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南部的Southwyck公屋是一片骇人的公寓，常常被人误认成监狱。当地人把它称作布里克斯顿的“栅栏街区”，建筑外层是阴森的水泥砖墙，十分逼仄，让人感觉似乎有人躲在稀稀拉拉的方形窗口后向下窥视。
这片公寓是一项社会住房项目，当初修建是为了保护居民不受计划修建的高速公路的噪音影响。因为琐碎的政治争论，这条路最终没有修建，这栋七层楼的街垒式建筑只能矗立在想像中的车流前。
如果你不习惯内城区的高楼耸立，这片街区确实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但是这里的城市疏离问题并不仅仅是建筑的问题。一项在伦敦南部进行的大规模研究发现，这片区域的患有精神分裂的人数比例是最高的，即便是跟邻近的街区比也是如此。
目前伦敦学院大学的流行病学家James Kirkbride主持的研究项目发现了此项明显的差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多项研究都发现城市里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更高，这也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究竟是“城市导致了疯狂”还是受“疯狂”所累的人最终多会栖居于城市。
有理由认为城市生活是某些精神问题的原因，但这些证据都无法确实证明城市生活会造成精神分裂
精神疾病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联最早受到注意是在1900年代初期，一名美国精神病医生发现精神病院的病人多来自于高楼林立的区域。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种关联又偶尔被重新发现过几次，1990年代及之后的研究者证实了这一关联。他们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用数据控制的方法测试了居住区以及诊所内的研究对象。
一项大规模研究调用了几乎全部丹麦人口的健康记录，发现罹患精神分裂的风险确实随着人们呆在城市环境中时间的增加而升高，这种升高趋势虽然较小但却是成比例的。许多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同时还发现社区越是衰落则这种关联越强，而整合程度高的社区则会减弱这种关联。
对许多人来说，这足以证明城市全面地败坏了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也和那种崇尚宁静的自然世界的强烈文化信念很合拍。住在衰败的内城社区会逐渐损耗人的心理健康，这看起来像是一项常识。但是这种文化上的陈词滥调在这里站不住脚了，因为此类影响的对象特别有选择性。
数据显示，城区环境稳定地增加罹患精神分裂或妄想症和幻觉等相关经验的几率。但这对于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却并不成立，比如由抑郁或情绪不稳定造成的症状。如果这种关联的确对健康有普遍的影响，那么罹患任何精神疾病的几率都应该有相同的上升比例，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有理由认为城市生活是某些精神问题的原因。城市生活的两大心理副作用——社会孤立和社会威胁，已经在心理健康领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它们是许多精神问题的风险因素，但是与错误知觉及妄想症特别有关。对于已经患有妄想幻觉的人来说，有很强的证据证明城市环境会加重焦虑，提升幻想的激烈程度，并且损害自信心。
但这些证据都无法确实证明城市生活会造成精神分裂。有些人认为这一因果链条应该反过来才对。这种理论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只是更有可能沦入贫穷的城市社区，这种现象最初被称为“社群漂移”假说。
一开始，人们对有一种刻板印象，那些人是因为精神疾病的损伤而“跌入低谷”。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无法解释许多当代研究里的现象，因为居住在城市的时间也与将来患上精神疾病的几率有关。伦敦国王学院的Joanne Newbury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在儿童身上也发现了此类效应，而儿童根本无法选择自己住在何处。
使得某人更容易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那些因素，也会增加某人最终居住在城市贫困地区的几率
一种更为精细的解释认为，使得某人更容易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那些因素，也会增加某人最终居住在城市贫困地区的几率。也许贫困和遭忽略是两个明显的因素，但是最近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Amir Sariaslan开展的一项研究却有不同的看法。Sariaslan的研究采用了200多万瑞典人的健康记录，他认为这种效应可以由共享的基因风险得到更好的解释，这种风险可能在整个家族中都很常见。
基因能够影响到找房子这么复杂的事情，这种观点看起来可能很反直觉。但是Sariaslan解释说，我们最好把这种作用理解为对生活选择的限制，而非对做决定产生影响。他说：“一个成年人住在贫困社区，这部分反映了他的学习成就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而这些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认知能力，冲动性和性格特点……（所有）这些已被证实具有遗传性，其程度则处于一般到相当强烈之间。”
Kirkbride对这项研究表示欢迎，但同时提醒其中存在的风险，即仅仅从基因的角度解释城市里贫困社区里精神疾病成为高风险。他还说到，即使基因因素在人们选择居住地区上有作用，“只有通过改善社会环境我们才能减少心理健康上的额外负担，并且打破那些家庭面临的社会经济不利地位的恶性循环，这些家庭通常连续几代人都住在贫苦街区。”
城市对精神病患产生影响的原因仍未确定，这让我们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感到宽心，但是科学研究的兴趣有着更为深远的结果。Des Fitzgerald是卡迪夫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他说这个科学问题激励着研究者展开跨学科研究，其研究深度前所未见。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的角度理解城市的影响，而神经生物学家现在也对与城市环境相关的神经科学问题产生了兴趣。
Fitzgerald强调城市研究正在推动精神病学家更广泛地思考那些被统称为环境因素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不处理社会的丰富性，复杂性，其中的争议和模糊之处，那么你就没法谈论社会生活。如果研究上有交叉点的话，我想这就是交叉点所在。”
（翻译：李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