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粉红女郎》、《甄嬛传》、《小时代》，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幕，有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以女性为中心展示不同都市女性的生活。然而令我们细思极恐的是，这些作品往往聚焦于精英女性透过消费获得男人和主体性，而忽略了这个社会大多数劳动女性的现实经验。实际上，早在60年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德·桑蒂斯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有血有肉表达社会现实的女性电影。
我们的荧幕上，近年来似乎以一群女性为主要人物的作品越发多了起来。《欢乐颂》有五个，号称囊括各个阶级，上至可爱又“拎得清”的富二代，下至乡下来的“捞女”。《小时代》有四个，囊括白富美绿茶妹傻白甜还有纯情上海小资女。《甄嬛传》更不用说，堪称总有一款适合你。
然而在她们身上，我们能看到社会的历史的横切面吗？人数多就是广泛的反映了社会现实吗？
也许有人不服气，《欢乐颂》怎么就不反应社会现实了？我们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有钱人游刃有余、潇洒恣意；没钱的就是日日搬砖，做梦都惦记钓金龟婿。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提升自身，早日担任CEO，赢娶高富帅，走上人生巅峰.
意大利的导演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成功地告诉了观众，通过女性群像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可以拍出怎样的广度与深度。
对于喊出“把摄影机抗到大街上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我们熟知的导演是“三杰”（罗西里尼、德西卡、维斯康蒂），以及后面的“各种尼”（帕索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等）。但还有一位运动早期的导演也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忽视的——朱塞佩·德·桑蒂斯。
从票房上来说，德·桑蒂斯是一位成功的导演，他以农业女工为题材的影片《艰辛的米》是1949-50年度票房第五（我国观众熟知的《偷自行车的人》排在十名开外）。虽然导演的初衷是以左翼思想对抗美国流行文化对无产阶级的侵蚀，控诉资方对女工的压榨，但成片中的性感镜头使得当时的意大利观众过于沉醉女工们健硕的大腿而无暇顾及马克思了。
也许是痛定思痛，三年后，德·桑蒂斯与金棕榈奖最佳编剧埃里奥·贝多利（他以创作《工人阶级上天堂》、《对一个不容怀疑的公民的调查》等反映工人运动，揭露整治黑幕的剧本闻名）合作，为世界电影史献上了他巅峰的杰作——《罗马11时》。虽然由于意大利官方禁映的缘故，它的名气并不如它同时代的兄弟们响亮，但这部让谢晋导演看了36遍了影片，的的确确堪称“是研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最好教材。”
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非职业演员出演。故事讲述了战后罗马百废待兴，生计艰难，各阶层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谋职来补贴家用。某天，一个会计事务所要招一名打字员，从大清早开始，几百位妇女就在门外排队准备面试了。
她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来应征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一个排在后面的姑娘耍了小聪明，提前入场面试，听到打字的声音，排队的群众们再也不能控制焦虑的情绪，开始骚动起来。队伍前列的姑娘与后面的姑娘在楼梯上互相推搡，年久失修的楼梯承受不住，发生了坍塌，悲剧发生了。这是罗马上午的11点钟。
为了应对事故，当局各个系统相互推诿，经过了各种闹剧般的场景，最终不了了之。谁也不用负担这个责任，大家各回各家，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姑娘还绝望地蹲守在会计事务所门口，希望得到那一个打字员的岗位。
在这里，官僚体系、无良媒体、女性在职场上的弱势以及糟糕的经济状况都被原汁原味地搬上了银幕，在真实的街景和自然光中，观众分享着角色们对饥饿、失业和流浪街头的恐惧。
导演精心在这几百位妇女中选取了12位着力刻画，真正的以小见大，如棱镜般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位“拴在妈妈裙角”上的小姑娘，我们看到她蜷缩在会计事务所的铁门外面打盹，直到冻得受不了才去买栗子，结果连一份十个都买不起。等到回来时，位置早被后面排队的人占上了，还是妈妈出面大吵大闹把位置抢回来。（如同我们中国的母亲一样）这样一个羞涩、稚嫩又柔弱的孩子都要放下书本来抢一个薪水微薄的岗位，可想人民生活有多么艰难。全片最后也是以这位小姑娘做结，当最后曲终人散，她又去守在铁门前，希望能得到那个“还空着的“打字员的职位。警察见状，对觉得没有新闻可写的记者说，这就是你该报道的。一首一尾，寥寥几个镜头，甚至不需要愚蠢的旁白，观众就完全能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何艰。
抢了小姑娘位置的是一位进城的农家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工妹。她冲动、易怒，总是人群中嗓门最大的那个，而且并不美丽。观众也许开始时并不喜欢她，就像我们看《欢乐颂》时不喜欢脑子缺根筋的底层出身的“小蚯蚓”。但在之后的剧情中我们看到，她在城里一直找不到工作，甚至在求职过程中被性骚扰，乡下的乡亲更是看不惯她进城打工的行为。这样一个处于城乡二元结构夹缝中的弱势者，当由于大楼坍塌事故被送进医院，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掉外衣露出里面的破旧运动衫时（而非当时较贵的女性内衣），我们看到她绝望的泪水，也看到蜂拥而上抢拍照片的记者。如果观众还不懂得导演对贫穷的愤怒，那大概真是铁石心肠。
最终，农家女得到了一份女佣的工作，被她顶替掉的女佣也是个有意思的角色。女佣第一次登场是擦玻璃，她站在阳台上（极其危险的位置）看着楼下排长队的求职者们，刚刚停下手上的活就被女主人（一位上层中产阶级妇女）要求不要多懒，快去买菜。她一时气愤，跑去参加了这次招聘活动。事故之后，她服务的家庭不仅没有对她表示一丝一毫的关心，反而大声呵斥，同时，又在闻讯而来的记者面前表示待她如同“亲生女儿”。女佣最终不堪受辱，毅然决然返乡种田去了。在尊严和城市梦中间，她做出了抉择。
与除了体力和青春一无所有的农村女性相对的，我们看到拥有技术甚至地位的城市女性同样境遇凄惨。一位前任打字员因为遭到上司性侵而离职，却又为家计考虑再次前来求职。而她的父亲面对因为性侵而怀孕的女儿时，第一反应确是感到羞耻：“宁愿你饿死！”这时，我们回想起她在打字机前掩面痛哭的画面，能不感到悲凉吗？
在招聘现场，出面安慰痛哭的前任打字员的是一位妓女。她为了表现的如同“良家妇女”，特意涂掉了口红，摘下了围巾，快活地向嫖客宣布“你是最后一个！”结局却是悲凉的，在大楼的废墟中（如同破碎了的她从良的幻梦），她所能抓住的，执着的，只有一个皮包。最终皮包也没有找回来，她本能地重拾旧业，迅速勾搭到下一位嫖客。镜头跟着他们走向破败的难民营，走进神女的梦。我们难道要去指责这样一位积极、义气、善良的年轻女人不知廉耻的出卖肉体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廉耻的绝对不是被逼无奈的妇女，只能是这个吃人的社会。
在影片中，真正被吞吃了的是一位抢姐姐鞋穿的小妹。一出场，她就撩起了自己的裙子，多么令人震惊——原来，是她的袜子破掉了。解决了破袜子的问题，她的姐姐就找了过来，原来她自己的鞋也是破的。就是这样一个贫穷天真的姑娘，她甚至还得为什么招聘要“漂亮的”，在人生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葬送在瓦砾之中了。
除了这些底层的人物，导演还加入了一些中、上层女性的形象。首先出场的是一位公务员的女儿，因为家里孩子生得太多，作为长姐不得不出来找工作，我们看到，父亲作为一位体制内的职员，其实是对自己体制内的身份感到自豪的。但当他发现事故之后医药费需要自付时，也忍不住愤怒起来。不加薪还不给报销医药费，抗议！多么现实的问题。
更上层一些的有一位退休将军的女儿，作为离退休老干部，工资福利还是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将军为了面子，不想让女儿出来工作——没有什么比做一个不事生产的有闲阶级更有面子了。但理想毕竟不能当饭吃。戴着狐狸围脖，举止高雅娴静的中产阶级淑女照样也得挤在失业妇女中谋职。相比于父亲的强烈中产阶级认同感，女儿显然更能认清现实：“面子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同样受剥削受迫害的离退休老干部的女儿如是说。
从来没有纯粹客观的作者，《欢乐颂》者流已经在肆无忌惮地扭曲现实了，人们却在称颂它是一部表现“现实”的电视剧。我们什么时候遗失了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也许是太久太久，没有在荧幕上看到活灵活现的小人物了吧，我们忘却了在琐屑的生活中，导演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褒扬值得褒扬的，贬抑必须贬抑的。如果你在大半个世纪前的光影中看到了今天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请不要惊讶，只要资本主义的制度还存在，失业与贫穷的阴影就不可能散去。并不是浪漫的意大利人竟然天才地发现了生活的真实，也许只是“现实”的我们选择了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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