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1日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症日。自20世纪初这种病症被首次报告以来，一个多世纪内，随着全世界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多，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人数也大幅增加，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尽管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这种疾病的致病原理，但距离找出能够治愈它的药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6年2月，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在母亲寄来的情人节包裹中见到了父亲的脑部尸检报告——他的父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智慧、明理和自觉，这是弗兰岑非常珍视的三项能力，但他却亲眼目睹父亲失去了这三者。但这可能也不都是坏事，他说，看着父亲失去这些的时候，他反而不在那么担心自己失去它们了。
弗兰岑并不认为大卫·申克在《遗忘：阿兹海默症，一种流行病的写照》一书中对阿尔兹海默的论述全部正确，但是他的核心主张让自己难以驳斥——“衰老不仅是意义的消除，更是意义的根源。”申克认为，这种病减缓了死亡的速度。他将阿尔兹海默比作棱柱体，将死亡折射成一道各个部分原本紧密结合的光谱——自主权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死、肉体之死，他同意对阿尔兹海默最常见的形容：它特有的悲伤与战栗，源于受害者的“自我”肉体死亡之前很早就凋敝。
于是，当父亲真的与世长辞时，弗兰岑反而相对平静，因为这是一场慢动作模式的告别，“家父此刻并没有比两小时、两星期甚或两个月前死得更彻底。我们只是失去了最后一个部件，我们得以构造完整生命的部件之一。关于他，不再有新的记忆。现在我们只能诉说，那些我们已经说过的故事。”
父亲的脑
文 | 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我还记得十五年前“阿兹海默症”一词最早广为流传时，我的怀疑和恼怒。在我看来它是人类经验医学化的另一个例证，不断扩张的“被害心理”术语表上的最新词条。对于家母透露的老雇主的消息，我这样回复：“你形容的听起来跟之前的老艾莉卡没啥两样，只是更糟一些，得阿兹海默症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忧心：究竟有多少普通精神疾病为了赶时髦而被误诊为阿兹海默症。”
从我目前的后见之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忧心，当年三十岁的我究竟有多自以为是——我明白了当时我不愿父亲冠上“阿兹海默症”的帽子，是在避免独一无二的厄尔· 弗兰岑因一种叫得出名字的疾病而落得平凡。疾病都有症状，而症状无不指向我们人人一致的器官组成。它们表明大脑就是肉。而在我理应承认，没错，大脑是块肉的时候，我却似乎维护着我的盲点，擅自插入凸显自我灵魂的故事。把备受折磨的父亲看成器官症状的组合，也会诱使我以描述症状的用语来理解健康的厄尔· 弗兰岑（和健康的我）——把我们可爱的性格贬低为有限的神经化学协同作用。有谁喜欢这样的人生故事呢？
即便现在，我在搜集阿兹海默症的实情时仍然心神不宁。例如，拜读大卫· 申克的《遗忘：阿兹海默症，一种流行病的写照》时，我不禁想起当父亲在家附近迷路，或如厕后忘记冲水，他展现的症状和其他数百万受苦的人一模一样。有这么多同伴或许是种安慰，但我很难过地看到，“个人意义”从父亲的若干错误中逐渐枯竭，比如他把家母和她的母亲搞混了——这在当时让我大感惊异而又费解，我也从中得出了各种有关他们俩婚姻的重要的新见解。我那种私我观念，原来都是虚妄。
打从人类有了记录老年痴呆的方法以来，它就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当人类平均寿命仍然很短、老年相对稀有的时候，“老态龙钟”被视为老化过程自然的副产品—或许是大脑动脉硬化的结果。一九○一年，年轻的德国神经病理学家阿洛斯· 阿兹海默相信，他在名叫奥古斯特· D 的五十一岁妇女身上看到了全新的精神疾病变种，她饱受异常情绪波动和严重失忆之苦，在阿兹海默为她做初步检查时，她对他的问题给出了启人疑窦的答案：
“你叫什么名字？”
“奥古斯特。”
“贵姓？”
“奥古斯特。”
“你先生的名字是？”
“我想是奥古斯特吧。”
四年后奥古斯特· D 在一家公共机构过世，阿兹海默运用了显微镜学和组织染色的最新发展，从她的脑部组织抹片中看出惊人的双重病理：无数看似黏稠的“斑块”堆，以及无数被神经元纤维“缠结”吞没的神经元。阿兹海默的发现让他的赞助人埃米尔· 克雷佩林深感兴趣。他是当时德国神经病理学的泰斗，正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展开一场如火如荼的科学之战。对克雷佩林来说，阿兹海默的斑块和缠结，能为他“精神疾病本质上为生理疾病”的论点提供极佳的临床上的支持。他在著作《精神病理学手册》中，将奥古斯特· D 的病症称作阿兹海默症。
离五十岁还有一大段距离的大卫· 申克，在《遗忘》里提出“老年痴呆的治疗或许并不完全是福”的论点。比方说，他指出阿兹海默症有一个显著的特性是：“受害者”的痛苦程度常会随着病情发展而减轻。照护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工作之所以一再反复得让人累垮，正是因为患者本人失去了感受事情重复的大脑装备。申克引述了患者的话，有人说他们“忘了有趣的事”，也有人表示活在永恒的、不会过去的“现在”，他们的感官愉悦更胜以往。如果你的短期记忆毁损，当你弯腰去闻玫瑰花香时，你便不会记得你一整个早上都在弯腰闻同一株玫瑰了。
诚如精神病学家贝瑞· 莱斯伯格二十年前率先观察到的，阿兹海默症病患的衰退正好与孩童的神经发育相反。孩童最早发展的能力——抬头（一至三个月）、笑（二至四个月）、不需辅助坐起（六至十个月）——正是阿兹海默症患者最后失去的能力。发育期孩童的脑部发展是通过一种叫作“髓鞘形成”的过程强化的：各神经元之间的轴突联结，借由髓磷脂的鞘化作用而渐趋稳固。显而易见，既然孩童脑部最后成熟的区域是髓鞘化最弱的，它们也是最容易受阿兹海默症侵犯的区域。负责将短期记忆处理成长期记忆的“海马体”髓鞘化得非常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三四岁之前无法形成永久记忆，也是阿兹海默症的斑块和缠结会最先出现在海马体的原因。因此，幽灵般的中期患者就算不记得眼前发生的事，仍然会自己走路和吃饭。“心里的孩子”不再关在心里了。套用神经学的说法，我们正望着一个一岁小孩。
阿兹海默症患者会稚气地不负责任和单纯地聚焦于现在，虽然申克勇敢地试图乐观看待这点，我却耿耿于怀，因为变回婴儿是家父最不想发生的事。他口中在北明尼苏达度过的童年十分可怕（相当符合抑郁症患者的回忆）：凶恶的父亲、不公平的母亲、做不完的家务杂事、穷乡僻壤的贫困、家人的背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退休后不止一次告诉我，他这一生最大的乐事是长大后去工作，与其他重视他能力的男人为伍。父亲极重隐私，对他来说，隐私的言外之意就是不让外人看到一个人可耻的内心世界。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病比阿兹海默症更糟呢？病发之初，它切断了他的人际联系，使他再次陷入最深刻的压抑的孤独。病情继续发展，它又夺走了他成年的保护罩、把童年深藏心底的工具。我宁愿他是心脏病发作。
奇妙的是，虽然我一直非常珍视我的智慧、明理和自觉，我却发现，亲眼目睹父亲失去这三者，竟让我没那么担心自己失去它们了。总的来说，我变得勇敢了一些。一扇不好的门开了，而我发现自己可以走过去。
我说的这扇门位于圣路易斯巴恩斯医院的四楼。在我和妻子协助母亲与社工联络上，返回东岸大概六个星期后，我大哥和父亲的医生说服父亲去这家医院做检查。医院的想法是先让他将血液中的所有药物排干净，看看我们真正该对付的是什么。母亲帮他办好住院手续，花了整个下午让他在病房安顿下来。母亲离开去吃晚餐时，他还是那副魂不守舍的老样子，但那晚她一回到家，就开始接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首先是父亲，命令她过来把他弄出“这家旅馆”，接着是护士，说他变成凶神恶煞。隔天早上母亲回到医院时，发现他整个魂都飞走了——胡言乱语、完全晕头转向。
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圣路易斯，母亲来机场接我，直奔医院。当她和护士说话时，我来到父亲的病房，看到他人在床上，毫无睡意。我打了招呼。他发狂似的比了“嘘”的手势，要我去他枕边。我弯下身子，他用嘶哑的耳语要我降低音量，因为“他们在听”。我问“他们”是谁。他不肯告诉我，但他的眼珠害怕地滚动，扫视房间，仿佛他才刚看见“他们”到处都是，因而对“他们”的消失感到困惑。当家母出现在门口，他更小声地向我透露：“我想他们收买了你妈。”
我对接下来那个星期的记忆大多模糊不清，历历在目的只有一两个改变人生的场景。我每天都去医院，尽可能多坐在他旁边陪他，直到受不了为止。他口中没有哪两个句子是串得起来的。事后回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记忆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它由一抹梦幻的室内微光点亮，背景是一间病房，朝向和狭小的格局有别于记忆里其他病房；我的记忆通常都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标记，但这段没有。我不确定它是否源自我去医院探望父亲的第一个星期。神经学家们说，所有记忆实为记忆的记忆，但通常感觉起来不像。这段倒是很像这么回事。我记得自己记得这些：父亲在床上，母亲坐在一旁，我则站在门边。我们正在进行一段痛苦的家庭对话，可能是关于父亲出院后要搬去哪里。几乎完全跟不上的父亲，非常痛恨那段对话，最后他仿佛受够我们胡说八道似的大叫，还激动地加强了语气：“我一直很爱你妈。一直很爱。”母亲听了掩面啜泣。
这是我唯一一次亲耳听到父亲说他爱她。我相信这段记忆是真实的，因为那个场景即便在当时对我都非常重要，后来我又把它描述给妻子和哥哥们听，并并入我对自己诉说的父母的故事之中。后来，当母亲一口咬定父亲从来没说过他爱她，一次也没有，我问她记不记得医院里的那次。我重复他讲的话，她摇摇头，不确定。“或许吧，”她说， “或许有。但我不记得了。”
我们三兄弟每隔一两个月轮流去圣路易斯一次。父亲从来没有认不得我，总是一副高兴见到我的样子。他在养护中心的生活显然是无止境的噩梦，充斥着他臆造的往事，以及那些残障和脑受损的同居病友；他的护士不太像这梦里的演员，而更像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不同于许多住院的女性一会儿哭得像婴儿、一会儿有人喂她们冰激凌时又高兴得神采飞扬，我从未见过父亲哭泣，而他吃冰激凌时愉快的神情也始终像个大人。他会一边煞有介事地跟我点头，给我耐人寻味的笑，一边向我吐露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对此我只能点点头，假装会意。他最固定、最接近连贯的话题是他希望离开“这家旅馆”，还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不能住在一套小公寓里让家母照顾。
同年感恩节，我和家母及妻子带他离开养护中心，开我的沃尔沃旅行车载他和一部轮椅回家。他已经十个月没回家了。如果家母期待他露出令人满足的喜悦之情，那她一定很失望；场所的变化不再能打动家父，一如无法打动一岁小孩。我们坐在壁炉旁，并且，出于有欠考虑的恶习，给一个或许对其他一切一无所知却深知自己是多么令人伤感的摄影主题而一脸不悦的男人拍了照片。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糟糕透顶：父亲歪坐在轮椅上，宛如松绳的木偶，直眉瞪眼，嘴角下垂，在闪光灯下一片模糊的眼镜几乎要从鼻子上掉落；母亲的脸像一张面具，显现控制得宜的绝望；妻子和我露出紧张而怪异的笑，伸手触摸父亲。晚餐时母亲铺了条浴巾在父亲身上，把他的火鸡切成小块。她一直问他在家里吃感恩节晚餐开不开心。他沉默以对，移开视线，有时微微耸耸肩。哥哥们来电祝他佳节愉快；这时，出人意料地，他露出微笑，发出诚恳的声音，能够回答简单的问题，还谢谢他们打电话来。
这一晚算是典型的阿兹海默症之夜。因为孩童很早就学会了社交礼仪，阿兹海默症患者在记忆损毁后很久，仍保有表现礼貌和含糊说出亲切词语的能力。父亲能（勉强）应付哥哥们的节日贺电并不足为奇。但想想接下来，晚餐后，在养护中心外面发生的事情。当妻子跑进去拿老人椅时，父亲坐在我身边，打量着他即将再次进入的机构的门。“与其非得回来，”他用清楚、有力的声音告诉我，“不如不要离开。”这不是语意含糊的句子；它完全符合眼前的情况，强烈暗示他察觉到更大的困境，也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他在请求免去自己被重新拖向意识和记忆的痛苦。当然，感恩节隔天早上，以及其余我们探访的日子，他就跟之前一样疯癫，话语是胡乱拼凑的音节，身体像躁动不安的连枷。
在大卫· 申克心目中，阿兹海默症提供的最重要的“意义之窗”在于它减缓了死亡的速度。申克将阿兹海默症比作棱柱体，将死亡折射成一道各部分原本紧密结合的光谱——自主权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死、肉体之死，他同意对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形容：它特有的悲伤与战栗，源于受害者的“自我”在肉体死亡之前很早就已凋敝。
这在我看来大部分正确。在家父心跳停止之前，我已为他哀悼多年。然而，在我思考他的故事时，我不禁怀疑那种种死亡能否真的被那样分割，对于自我这把交椅，记忆和意识究竟有无这么稳固的所有权。在他丧失所谓的“自我”两年后，我仍无法停止寻找意义，也一直在寻得意义。
我怀疑，他勉力支撑自己的时间要长过他似乎有可供支撑的必要神经元的时间。然后他崩溃、衰老得比他的病状理应导致的还要厉害，而他选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处于低潮。他想要的（早年是回避，晚年是放手）是他之所以为他所必需。而我想要的（父亲的脑不是关于肉的故事），则是我选择记住和重述的内容所必需。
二○○一年
本文节选自《如何独处》（乔纳森·弗兰岑 著，洪世民 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8月版）一书中《父亲的脑》一文，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