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二
这届奥运会，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看到傅园慧借“洪荒之力”成为第一网红，秦凯在颁奖礼上向何姿求婚，易建联通过优秀的表现重回NBA，当然还有昨晚羽坛绝代双骄的落幕一战。有意思的是，这些场景都和奥运夺金无关，有多少人知道施廷懋才是女子三米板的冠军，又有谁会在意林李大战只是半决赛。
还清晰的记得在4年前，刘翔倒在伦敦田径场后引来国人无数责骂，夺金选手回家乡分房拿钱、市委领导夹道欢迎，亚军选手无人问津；而短短的4年后，媒体和大众再也不会苛责宁泽涛、叶诗文发挥失常，却会同情他们在游泳队中承受的压力过大；林丹在半决赛输给李宗伟时，几乎没有人遗憾中国队没能会师决赛，而是把衷心的祝福献给了这对伟大的对手。
这一切的发生让我倍感温暖，似乎没有人再用冷冰冰的金牌数去衡量中国代表团的成功与否，运动员在场内场外展现的拼搏精神、健美身姿和人格魅力才是国人现在享受体育和奥运的最重要原因。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就好比中国从建国初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事物正确与否，到改革开放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转变。
当我们不再以金牌论英雄的时候，“举国体制”这个为奥运夺金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系”是不是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安心退出历史舞台了？
老虎体育给你回答几个疑问：
1.不搞“举国体制”了，中国奥运会成绩会下降么？
其实对“举国体制”的批评已经持续了很久，但“举国体制”能让中国多拿奥运金牌这点，几乎没有人敢于否认，也成为了它存在的几乎唯一合理性。但时至今日，根据对产业的观察，我们认为举国体制对奥运成绩的正面影响在缩小，而负面影响却在逐渐放大。摒弃现有体制，让更多人参与到奥运项目中来，在未来只会让中国队变得更强。我们有以下三大依据：
选材体系让奥运项目成为少数人的运动
长久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由业余体校、专业体校、省级专业队、国家队构成“四级训练体制”。最优质的教练资源几乎都在体制内，运动员从小接受专业训练，层层残酷淘汰，业余爱好者在中学以后就几乎不可能转为专业运动员，这就是现有的选材体系。
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算数据显示，当年体育总局支出38.4亿人民币，意味着一个奥运周期4年的支出在134亿左右，这还不包括地方上的体育投入。假设这届奥运会中国队最终金牌在25块左右的话，我国为每一块金牌花费的金额超过5亿人民币。5亿人民币能做什么？它能买500万个足球，200万双跑鞋，让20万个孩子游一年泳，或者养活5000位基层体育教练。这20万个孩子里，难道游不出下一个孙杨？这5000个体育教练，难道培养不出下一个冠军？
中国在体育上最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实是人口基数优势，因为运动人口基数越大，天才出现的概率越高。在里约我们在自行车项目上实现突破，这和近几年骑行在国内的火爆不无关系；反观体操项目，我国注册的体操运动员仅为2000人，而在美国体操俱乐部就超过4000家，数十万人参与这项运动。说好的人口优势，在举国体制的选材机制下硬生生的变成了短板。
过早的划清职业和业余的界限，在人力财力有限的八九十年代可能对夺金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在当今很多孩子都有条件接受各类体育培训的背景下，给更多的孩子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难道不会增加我们夺金的机会么？
体制内运动员压力大、激励少
本届奥运会，以傅园慧为代表的一大批90后运动员在镜头前展现了乐观、独立、幽默的一面。但即便乐观如傅园慧，也在采访中说出了“鬼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这样的话。这话似乎在叶诗文被症断得中度抑郁症，宁泽涛曾提出退役、赛前瘦8斤这样的新闻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游泳队暴露的问题，是整个体制内运动队训练管理缺乏人性化、经济回报不足的缩影。刻苦训练、不图回报的传统运动队理念，在体育市场化的环境下显然站不住脚。试想广告商在场外举着百万支票向你招手时，场内每月只拿几千块钱的运动员还有心思认真训练么？
健康市场化的环境下，运动员的商业行为不仅不会降低运动成绩，大多数情况下是形成正相关的。当运动员清楚他的经济收入会和运动成绩的好坏挂钩时，更科学、努力的训练就成为了自觉的行为，李娜就是市场环境下造就的顶级运动员。
体制内运动员商业活动的松绑，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上级部门能对给运动员一些支持和引导，而不是限制和阻拦。
当运动员这个名词和“艰苦”、“低收入”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如何指望家长把00后、10后的孩子送进体制内？只有在大量运动员能通过努力获得应得的理想的收入时，人才和资源才会源源不断的涌入竞技体育领域。
管理、训练机制僵化
里约奥运中，体操队0金0银，羽毛球队目前仅得1金。对于这些传统优势项目，我们有钱有资源，练得也比别人多，为什么反而成绩下滑呢？其实这和国企有钱有资源，却有大量企业经营不善是一个道理。在等级森严、缺少竞争的体制内，决策的科学性是无法长期保证的。黄玉斌、李永波都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将中国体操和羽毛球带到世界顶峰，但这两项运动的技术和战术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果新的技战术不能被主教练接受时，影响的就是这一整批运动员的竞技成绩。
在体育市场化的环境下，运动员/队的管理训练也是开放的市场行为。能带出优秀运动员的教练就应该获得更高级别的任用，而不是无条件的把自己带出的运动员“上交国家”。同时，运动员应享有自由选择教练的权利，这样才能把运动员的潜力最大化的发掘。在这一点上，刘翔和他的教练孙海平是成功的典范。孙海平在培养出刘翔前，只是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教练，而在刘翔世青赛夺冠被招入国家队后，他也进入国家田径队，后续又为国家培养出了史冬鹏这样优秀的运动员。
如果说运动队像一个企业，那我这个企业拥有一个灵活、扁平的决策体系。
在资本不断涌入体育产业的2016，就好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举国体制和“计划经济”一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再不做出改革，就会不进则退。全球的体育产业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奥运会在2020年也要增加攀岩、滑板、冲浪这样的新兴时尚运动，中国体育如果还指望一直靠着所谓“传统优势项目”吃饱，只会越来越吃不饱。唯有摒弃举国体制，把上百亿资金以市场化的方式投入到民间体育活动和赛事中，中国才有机会在各个项目上全面开花，如美国体育一般长盛不衰。
2.“举国体制”没了，靠体制吃饭的人怎么办？
这似乎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毕竟从下往上，中国有几十万人在这个体系中。
按以前的说法，运动员文化水平一般，又长期脱离社会，似乎很难在社会中立足。可我并不这么看，相比当年的下岗工人群体，举国体制下的体育从业者可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他们回到市场中，正好为体育培训、赛事等产业提供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收入水平整体应不低于现状。以前中国重剑队主教练肖剑为例，他离开体制后加入万国体育，在他的帮助下，万国体育把击剑这个“冷门”运动做到了营收过亿，现在是新三板的明星企业，肖剑本人作为公司股东也身家过千万。其实越来越多的体制内成员已经在主动的跳出体制寻找新的机会，当他们都不愿留在体制中时，体制为什么还不愿放手呢？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举国体制的消失，会让有体育运动天赋的孩子们能够在心智更成熟的时候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而不是把一生赌在一块金牌上。我不希望以后再看到世界冠军沿街乞讨的新闻。
3.国外的奥运体系是怎么样的？
目前排在金牌榜前列的大部分国家如美国、英国，在运动员选拔的架构上，大多采用运动协会直接面向俱乐部、学校甚至个人挑选人才的形式。运动协会作为半官方机构，在获得政府一小笔运营款项的同时，通过举办比赛、提供专业服务、筹集社会捐款等方式获得收入用于资助和培养通过比赛挑选出的国内顶尖选手。与举国体制相比，这一模式在砍掉了所有体制内的地方机构的同时，在国家队层面对运动员是采用“放养”而非我们的“圈养”，除了奥运前几个月的集训外，其余时间只负责为运动员提供训练、比赛的资源。
当然这类体系的良性运作，依赖较高水平的基层体育软硬件和成熟商业化的赛事体系。虽然我国许多运动由于长期举国体制导致部分项目群众基础较差，但我观察到的现在我国在搏击、射击射箭、击剑、自行车，甚至如滑板、攀岩这些未来的奥运项目上，我国参与人群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世界级选手。这让人相信，脱离体制后的体育产业只会更具活力
里约奥运会中可能将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当运动员和观众共同传达的重在参与，享受过程的态度时，人们越来越明白体育的本质不在于胜负，而是健康、向上的态度。
此时，我想对为金牌而生的举国体制说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