志主编梁之盘、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锋马朗、主持“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与《好望角》杂志而影响港台两地的新批评健将李英豪、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出现但意义远远溢出的小说家李碧华等。
第三辑选样讨论不同时期在香港这个文化空间出现的“抒情”文本：如在香港以至岭南流传超过一个世纪的“南音”《客途秋恨》、抗日战争期间于香港发表而影响全国的徐迟《抒情的放逐》（1939年）、上世纪五十代面世但传承变奏不断的崇祯遗事粤剧《帝女花》（1957年），以及六十年代南来香港的文化人华盖与香港本土诗人鲸鲸同以一条重要街道“弥敦道”作抒情对象的散文和现代诗。
界面文化：香港的流行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通俗文学，比如亦舒、倪匡、金庸在这个文学史里占的地位是怎样的？
陈国球：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要能守常又要变通。文学之义在于以最合宜的语言表现深刻的生活与生命体验，如果亦舒、倪匡、金庸能完成这个任务，而又造成影响，则文学史书写者当然有责任把他们的作品纳入书写范围。我相信今天若有人要写香港文学史，不会遗漏他们。我们要反省的是，在流行文化主导的生态中，我们可以留有多少空间给默默耕耘的严肃文学创作人，我们如何体认香港不少被遗忘的“异色”、“小众”。
界面文化：现在进入主流华语文学圈的香港作家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西西、也斯和刘以鬯，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文学成就的？
陈国球：这几位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严肃文学创作人。他们不能说是香港文学的典型，却又各自建立出卓越独特的风格。香港作为“文学空间”，就是有可能让这些别有“异色”的文学家表现他们的活力。我期盼香港文学在公众意识中占有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则我们对西西、也斯、刘以鬯的贡献，会有更深刻的体认与欣赏。
界面文化：在《香港的抒情史》序言中你提到撰写香港文学史的各种问题，并要从本地来写香港文学史，那么你认为“本地”书写文学史和“外地”有什么不同？
陈国球：我认为香港文学有必要有更多不同角度的论述；过去香港的公共论述很缺乏文化关怀，这是殖民统治刻意营造的文化环境。大家以香港为“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无暇也无心去认清自己的土壤文化，以及这文化所从来、所可往的各种因缘。但这不表示香港没有文化，它的文化正是在这个独特的环境中蕴酿出一种异色魅力；在今天全球化与后现代的汹涌浪潮中，香港的境遇或者是可供参照的文化史例。
然而，至今为止，却未有一本由香港人写的本地文学史；中国大陆以非常有限的文献资料写过几种香港文学史。事实上，文学史的书写权在现今的开放社会本来就无所谓“垄断”，谁人都可以按各种需要对一个范围的文学累积作出整理、加以叙述。只是在地的文化人更有条件就身边的文化资料作整理爬梳，同时更有能力从中纂要钩玄，突显在地的关怀。可惜正如前说，香港过去的文化政策都是“贵远鄙近”，没有保存或者发扬本地文学文化的思考。我希望这种思考能够真正进入香港的公共意识。
界面文化：在第一章里提出了香港作为一个文化空间，是突出地域的流动性和文化的丰富性吗？是不是可以类比近来学界流行的华语文学圈的提法？
陈国球：是的，我认为以“文化空间”的概念去理解“香港”，突出这空间的流动、承载，与传播的力量，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史书美与王德威提出“sinophone literature”或者“华语语系文学”，是仍在发展中的学术概念与论述；不同华语地区各有其面前的文化政治，这个论述方向很有参考价值。
界面文化：延续上个问题，可能都存在身份认同、创伤记忆、后殖民时代的种种问题， 香港的文学史写作比如与台湾、马来西亚华语文学又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呢？
陈国球：如果我们同意“文化认同”是一种建构，是“想像的共同体”，则可以思考这些“想像”的根源与基础，以及不同时空的各种际遇与遭逢。文学经验带来的就是在各种同与不同的境况下的当下反应与事后省思的参照。我不相信有一种置诸四海皆通用的文学史书写模式，每个地域的历史与文化经验都不尽相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切入方式。即如“华语”，在台湾、在新马、在香港，都有不同的意义，相关的历史书写只能作为借鉴；撰史者有必要保持一种清醒开放的态度，不能自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
界面文化：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在新书《六说文学教育》里提出，文学史的意义可能最初在于便于专业教学？你对于文学史的期待是什么？
陈国球：我认为人文教育与文化经验有关，而经验有必要经过组织梳理成一定的系统才能掌握、才可以传承授受；没有历史意识支撑的文化知识，很容易碎片化，更易于被别具用心的人挪移利用。当然我们也要常存疑问之心，去思考这些组织知识的“大论述”的基础，同时考虑其他论述角度的可行性。我们要求的应是不同论述的可能，而不是放弃所有论述。文学史论述可以如是观。虽然我没有看过陈平原教授的《六说文学教育》一书，但我对他的文学史思考颇为熟识。你提到的可能牵涉大学课程的技术操作问题。文学史意识与文学史书写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界面文化：陈平原也有这样的批评，认为书写文学史是很大的工程，但是并不是必要的，因为文学史不像专著必须有妥协之处，但是各个高校教授却偏偏很喜欢编文学史，把文学史当做是“建功立业”的表示，你是怎么看的？
陈国球：正如我刚提到，高校教授如果以编教学用书为职志，则其功业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但如果他要创立一家之言，而真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之，我们要庆幸多出一个司马迁。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的看法比较简朴，我们的岗位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的责任：传承文化。中文系的老师都会用心引导学生欣赏文学；但我相信，没有文学史意识支援的文学欣赏，只是猎奇搜趣，谈不上文化传承。
人物简介：陈国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及理事。研究范围包括文学史学、中国文学批评、中国诗歌与诗学、香港文学等。著有《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1986）、《胡应麟诗论研究》（1986）、《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情迷家国》（2007）、《结构中国文学传统》（2011）《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