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wkeb Hassan又吮起了她的大拇指，她觉得这样比较舒服。这个九岁的女孩总在夜晚哭着醒来，她非常想念学校生活。Rassim是他的哥哥，他带着妹妹逃离了动荡的大马士革，来到了德国中部的小村Vogtei，他们的未来不甚明朗，他很担忧。
“她会看动画片，但如果看到孩子和父母一起吃饭的镜头，她就会大哭起来，还把电视关掉”，他说，她吃得很少，“并不停地求我带她去见在黎巴嫩的父母。”
↑ Rassim和Kawkeb。摄影：Mona Mahmood
对11岁的Ali AlShafa’i来说，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离开叙利亚穿越欧洲，旅行了2000英里（约3218公里），试着在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安顿下来。他的叔叔兼监护人给他买了一只鸟，确切地说是一只澳洲鹦鹉。有一天，他们都出门了，邻居的猫把鹦鹉吃了。Ali为此伤心欲绝。
“我太难过了，每次见到那只猫，我都控制不住自己”，他说道，“可我没法碰它，我也喜欢猫。”
去年，超过37万难民儿童抵达欧洲，其中约9万人是孤身一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阿富汗、叙利亚、厄立特里亚和伊拉克。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海上之旅，翻山越岭，克服了路途上的种种危险后，最难的事情可能还在前方，那就是在新的国家安顿下来。
失眠、思乡、与家人分离的焦虑和文化冲击让这些最坚强的孩子感到不安。尽管他们逃离了炸弹和民兵，但还面临新的威胁。
许多孩子对当地人的不友好态度感到畏惧，其他的则在与文化差异作斗争：新学校的课程，奇怪的菜肴，甚至更奇怪的语言习惯。等待庇护的过程让他们倍感压力，缺少衣物也让他们觉得羞耻。很多人都有失眠困扰，但那些还未被批准取得庇护的儿童，却鲜少能得到精神治疗甚至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
英国政府还在讨论是否要接收3000名举目无亲的儿童。由此看来，英国不仅需要组建一支含有社会工作者、寄养家庭和心理医生的队伍，还要抛去那些繁文缛节，快速处理庇护申请。
↑ Athari Bassim在荷兰。
Athari Bassim说：“我每次闭上眼睛想睡觉的时候，心跳就开始加速。” 这个15岁的姑娘来自伊拉克，去年被父母送到荷兰，“我噩梦不断，快疯了。我一入睡，就梦见长着丑陋面孔的民兵拿着枪追着我跑。不论我藏在哪，他们总能找到我。”
↑ Athari的画。
Athari对逃亡之旅的描述听起来耳熟能详。在哥哥被民兵绑架折磨后，她就被父母送走了。她在海上漂泊了很多天，随后是整晚整晚地徒步，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她睡在森林里、路边上，躲避强盗和酒徒，还要留意在她之前走过的难民留下的踪迹，这些踪迹一路指引她向西北前进。
当然，欧洲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欢迎难民的。德国是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人们一开始秉承的欢迎文化（对外来移民的开放与包容）已经部分演变成了敌对甚至暴力。
Rassim Hassan说，他在Vogtei的街上每天都能遇到突然事件，他想知道保护妹妹，“街上总有德国人在说叙利亚难民的坏话，但Kawkeb还只是个小孩。”
15岁的叙利亚难民Huzaifa在德国。
15岁的Huzaifa Waiz来自叙利亚阿勒颇。在德国东北部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对新纳粹分子的恐惧让他不愿意一个人出门。
“我们早上七点去学校，17个难民坐同一辆车”，他说，“这让我们有安全感。有一次我提早离开了学校，一个人坐车，那些纳粹分子对进行我语言攻击，于是我在到家前只能一直站在司机旁边。”
↑ Huzaifa的画。
八个月前，Huzaifa和他的哥哥一起逃离了叙利亚。阿勒颇绑架事件频发，儿童兵越来越多，Huzaifa的父母感到害怕，于是送走了Huzaifa和他的哥哥。
他想念母亲，想念她做的饭。但他最大的问题是拿不到官方文件。“我父母认为在德国定居会比较容易”，他说，“他们不知道，大量的难民来到德国，这对当地的庇护系统产生了严重冲击。”
Athari说荷兰的情况也不好。“我以为到荷兰以后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可那里的庇护程序耗时更久。”
↑ Fahmi Ali，16岁，在荷兰的叙利亚难民。
没有庇护，就很难就医。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16岁的Fahmi Ali说，在荷兰，他所在营地的医生“就算你快死了”，也只会开止痛片，“有些难民需要做手术，却被告知他们必须要有居住许可才可以做。”
去年7月，一颗炮弹刚好落在Fahmi身边，但没有爆炸。他侥幸活了下来，并逃离了大马士革郊区。他和23岁的姐姐Jihan一起投奔在荷兰的哥哥。他瘦了13公斤，每分每秒都在想念被困在叙利亚首都的父母。“我每晚睡不到五个小时，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把父母丢在了大马士革，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把他们接出来。”
去年，16岁的Hadi Dibbes历尽艰辛从叙利亚来到了德国，她患上了胃溃疡和皮疹。她说：“我请求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让我去看医生，但他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还没有取得居住许可。”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六个月里，我的庇护申请没有任何进展。我被告知还要再等两年才能获得居住许可，和家人重聚。但我需要见见我的父母和哥哥们。”
难民们还要继续等待。Huzaifa在健身房度过最后的时间。Fahmi参加了足球俱乐部。Hadi玩桌球，抽烟。Athari爱上了滑冰，在YouTube上看电影。Ali照顾他的两只金丝雀（代替了不幸的鹦鹉），和叔叔在森林里漫步。
↑ Aseel Ahmed，现在和阿姨住在德国。
10岁的Aseel Ahmed来自大马士革中为巴勒斯坦人设立的雅穆克难民营，去年底，她和阿姨来到了德国埃朗根，她们平时会一起看电影。她离开叙利亚的时候以为自己的家人都被炸弹炸死了，后来才发现他们活了下来。
想念家人的她说道：“我看动画片，做作业，然后抱着泰迪熊去睡觉。在梦里，我可以和大马士革的家人团聚。”
Aseel在德国有一位“担保人”，有时候会带她去游泳。担保人的角色有点像守护天使，在荷兰和瑞典也有这样的系统。Athari在荷兰有一位“资助人”，帮助她入学。Athari 说：“她还有许多孩子要照顾，我没法告诉她我不快乐，过去的记忆影响了我现在的生活。”
↑ Aseel的画。
在瑞典，Ali也有一位资助人，名为“善女”。她每隔两三周就会来看望他。“她给我带巧克力、游戏，还给了我1100克朗（约880人民币）让我买些二手的衣服。”衣物短缺只是这些难民儿童们需要忍受的诸多不便中的一个。
Fahmi说：“去年12月，我来到荷兰后，身无分文，一件衣服都买不起。”他仍穿着匈牙利红十字会捐给他的破旧外套和靴子。Athari也是如此。荷兰远没有德国和瑞典那么慷慨。“我来到这以后一分钱都没有，买不起衣服，只能穿旧衣服。这点我可以接受。”
所有孩子都对新学校持积极态度，即使有些学校只是体育中心一个改造过的房间，他们仍把这看做动荡生活里的精神支柱。
在哥德堡的Ali说：“我每天能背六到七个瑞典单词。我对木工很感兴趣，我们有一间工作室可以制作箱子和刀具。”
Athari说：“我们在学数学，可没有老师教。老师会给我布置练习作业，我们做完练习，第二天改正错误。我们不和荷兰学生一起上课。学校其实就是一间在篮球馆的房间。”
Aseel说：“我在学德语、数学、阅读、写作、唱歌和网球。我会在写字板上画我们在叙利亚的家。”
但有人对课堂氛围感到惊讶。
Huzaifa说：“这简直乱成一团。学生们在老师面前说脏话、聊天、唱歌、玩手机，在老师说话的时候大笑。我不是说老师应该体罚，但在阿勒颇，如果有人太淘气，老师会轻轻地打他们的手心。”
不同的文化总是令人无所适从。高物价、宵禁、奇怪的食物、新的语言都是这些儿童难民需要面对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叔叔会给我们带汉堡、薯条和披萨这样的快餐食品”，Ali说，“我每天给我爸妈打电话，问她给其他兄弟们做了什么吃的。我想念以前大家一起吃饭的日子。”
↑ Fahmi Samir的画。
Fahmi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市中心在傍晚时分就变得死气沉沉。他在评价荷兰的霍林赫姆时说：“下午6点以后，这座城市就没有夜生活了。我很郁闷。在叙利亚，即便深夜，街上也很热闹。人们互相问好。在这，如果你向店员问些什么，他们都不太理睬你。”
Rassim Hassan很担心这些情况会对9岁的Kawkeb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她在叙利亚，她会学习如何祷告，学习怎么做才能举止得体。我不想让她看到街上发生的事。德国的男孩女孩们喝酒、接吻。我自己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害羞。”
Huzaifa看到德国孩子们在他住的青旅里吸毒，也吓了一跳。他也经常被食物吓到，“我们没法确认它是不是清真的。”
对大多数儿童难民来说，思念父母才是最难的部分。Ali说他等不了了。Athari说忧虑让她变得更抑郁了。同样的想法也让Huzaifa夜不能寐。
“我9点上床，但直到2点才能睡着。我不停想着，我在这做什么呢？爸妈和妹妹们还好吗？我们关系很亲密，很喜欢待在家里。我太想他们了。这一切都值得吗？”
（翻译：陈梦黛；编辑：崔璞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