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凤
2015年底创建了杭州风禾资产有限公司，一家以量化投资、量化对冲为主的资产管理公司。公司目前有约20名团队成员，已成立和在发行的有十余只对冲基金产品，管理规模近10亿。
2012年王博士归国创建了杭州龙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创始人他在龙旗科技担任首席投资官、首席技术官；2015年中离开龙旗前，他管理的产品每年为客户带来20%以上的稳定收益，资产管理规模近70亿。
海归前，王博士在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公司股票投资部担任大中华区主管，他在亚洲、新兴市场、及北美等多个市场中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异的投资业绩。
王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及四个硕士学位：统计、运筹学、工业工程及计算机科学。他的研究涉及统计学、运筹学、计算机等多个领域，他曾在国际期刊和会议刊物上发表过十五篇文章。
高中时获得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奖，大学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美国留学期间获得一个博士、四个硕士学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15篇学术论文。看起来，风禾资产王黎身上具备一切好学生的特质，斯文、儒雅、善于思考，这些特征同时也是技术男典型的标志。王黎并不赞同自己是“学霸”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他坦言，刚去美国便遭遇经济危机，在巨大生存压力下，风险意识增强，无奈选择多读书。
放弃安稳的美国商学院教授生活，转身踏进华尔街，加入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集团，在全球市场管理着上百亿美元的资产，后又研制出中国股票量化策略和风险模型。一切稳定后，王黎再次选择离开，回国创业。第一次创业，虽然在业务上获得不俗成绩，但对国内商务环境缺乏戒备导致创业失败。在调整数月后重振旗鼓，创办风禾。交流中，王黎用了“舍近求远”来评价自己。可以看出，在每次重大人生选择时，他对自身的严苛要求、深度反思及自我愈合格外清晰。这是个技术男的故事，又不止于此。
第一次创业带给王黎最大的启发是，单一策略产品发展模式似乎在当前市场行不通。以前公司全部是阿尔法策略产品，虽然长期来看业绩比较稳定，但单一策略产品系统性风险较大。这促使王黎下决心让公司走一条新的发展模式：混合型多策略模式。同时，在产品方面，风禾做了由“大产品”到“小产品”的战略转型。
王黎称，对于量化投资来说，最怕的就是政策和交易规则的变化，因为量化投资本质上是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如果历史和未来出现脱节，量化投资便会面临风险。对于短期内量化策略的投资机会，王黎认为，2016年机会可能会在CTA或者宏观对冲类等对大方向有预测能力的策略上。对于传统股票阿尔法类的策略，受政策影响， 2016年还要继续等待转机。
“4个硕士+1个博士”的学霸
汇声：您赞同用“学霸”来形容您么？
王黎：我读了一些学位，读书期间也尽可能在发表文章，从简历上看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专心科研的“学霸”。其实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我的本意，都是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2000年初刚到美国时原本我从事的IT行业非常火，谁知道突然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整个IT行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来自信心爆棚的我，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又在美国全奖攻读计算机博士，碰到这样的突变，自己长时间研究和学习的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经济危机面前人变得极其渺小，大批IT精英被解雇，很多中国同胞为了在美国生存下去，只能回学校继续读书来保住身份。
在经历经济危机时，也尝试过找工作，但实在困难。我记得曾去应聘一个火车公司计算机管理员的工作，月薪两千美元，对于美国全职IT工作来讲，这是个非常低的收入，也毫无发展空间。即便如此，还有一群硕士、博士去竞争这个岗位。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冲击，我真切的意识到人的脆弱，风险意识增强，便开始思考转业。
当时想法也很简单，觉得单一的技能无法应对“天有不测风云”，在那种没有背景，无依无靠的国外环境里，我就觉得应该多掌握技能。那个时候，对未来找什么样的工作并不清楚，就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的博士是在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获得的管理学博士，硕士分别是密歇根大学的金融工程学硕士、统计学硕士、工业工程硕士，以及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获得的计算机的硕士。
其实，人在生存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动力是巨大的。当时完成所有这些学位确实很难，单是安排这么多课程的时间表都需要绞尽脑汁；另外，高昂的学费也是受人白眼东拼西凑、加上给老师打工凑出来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经济非常拮据，每天只有3美元的伙食费，经常被饿的头晕眼花。与残酷的生存压力相比，学习、科研本身就简单了很多，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了。
汇声：学霸所积累的这些知识，现在看来什么感受？
王黎：尽管当时一个个（学位）读下来，目的并不是追求学位，更多的可能就是为了能够在美国生存下去，但后来做了量化投资，发现这些知识全部是息息相关的，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为做量化行业需要金融，需要统计去建模，需要计算机去实现。
梦碎梦起 归国创业
汇声：在您之前的言论中，我们注意到，您说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并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美国梦。那您最初是揣着怎样的“梦”去的？
王黎：当时是在IT最火热的时候去的，那时设定的路线就是先读博士，然后去大公司工作学习先进的技术，再跳出来创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条我认为非常确定的道路。
汇声：所以当时刚去美国的时候就已构建出了最终选择创业这条路了。
王黎：是的。
汇声：您是哪年回国创业的？
王黎：2012年。
汇声：2012年创业，是所有条件都成熟了，已经具备创业的条件了还是有其他诱因？
王黎：创业一直是我的梦想，是肯定要去做的事情，但到底什么时点去做，其实并不是很明确。本来学的IT，设想的在IT公司工作，在IT行业创业。后来转到了金融，但整个大方向没变，这期间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当时正好有个风投，他们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决定投我们，我们就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但当时在美国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很稳定了，突然放弃这一切，这确实是个很大的变化。在美国十几年间，中间只回来过两次，对国内情况并不了解，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汇声：这种恐惧延续多久？真正落地国内后，内心感受是否发生变化？
王黎：事实上第一次创业过程还是非常成功的，有点出人意料。可能毕竟是自己的国家，语言、文化背景的归属感，到了之后，能真正的感受到。我记得第一次创业选择杭州，飞机落地的时候，我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内心升腾的却是恐惧。因为与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已经习惯的那种地貌、建筑非常不同，飞机着陆后，满眼的都是不熟悉。
但真正开始创业，大概一个月后我就很习惯了。脑海中也会闪现，我是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十几年的吗？好像我一直生活在杭州这个地方。那种熟悉感特别强烈。所以整个创业过程非常的顺利，可能跟回国的心情息息相关。创业之初，因为商业环境等因素，不清楚往哪个方向发展、业务怎么做等确实很艰辛，但内心却非常的踏实。
汇声：之前对杭州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吗？最终选定杭州，是基于哪些因素考量？
王黎：以前其实不太了解，考察过一次，非常喜欢那里的环境就决定在那里创业了。选择杭州，无论当地的商业环境还是政府的支持力度都很好。
“舍近求远”终结果
汇声：您平时更喜欢别人怎么称呼您？王总还是王博士。
王黎：肯定是王博士。我的团队都管我叫王博士，或者简单的王博。
汇声：您觉得您的优劣势是什么？
王黎：我的优势和劣势其实是同一个。在我过去的求学、工作甚至创业过程中，好像都逃不过这四个字：舍近求远。一般大家讲二八法则，就是用20%的力量实现80%的效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中，一直都挺艰难的，就是因为我好像一直在用80%的精力去攻克20%的最难的东西。
读博士时，对于我当时想走的学术道路，正路就是尽可能多发文章，减少一切其他时间上的投入。但我却花大量时间上了很多与主业无直接关系的课程。事实上，上这些课程对于走学术道路并没有任何加分作用，但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必须把没弄懂的东西思考透彻。虽然当时走了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但很久以后在工作中才发现当时的积累却是很有帮助的。
另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创业也是明显的在舍近求远，当时在远期和近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远期的利益。当时我过去的一套股票投资模型已经非常成熟，模型搭建完成后发行私募产品也很顺利。于是我面临两条路，一是集中在商务开发上，利用现成的技术把产品规模扩大到极致，赚快钱。二是继续充实模型、把策略开发做到极致，为未来做准备，当然基金发行上会相对放缓。我选择了第二种路径，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开发新策略上。从2012年到2015年间，我大部分力气都花在了对市场和交易的钻研上，研发新技术、新策略。研发、创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有很大风险：花很长时间做的东西，近期并不见得收到效果。然而，依赖已有技术发行基金产品，风险相对小，经济效益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对我来说重规模、轻技术从长远来看却是在冒最大的风险，因为投资领域竞争永远处于白热化，投资技术上一旦止步不前就会被市场无情的淘汰，那时基金规模便是沙滩城堡，遇到风浪转瞬即逝。然而拥有过硬的技术，规模迟早会长大。2015年末，我开始二次创业做风禾这个平台时，过去积累的大量经验才体现出优势；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里很多过去成熟的投资方法都失效了，我们却表现异常稳定。所以，在我过去的经历中，似乎走了很多冤枉路，当时都不被别人理解，但往往多年后会发现，当时经历的苦才是真正的财富。
吸收过去的养分 修复短板综合提升
汇声：“风禾”二字能解释下吗？
王黎：准备二次创业的时候，想了很多公司名字，但都觉得不合适。有一天在街上无意中看到一个商店名，其中有个禾字，就觉得一种莫名其妙的踏实。后来才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名字“黎”字对我来说太复杂，母亲就在我手帕、衣服、被子上都绣了个“禾”字，因为“黎”中有个 “禾”字。这是尘封已久的记忆，当时我被商业伙伴坑，处于事业的最低谷，心理非常脆弱；可一看到这个“禾“字，就想起了母亲多年来对我的呵护，顿时踏实很多。
后来发现一个成语“风禾尽起”，讲述的是西周时期，周武王死后，周公摄政，镇压了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的叛乱。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因受流言影响，怀疑周公的忠诚，于是“天大雷电，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后来周公重新执政，大风把吹倒的禾苗重新竖起，从此国泰民安。这样，我就决定用风禾二字，因为这个成语故事与我当时从事业的巅峰跌到谷底、振作后又重新创业的经历非常相似。当时准备了十几个公司名字，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恰巧这个最喜欢的名字没被注册，一切刚好天顺人意。
汇声：两次创业有哪些异同，带来了哪些思考。
王黎：第一次创业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技术和投资上，包括组建、培养团队，搭建平台，投资、交易等方面。换句话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技术型的工作，也恰恰是因为太执着在技术上面，对公司的商务方面欠考虑，栽了跟头。然而，我们这个行业以投资为主，投资技术是核心生产力，我不后悔花了力气在技术上。第二次创业，我有了很多思考，吸取了很多以前的经验，包括股权设置、团队激励等。以前过于执着于市场、技术却忽略了人的因素。现在重新创建的这个公司，是一个更加全面思考后的结果，过去的经历是最好的养分。
汇声：过去的经历让您现在在运作公司方面有了变化，从之前的主要偏技术到现在的综合各种因素发展，这种变化是否达到了您自己满意的状态？
王黎：对于现在公司的运作，我非常满意。虽然我一直侧重于技术和投资，在经历过第一次创业的大风大浪后，经营、管理上的短板获得极大弥补，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
汇声：您在投资领域方面，接触到的或者其他方式，是否有对您影响比较深的人或事？
王黎：投资界有很多明星值得崇拜，但对我职业生涯最有帮助的还是身边的人。在美国工作时我受益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笑薇博士，另一个是Hui博士。笑薇目前在富国基金，熟悉量化投资的都很熟悉她。Hui博士毕业于MIT，贝莱德的明星基金经理，目前在旧金山经营自己的对冲基金。从笑薇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建立风险模型和风险控制的精髓，从Hui博士身上我学会了如何破解市场奥秘，如何跟据市场特点创造投资策略。这两种技能中一个盾一个矛，都是投资的核心。跟他们一起工作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深远。
汇声：在做交易这么长时间的过程中，有没有自认为比较成功的案例。
王黎：其实很难说一两个案例，因为学习投资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好说是经过哪一件事情后就对市场顿悟了，而是在不断的磨练与失败中积累所得。其实在世界级金融危机和国内市场的极端行情中能够生存过来本身就是成功了。
定位量化投资 研发新方向丰富多策略
汇声：您给公司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王黎：其实我们的业务模式非常简单，就是专注在量化投资上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学院派的公司，这可能跟我的求学背景及海外的工作经历有关。我们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是富有学术研究经验或者高学历的，我们期待团队成员有非常好的教育和研究背景，相较金融经验，我们更希望他有较强的独立思考及研发的能力。
汇声：目前公司多少人？人员上如何分配？
王黎：我们现在差不多20人，5个人是做中后台加市场，剩下的全部是在做策略开发、交易。公司现在一直在招聘，预计6月份之前达到30人左右，年底前组建40人左右的量化团队。
汇声：风控这块怎么分布的呢？
王黎：我们风控主要是通过自己开发的一套软件系统进行的。我们现在实现的是多策略，每一个产品都像一支FOF基金包含多个账户，每个账户运行一大类策略，每个大类策略又分为很多子策略。我们自己开发的风控软件，时时刻刻把不同的帐户信息汇总，从而进行事前事后的风控。这样只需要少量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个软件管理所有基金产品的风险。
汇声：风禾到目前发了几个产品？
王黎：我们现在有6个产品已经正式成立，大多数已经开始交易了。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有十几个产品会陆续落地。
汇声：公司目前投入使用的策略有哪些？
王黎：公司产品上运行的基本都属于比较成熟的策略类别，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策略池，包括最传统的股票多空策略、统计套利策略，大宗商品上有CTA策略和宏观对冲策略等。
汇声：优势策略有哪些？
王黎：优势策略，我觉得最成熟的是股票策略和商品CTA策略。另外，我们的宏观对冲策略池也日新月异，迎头赶上。
汇声：优势策略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样的？
王黎：一个策略的优劣，首先在其承载的资金量上要有所区分，在大资金量的策略上可以容忍一定的回撤。但在小级别资金策略上，就需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才可以。一般我们评判的标准，首先要看一个策略是怎么从市场中盈利的，它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指导，在上线之前我们必须搞明白它赚钱的原理；只依靠数据挖掘出来的策略是不敢用的。之后我们会将其放在公司的自有帐户里进行实盘测试，经过实盘检验与历史回测差距不大后就可以把它放在正式的基金产品里运行了。
策略更新迭代应对市场 选择混合型多策略模式发展
汇声：您如何看待这些策略不断变化，更新迭代的过程？
王黎：其实每一类策略的系统性风险都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2011年股指期货推出后，期现套利类策略业绩非常好。到2012年，很多大资金涌到这类策略上来，这时它的利润就已经非常薄了，很多团队放弃了该类策略。到了2014年年底，市场出现黑天鹅事件，期现套类策略又出现了非常多机会，但很多已经放弃了该策略的团队就不能抓住这些机会。阿尔法策略在2012年开始登场，从2012到2015这三年是阿尔法的黄金时期。但到2015年监管层限制股指手数以后，这个策略忽然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任何一个大类策略，都是特定市场环境造就的，一旦市场环境出现变化、政策出现变化或者投资者行为出现变化，它往往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失去效果。
汇声：风禾的策略迭代是怎样的？
王黎：从大类策略角度讲，我们其实很难预测未来到底哪类策略会工作的更好，因为宏观环境和政策变化都会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笨方法，尽可能准备更多的策略，希望总有一款能适合未来的市场环境。
汇声：所以，选择混合型多策略模式发展是基于这些因素考虑？
王黎：我们的多策略混合模式发展到今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过来的。最初创业时使用的阿尔法模型只获取相对收益，对市场方向不作任何判断；后来每天观察国内市场，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便开发了一些贝塔择时模型；又逐渐把这些模型拓展到大宗商品市场；但是觉得光使用量价信息心里总不踏实，便又从宏观经济入手研究了宏观对冲策略。
投资技术仍属核心 未来产品战略由“大”到“小”
汇声：我们注意到，在产品方面，您之前提出了由“大产品”到“小产品”的转型，转型的动机是什么？
王黎：这个转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第一次创业时，股指期货上的限制不多，产品便可以做到很大规模，一个基金产品就能做到20多亿。现在出了监管，三个品种交易加起来一天还不到三千万的量，为了对冲掉风险，只能把规模降低，根据限仓的手数“量体裁衣”，我们现在一个产品差不多在5千万到一个亿。
汇声：这种转型是否可以理解为“被动”做出的变通？
王黎：这主要跟我们的产品定位有关，我们提供的是类固定收益产品，希望把主要的风险，尤其是市场风险对冲掉，达到产品收益随着时间线性增长，与市场涨跌、牛熊更替无关。限仓后，我们只有把产品的规模降下来，才能既满足政策的限制，又可以达到对冲风险的效果。
汇声：在您看来，私募企业最终要比拼的地方在哪里？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王黎：我对风禾的定位就是专注于量化投资，把策略和技术做到极致、远远超越竞争对手，这才是我们这行的核心竞争力。有了业绩做支撑，基金规模的成长是水到渠成的事。
量化投资寒冬期 警惕政策、交易规则变化
汇声：去年的股灾里私募基金产品有很多都发生了巨额的亏损，其中也不乏很多知名的私募，反映出了什么问题？带来哪些启示？
王黎：我觉得去年的市场异常波动，确实反映了市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风险性。这提醒我无论眼下的投资做的多顺利，千万不要忘记对市场的敬畏和对风险的防范。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越是做投资顺风顺水的时候，人越容易掉以轻心，对于出现的潜在风险就越容易忽略，巨大的损失往往都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做投资行业，即使用再先进的量化技术，归根到底，对自己心态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风险控制。
汇声：您如何看待当前量化投资的情况？
王黎：从目前整体情况来说，量化投资还处于寒冬期，在股指限仓政策下很多过去的成熟策略现在都不能发挥作用。可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行业还会一直处于寒冬期。然而，这个时候恰恰就是考验团队的最佳时期，也是优秀团队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期。真正优秀的团队不会墨守成规，是能够相时而动、根据市场变化迅速找到继续盈利的模式的。
汇声：对于投资者来说，在众多量化产品中该如何挑选？有哪些标准可供参考。
王黎：现在量化产品确实非常多，很多策略或者投资方法也有很高的趋同性。我觉得判断一个量化产品，最重要的是看它历史上的业绩，是不是持续稳定增长；在历史业绩里，需要重点观察的是三个时间段，假如一个团队在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还可以工作，说明他确实有独到的地方。比如如果一个产品在2014年的11月、12月份还可以工作，并且没有太大的回撤，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另外一个重要时间段是从2015年7、8月到目前为止的整体业绩表现，是横盘还是持续增长。最后一个关键时间点是看它2016年1月的表现，有没有出现重大回撤。对于我来说，如果选取量化产品，我会集中看刚才我说的这三段特定时期的业绩表现。
汇声：接下来的市场中，您认为会存在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
王黎：对于量化投资来说，最怕的就是政策和交易规则的变化，因为量化投资本质上是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如果历史和未来出现脱节，量化投资便会面临风险。比如最近在商品期货暴涨以后，交易所增加了手续费，这样市场微观结构会发生变化，投资策略就要做相应调整。
汇声：短期来看，量化策略方面存在哪些投资机会？
王黎：2016年我觉得投资机会可能会在CTA或者宏观对冲类等对大方向有预测能力的策略上。对于传统股票阿尔法类的策略，受政策影响， 2016年还要继续等待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