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爱国“狂热分子”吗？

“对于我们80后这帮老家伙而言，抵制肯德基只不过是人生经历的抵制XX系列活动之一罢了，”知乎网友“张伟”评论道，“我们从小到大，见识过味千拉面、吉野家被砸，日系车被毁，索尼店被焚毁，家乐福被围攻，在我个人的记忆力肯德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抵制了吧。”

“张伟”的评论，指向的是湖南长沙、郴州等全国十多个地方爆发的抵制肯德基事件，爱国情绪的表达又陷入了一种令人熟悉的套路中。这一切的确似曾相识，再稍微往前一点回忆，就是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各种菲律宾芒果干秒变广西芒果干的段子。

虽然众多爱国网友——特别是被称为“小粉红”的那群最讲“政治正确”的年轻人——怒斥抵制肯德基为对真正爱国者的“高级黑”，但这些以“理性爱国”自诩的人也在虚拟世界里掀起了一场场疾风暴雨：赵薇在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中启用戴立忍事件的不断升级，从最初的“不爱国”一路演变为勾结共济会这一“境外反动势力”。

这种种表现让我们想起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写到的那些无处不在的“忠实信徒”——“他们昂首阔步、列队前进，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按他们的形象塑造世界。”

对于不理解爱国式激情的人来说，霍弗的代表作《狂热分子》是一把通往爱国主义者内心世界的钥匙。这位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的美国社会学家终其一生行走在底层人民之间，洞悉复杂人性的天真与残忍，明了这是构成群体运动的唯一内在动力。

如若霍弗仍然在世，他会如何看待炮制共济会阴谋论、抵制肯德基的我们？翻阅《狂热分子》，他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

“尽管在狂热的基督徒、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狂热的纳粹分子之间有显著不同，但鼓动他们的那股狂热，却可以视为同样的东西。驱策他们去扩张和控制世界的那股力量也是相同的。”

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那些站在肯德基门口的人是谁？

一头栽进某种变革大业里的人，都必然怀有极度不满情绪而又不是一贫如洗，都必然相信某种万能的教义、某个永远正确的领袖或某种新技术已给了他们所向无敌的力量。另外，他们必然抱有极不切实际的憧憬，深信未来具有无限可塑性。最后，他们对他们要做之事所涉及的困难也必然一无所知。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拼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可以同时提供他们这两样东西。如果他们完全皈依到一个群众运动中去，就会在紧密无间的集体中得到重生，而如果他们只是在一旁敲边鼓，仍然可以得到自豪、信心和目的感这些元素。

一个新兴群众运动赖以吸引和维系追随者的，不是主义与承诺，而是能不能提供给人们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可以逃离焦虑、空虚和无意义的生活。它能够治疗严重的失意者，不在于提供一种绝对真理，或是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而在于能让他们摆脱无能的“自我”。

群众喜欢鼓吹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正对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时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但凡“忠实信徒”都具有“闭目掩耳”的能力，对“不值得看或听”的事不屑一顾，而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不移，力量亦是源于此。他们不会因为危险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诚如法哲柏格森（Bergson）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而“忠实信徒”之所以能够在面对周遭世界不确定和不怡人的真实时屹立不动，正是因为他们自信奉行的是绝对正确的教义。

狂热者永远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安全。他无法从自身——也就是他排斥的“自我”——那里获得自信，而只能从他凑巧碰上和热情依附的神圣组织得到。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

以爱国理中客自诩的“小粉红”距离抵制X货的“蠢货”有多远？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和实务组织（practical organization）的吸引力有一个基本不同处。实务组织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机会，故其吸引力来自它可以满足个人利益。反之，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气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

不同的畸零人失意感强弱悬殊。首先是暂时性的畸零人。他们尚未达成志向，但还没有放弃希望。青春期的少年、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新移民等皆属此类。他们惶惶不安、心怀不满，整天唯恐志向能伸以前，人生的黄金岁月已经消逝。这类人很容易受群众运动的宣传感染，但却不总会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徒。这是因为他们并未完全疏离自我，并未把自己的人生视为一败涂地、无可挽回。他们还是会憧憬一种有意义和有希望的独立自主生活，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和成就，就足以使他们和这个世界以及自我取得协调。

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备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他们也渴望通过某种惊心动魄的集体事业，去掩埋他们已经败坏和了无意义的自我：这是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的原因。

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

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

那些最大声疾呼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里的人。“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

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他们对上帝存不存在并不在意。……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爱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爱恋现实世界，对殉道和英雄姿态毫无兴趣。卖国贼一般都是狂热者，他们投身敌营，是为了加速一个他们所恨的世界的倾覆。

为什么爱国主义总是能令人热泪盈眶？

在现时代，民族主义乃是群众激情最丰富也最持久的源泉，而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在逃离“自我”的同时，我们不是依偎着别人的肩，就是掐着他们的咽喉。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队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

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同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不组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

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准备好为人类、后代子孙、某个宗教、国家、种族、政党或家族而死，它们都不过是我们行将被消灭的自我所依附的永恒之物的具象化罢了。

讴歌“过去”可以作为贬低“现在”的一种方法。但除非同时抬出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否则美化“过去”将会使一个群众运动行事趋于谨慎，不会再肆无忌惮、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又没有一种矮化“现在”的方法，比把它视为光荣“过去”与灿烂“未来”的中间环节更有力。因此，尽管一个群众运动一开始会厌弃过去，但最后却会热烈强调（往往是假惺惺地）一个遥远而光荣的“过去”。

为什么我们心底的敌人总是“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