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次地拥抱你
提到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也许你想到的是那位叱咤文坛几十载、极度张扬自我的作家。但也许你并不知道，褪去大作家光环的杜拉斯也是一位母亲，一位把爱全部倾倒给儿子的妈妈。
然而，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仅仅活了几分钟。她曾在《女巫》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描述这个幼小的生命离开人世。
“孩子走了。我们再也不能待在一起，他走了。我们一起生活了九个月，死亡就把我们分开了。我的肚子重新落在了他身上，一块破布、一件破烂衣服、一个棺罩、一块石板、一扇门，和肚子比，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东西。”
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她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创造生命。
五年后，上天眷顾了杜拉斯——她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她与马斯科罗的孩子乌塔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蹭着他，我的怀抱里是他的生命……现在我重新审读走过的这些日子，他就在我身边，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他睡了。他和我一样自由。我的生命与他的生命相连，取决于他的生命，他最微小的一点变化也能牵动我的生命。”
经历了丧子之痛，杜拉斯不愿错过任何与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有时，孩子打哈欠，她就吸他嘴里呼出来的气，真切地感受他的气息。
曾参与《广岛之恋》电影后期制作的岩崎力回忆说，杜拉斯给他看她的书桌和四壁的藏书，她骄傲地指着相框里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杜拉斯告诉他，这是她的儿子。杜拉斯曾给儿子乌塔写信说“我因为你不在身边而惆怅”、“我爱你，你能想象有多爱”、“我一千次地拥抱你”。
自由是杜拉斯一生的追求，她希望孩子也是无拘无束的。儿子喜欢电影，杜拉斯让他几乎参加了她所有电影的制作。当儿子写信向她要钱拍电影时，杜拉斯寄给他五万法郎支票，但同时，十分挂念他在海外的安危。
儿子曾希望杜拉斯为生活影集的照片写一些说明文字，她动笔写了八十页，而日后轰动文坛的小说《情人》就是由这些文字发展而来。
你相信有一天马儿会说话吗？
童年和学校一直是杜拉斯感兴趣的主题。
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杜拉斯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她将自己对教育的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
早在一九五七年，她就在《法国观察家》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文章里，七岁的小男孩迪弗雷尼经常被要求“站到小角落”。老师在讲进位加法，他却整整一个小时都在玩一支圆珠笔。迪弗雷尼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成绩糟糕，他们仍然不以为然地冲着他笑。这个小男孩从小跟着私人教师和母亲学认字，而进入学校后，他觉得那里根本没有必要。课堂的平均主义功能令他灰心失望。人们给他的空间太小，成人的标准禁锢着他。
她发现，或许能从孩子那里找到教育问题的答案。她多次与小学生热情地对话，关心他们眼中的世界。时代是他们的，有必要听听孩子们谈谈未来的机械时代。孩子的文学才是真正的良药。
她找到一些六到十一岁的孩子，问了他们很多关于科学和未来的问题。比如，她说，得知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以后，所有的大人都很惊讶。
那孩子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吃惊呢？她听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我可不。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人造卫星的”“他们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我感到惊奇的是地球有这么大的磁力，卫星是直着发射的，可是它却能围着地球转圈儿。”这里的杜拉斯只是一个提问者和观察者，她把他们的答案一一记录下来，写入《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并不胡思乱想》。
她也曾和班上成绩第一的皮埃尔聊天，问这个七岁的小男孩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如，算术、识字和写字有什么用？愿意长大还是停留在童年？你在学校所学的东西中，有什么是完全不能够理解的。
她在一档名为《叮当咚》的电视节目上和一个叫弗朗索瓦的七岁小男孩讨论未来、电视、学校和读书。她问孩子写字、算术到底有什么用。她关心孩子心目中的未来：电视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你相信有一天马儿会说话吗？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在月球上度假？录制过程中，杜拉斯特别兴奋，不停地问孩子一些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杜拉斯选择成为天真答案的倾听者，对于孩子的每一个回答，她都不作评判，而是安静地收集孩子的观点和想法。
点点滴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成为她创作《小托不想去上学》的宝贵材料。
大作家结缘小绘本
什么才是优秀的绘本？《小托不想去上学》法文版编辑认为，儿童绘本绝对算是一次真正的创作。它们的目标读者是孩子，但这些书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幼稚愚蠢。它们是文学作品，将文字和图像结合在一起，共同揭示无需言明的意义。
印象中的童书，不过是那些充斥在超市和劣质书店里的花花绿绿的图画册子，而这些书无一例外都不过是市场调研的产物。它们绝对不能被称作艺术创作或儿童文学创作。童书应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启发，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一部作品越丰富，孩子就越能从中得到滋养，他便能和书一起成长。
接到出版社的邀请后，杜拉斯表示要创作一部童书。而她从动笔那一刻开始，就从未中断过对故事的修改和润色。阅读《小托不想去上学》，你或许能感受到她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和对未来的深切关注，同时也能一窥杜拉斯对知识、学问和学习的深入思考。
《小托不想去上学》在法国出版后，曾被翻拍成电影短片《做中学》。此后，杜拉斯和儿子让·马斯科罗（乌塔）以及导演让-马克•蒂兰合拍了电影《孩子们》。她借助孩子的目光重新审视学校、家庭和教育，将这部电影发展为小说《夏雨》。
圣伯努瓦大街5号的女主人
《小托不想去上学》第一任编辑弗朗索瓦·吕伊-维达尔曾多次前往圣伯努瓦大街5号拜访杜拉斯，探讨这本童书的创作脉络。
光线从杜拉斯背后的窗户照进来，书桌前的她笼罩着一圈光环。这让吕伊-维达尔头晕目眩，仿佛在接受她锐利目光下的审问。合作前，杜拉斯必须要知道他是谁，为什么想出版童书，以及为什么希望是她来写。她不断分析着他的一举一动，猜测他的内心活动，然后作出各种假设。
把信递给他的时候，杜拉斯还有点儿挑衅地指着他信末的签名，但脸上依旧带着笑意：“您的字笔划很生硬，最后这一横还把整个签名都划掉了，这让我不由得猜想您大概还挺固执吧。是这样吗？”她仿佛看穿了编辑不愿用父亲的姓来代表自己的事实。
编辑把自己放在了听众的位置，而杜拉斯则希望平等对话，希望知道出版社对她作品的期待是什么。编辑不知所措，于是她决定将主动权重新握在自己手上。她不断提问，猜想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就像她在写剧本时一样，她反复掂量，再三斟酌，想象剧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告诉编辑她所理解的动机。
即使已经作了决定，杜拉斯还是有点儿担心，不断在脑中权衡利弊。一阵沉默之后，她让吕伊-维达尔向她保证，稿子一出来，就会立刻开始编辑，同时也会对这份书稿负责到最终出版为止。听到保证后，她才露出微笑，坦然的笑容直击心灵深处。
吕伊-维达尔第二次到圣伯努瓦大街时，杜拉斯递给他一本硬纸板封面的小书。封面上，一群狮子正在围攻一头长颈鹿，它们想要立刻生吞活剥了它，还有一张动人心魄的版画：一个小女孩抓着一只小猫，不让它去吃小鸟。
“这本书是我在站台上的一个书商那里买到的。无论您，还是我，或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消除这个世界残酷的一面。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去适应，并学会保护自己：别让自己被吃了，这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真相！”
杜拉斯曾说：“你们知道吗，最重要的是小托的故事，书中的故事……而我，我是微不足道的，是他拥有一切、一切……小托他非常强大、非常强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小托创造了杜拉斯，我只不过有幸得到这个虚名而已。”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魏舒 译
新星出版社·爱心树童书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