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组心理学家对一群学龄前儿童做了一场实验。这些科学研究人员发给孩子们一个由很多塑料管组成的玩具，每一只管子分别有不同的功能：一只一按就响，一只发出亮光，一只奏出旋律，还有一只内藏小镜。对于其中一半儿童，一名实验员走进房间——看起来是“偶然间”——按到那个会吱吱响的管子。“哎呀！”她惊讶道。对于另外一半儿童，研究人员行为更加刻意，就好像一个老师。“啊看我这灵巧的玩具！让我来向你们展示它是怎么玩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有目的地按响发声器。接着，孩子们被单独留下来摆弄这个玩具。
在“偶然”实验组里，孩子们自由地摆弄玩具，随机玩出不同花样。通过试验，他们发现了管子全部的不同功能：灯光、音乐、镜子。另外一组，孩子们被老师有意教导如何操作这个玩具之后，摆弄它时就更加拘谨受限，重复着一种玩法。他们一遍一遍按响那个发声器，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玩具的其他种种功能。
对于美国发展心理学家Alison Gopnik来说，这一实验揭示了现代子女养育中一些根深蒂固的缺陷。父母试图——老天知道，我们试图——帮助自己的孩子从搭乐高的宝塔到参加中考会考，赢得生命中一系列的关卡。但是在这一过程中，Gopnik指出，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恰恰是限制了那种我们本想培养的潜能。她严厉责备了“那些想要把自己3岁大的孩子塑造成哈佛新生”的父母们。据Gopnik书中所写，当儿童被放任自由探索时成长最快——像“偶然”实验组的孩子们那样。他们从我们犯的错误中学习到的，跟听从我们的指示学习到的一样多。“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塑造孩子的思想；而是让那些思想去探索这个世界允许的所有可能。”
“我们为什么要幻想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培养一个孩子？”
在这场精彩而又富有激情的抨击中，Gopnik的中心论点是，富裕的现代社会养育儿童的方式是错误的。中产阶层家庭养育孩子的方式是冲着有朝一日证明他们是对的，这让他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我们谈论着好的和差的子女培养。我们接送他们去足球训练和芭蕾舞课；再后来，催促他们得到爱丁堡公爵奖(Duke of Edinburgh Awards)。我们每晚焦虑地搜查他们的书包，或者因为没能做到这些而感到内疚。我们担心他们有没有得到充足的睡眠，交到足够多的朋友。有个倾向是我们不停地质疑自己的选择。我们做的太多还是太少？我们是在过度保护他们还是远远不够？
对于Gopnik来说，这些完全是错误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照看孩子想成是要“培养孩子”。她在书中写道，父母养育子女的问题在于，人们把照看孩子当作一种工作而不是一种爱的表达。把照顾孩子当成了工作，那么父母注定会感到不满意，因为它是一种不可停歇、吃力不讨好、又苦又累还没有薪酬的职业。但它是“一种相当伟大的爱，至少我们大多数人如此认为”，Gopnik补充说。
子女养育的模式假定父母总是积极的，孩子总是被动的，但是Gopnik希望我们把它想成是一种相互作用，像是跳舞或者生活中其他重要的关系。“作为主妇不是要从事‘煮妇’，作为朋友不是要时时‘友助’，即使是在脸书上，并且我们在爸爸妈妈面前不是只有‘待哺’。但是这些都是能决定我们是谁的重要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幻想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培养一个孩子？
《园丁和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这本书的书名是来自父母—子女关系的一个比喻。Gopnik认为，寻求培养孩子的父母表现得就像一个木匠，他们在物件上雕琢挖凿，以达到特定的最终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一个木匠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一块木头变成一张椅子。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在园中栽种时，我们不相信可以凭一己之力，种出大白菜或者玫瑰。确切地说，我们辛勤劳作、创造条件让植物获得繁茂生长的最佳机会。园丁知道植物将会经常受到生长阻碍，Gopnik写道。“罂粟花可能最后开出了亮橙色而不是浅粉色……黑斑病、锈病、蚜虫永远难以打败。”如果父母像园丁，那么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受保护的空间，让孩子们在其中成为自己，而不是试图塑造他们。
“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塑造孩子的思想；而是让那些思想去探索这个世界允许的所有可能。”
Gopnik表示，原有的养育子女模式已成为惊人的失败。美国把数十亿美元花在子女养育的书籍上，“依然有着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婴儿死亡率以及儿童贫困问题”。英美的教育体系都变得越来越聚焦于“结果”，看重考试分数；但是文盲比例，尤其是在低收入儿童群体中，依然很高。再者，儿童“若达不到学校要求，受到的待遇就好像他们是不健康、不正常或者不健全的人”。与其迷恋考试分数，Gopnik建议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应该更多地关心儿童——尤其是贫困儿童。她举了早些年干预的例子：那些进入高水准托儿所的孩子们、或者父母得到家访支持的孩子们“长大以后更加健康、收入更高”。
Gopnik同样坚持认为，狭隘的子女养育模式是建立在不好的科学基础之上的。从生物进化角度来讲，培养子女获得众多特质能让人类受益。与其他物种相比，我们拥有“更长的未成熟期、相应地有更大的脑容量，以及更强大的学习能力”。由于人类的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呵护，在我们的进化史上，他们经常由族群里的多个成员照看。Gopnik列举了许多研究来说明，儿童在聆听、观察很多不同的人时学得最好。我们通过玩耍，后来通过训练获得技能。她表示，由此来看现在的做法——创造出学校系统，在其中玩乐逐渐被剥夺，并且孩子们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读书和测验来学习科学，是多么疯狂啊。
Gopnik不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力挺少些工具主义、多些嬉戏玩乐的童年观，不过她的书把心思花在纠正结果导向的子女养育方法上，仍是受人欢迎的。这本书与Andrew Solomon的《远离大树（Far from the Tree）》成为一套完美组合，尽管她的书中没有Solomon那么多的诗作，并且就我的口味而言，费了太多笔墨在赞叹自己孙子们这个题外话上。她的孙子Augie是个“证据凿凿的少女杀手”，并且很喜欢看书，坐在便盆上也在读。年长的人也不在话下，他迷倒了农夫市场上的一个大叔，大叔给了他一块樱桃榛子饼干。他试着模仿爷爷，用一个木勺子一口一口舀起有机素冰糕。
对Gopnik来说，Augie吃冰糕的技巧更能证明人类孩童是“卓越高效的社交学习者”，前提是他们被给予自由。没错，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分析这一场景。今天，孩子们被如何带大的问题不能全部归结为父母养育问题。在这个有的孩子可以吃上饼干、读上书、有慈爱的祖父母给他们买东西，而有的孩子什么都没有的世界，还存在着严峻的不公平。
（翻译：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