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文学从古至今都是精英专属文学体裁吗?

旅行文学曾经是那些带有殖民主义倾向的老伊顿公学学生们主导的天下,但是,日前一部基于充分研究的评论表明,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被旅行者”们也正在用文字给与回击。

罗里·斯图尔特2002年徒步穿越阿富汗 图片来源:Rick Loomis/LA Times via Getty Images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东方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学者们揭示了一些有关于旅行写作的真相,令人十分不安。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旅行写作这类体裁有以男性白人为主导的倾向,美化殖民情感,将个人在旅途中的经历单纯用夸张的描写来简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采取了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开始推崇那些试图纠正这种权力失衡的游记作品。但尽管如此,蒂姆·汉尼根(Tim Hannigan)的新作《旅行写作部落》(The Travel Writing Tribe)开篇题为《漫长的白人轨迹》(The Long White Track)倒也没什么不妥。这本书的非凡之处在于,汉尼根精通这一流派的学术批评,他是从一个学者兼一位旅行作家的双重角度来面对这些问题的。

从一开始,汉尼根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共性。几乎所有那些著名的英国男性旅行作家,例如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罗宾·汉伯雷·泰尼(Robin Hanbury-Tenison)和罗里·斯图尔特 (Rory Stewart)等,都曾上过著名的私立学校,最常见的是英国伊顿公学,其次就是在牛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但并不是所有这些作家都上过大学。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就“曾被不止一所寄宿学校开除……有一位舍监曾一提到他就感到担忧,形容他是‘集老练和鲁莽于一体的危险分子’”。除了弗莫尔之外,科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在教育的道路上也曾遭受多番挫折。他曾在伊顿参加数学普通证书考试,“不仅三次都失败了,还一次比一次差。”他也没有通过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之后又被宣布不符合服役资格,最终,他直接去了一家出版社工作。

汉尼根在伊顿公学档案室里仔细查阅了赛西格的日记,这些研究让他深入了解了英国权势集团的核心。他注意到,这些学生都穿着标志性的黑色燕尾服、细条纹裤子和白色领带,与镇上的其他人相比显得尤为突出,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一个独立的部落一样。汉尼根写道:“我一直都坚信并热衷于研究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些旧伊顿公学旅行作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部落文化’有着特殊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有可能与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从赛西格在旅行中对于同伴的选择上就能明显提现出来:“在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区,他的首选似乎总是那种一小群年轻男人和小男孩的团体,他们都拥有精英阶层身份,与大多数城镇和村庄完全隔离。”

《旅行写作部落》

旅行写作时常遭受诟病的原因在于旅行者(旅行作品中的叙述者)对于旅途中所遇见的那些“被旅行者”(旅行地的本土居民)的不公平对待。然而,旅行作家们却通过相当数量的作品,一致努力地赋予了旅行者这项权力。1996年,与同行的旅伴们不同,缺乏公立学校教育背景的尼克‧丹斯格(Nick Danziger)在他的作品《丹斯格的英国》(Danziger’s Britain)中展现了他所在的英国国内的一系列边缘化社区,把更多的话语权交给了他们,而非作者自己。类似的还有萨曼斯·苏布拉马尼安(Samanth Subramanian),在他的作品《这个分离的岛屿:生活、死亡与斯里兰卡战争》(This Divided Island: Life, Death and the Sri Lankan War)当中写道,他曾遭受到斯里兰卡卡坦库迪镇上一位当地人的质疑,那位当地人质问他:“对我来说,这次对话又有什么好处呢?”面对这个问题,苏布拉马尼安的确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汉尼根观察到,旅行写作和新闻报道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关联,同时,两者之间似乎又存在着一种 “奇怪的斗争”。他补充道:“对于一个怀有文学抱负的作家来说,‘记者’这个词似乎有种降低到较低级别的意味……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公认的文学成就、还渴望在经验主义方面获得认可的作家来说,‘记者’的称号似乎就比‘旅行作家’更为高级。”汉尼根还指出,这类旅行写作体裁还与对事实的描绘有着复杂的关系。有些作家为了达到审美的目的而虚构出诸多细节,例如汉尼根注意到,“赛西格对其旅行故事的原始记录与最终出版的作品之间存在轻微的脱节。”

汉尼根还拜访了资深旅行作家德芙拉·墨菲(Dervla Murphy)。1965年,墨菲出版了其处女作《单骑伴我走天涯》,这本书就记录了她在1963年从家乡爱尔兰骑自行车到印度的传奇经历。汉尼根从伊兰的出版商巴纳比·罗杰森(Barnaby Rogerson)那里了解到,尽管墨菲年事已高,但是她对来访者仍然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带点啤酒就行。墨菲的住处,用汉尼根的话来说,“几乎无法用家这个词来形容”,不过就是一些又小又老的建筑的集合,散布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镇上的市场。在采访期间,墨菲告诉汉尼根,她其实并没有真的像外界传闻那样已经隐居了,只有在写书的时候,她才会真正地“闭入深闺而不出”。

墨菲身上有着反殖民的爱尔兰中产阶级背景,这导致她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旅行作家不同。她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打上某一个特定的流派的标签,而更喜欢把她的作品称作是“新闻记录”。

汉尼根为职业旅行作家黯淡的商业前景感到担忧,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寻求一些保障。罗杰森认为,给旅行作家们有限的资金实际上可能会让他们创作出更好的旅行作品。他还说,最畅销的作品从来不是那些作家们为了赶截稿日期炮制出来的东西,而是那些“在作者内心中动摇,不得不创作出来的内容……因为他们的经历是如此的强烈而深刻”。

与此同时,萨布伦对于旅行写作的未来则更为乐观。他提到,在有一版《格兰塔》文学杂志的封面上列出了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拉纳·达斯古普塔 (Rana Dasgupta)、萨曼斯·苏布拉马尼安以及萨布伦自己等各国作家的名字。当然,除了这几位,还有很多作家名列其中,包括汉尼根采访过的摩妮莎·拉杰史(Monisha Rajesh)和卡普卡·卡萨博娃(Kapka Kassabova)。旅行文学这一流派在未来会更具流动性和适应性,也会在世界各地的作家手中变得更为丰富。萨布伦说道:“那些记录于过去的声音从未消逝,在回响中又塑造着现在的我们。”

(翻译:刘桑)

来源:卫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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