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娟 陈思琪
“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上可谓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曾如是介绍吴镇，哥哥的家就在镇上，那是她每次回梁庄落脚的地方。
在哥哥家无事待着的时候，她常常会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有时也去赶集，慢慢走过一个个商铺，一个个小摊贩，和别人挤着，心里总是充满奇异的感觉。有一天她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写这些人呢？“
后来，吴镇便成为她文学飞翔之地——她由此从非虚构进入到虚构的领地，《神圣家族》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2个人物，无论是流浪汉还是被遗弃的老人，还有自杀的妇女、无知少年、低保贫困户等等，梁鸿从往昔散落的记忆中传神地提取了相关的心灵经验，并将之放置于吴镇的现实逻辑中，以在地的烟火气息和丰盈的诗性话语描摹出一幅中国县镇生存样态和人文景观图。
但即使是在写了梁庄和吴镇之后，梁鸿仍不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它意味着你把乡土作为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来考察，而事实上乡村只是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一个背景和环境。”她如是告诉记者。
“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
吴镇离梁庄大概三里地，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梁鸿就到镇上读书，每天四个来回。她至今仍记得当时走过的两条固定路线：一条是出村庄上公路，然后下一个坡，坡边拐弯处有一个厕所，穿过一条古老的街道，再到乡政府，最后到学校。另一条是从上学的初中下去，到后面有一个大的河坡，沿着河坡走，一直能走到家。
“吴镇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既让我向往、闪闪发光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封闭的一个小镇。“她回忆说。
多年后，为了写书她开始有意识地走进小镇的角角落落，才发现其实很陌生。路过清真寺时，她听到了当年从未听过的祈祷声。在镇子的某个深处藏着昔日非常威风的供销社大楼，如今很破败，看起来就像是被遗弃的残骸。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包围，破旧与崭新共存着。“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这种疏离感给了梁鸿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到吴镇的书写中——有虚构和飞扬在，区别于当年带着亲情实写梁庄。
在她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傻乎乎的少年形象，他用天真和蒙昧的眼光看世界。“我发现我跟吴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少年在吴镇上空游荡，俯瞰整个镇子中发生的事情和镇中的芸芸众生。”她说。
突然有一天，“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从脑子里冒了出来，这个意象就成了她在《神圣家族》里讲述的第一个故事。
少年阿清被发光的云吸引，一路奔跑和追逐却怎么也赶不上。为了阻止镇南村支书砍伐一棵老槐树，他爬到树上并在树上安家，因为登高而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情景，比如说“神的传话人”阿花奶奶并未守节——她在人后与一家人过着吃肉喝汤、共享天伦的世俗生活。他还看到父亲收了贿赂后回来劝他下树，当生活的真实面目一一被他发现后，童年就结束了。
云朵移动的地方，就有吴镇人生活的痕迹。上树、偷情、欺骗、挖洞等，这些都是小镇正在发生的荒诞现实。当梁鸿用疼痛的笔将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一一串联起来后，便钩沉出了吴镇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挣扎与变形。
“我希望有这么一个少年纯真地看着吴镇人们的生活，可能是颓败的，但依然有爱在里面。”梁鸿一开始将书的名字定为《云下吴镇》，后来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觉得这个名字过于小清新，就建议改为《神圣家族》，灵感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
在基督教背景里，“神圣家族”指的是耶稣和圣母这样一个世俗的“神圣家族”。而在这本书中，则是吴镇上的小人物，流浪汉、漂流者、鳏寡孤独的老人，还有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小知识分子……这群乡镇居民日子是相对安稳的，眼睛望着都市，身子还困在农村，精神世界则显得狭小而逼仄。
“说他们是‘神圣’也是成立的，跟宏大的、宗教性的神圣刚好形成一种对应的存在——小人物的神圣存在，所以他们的悲欢聚合起来也可以说是‘神圣家族’。”梁鸿说。
市场经济冲击着小镇的生存逻辑
因为连接着乡村和城市，作为集贸中心的吴镇自有它的繁华，与渐趋破败和没落的乡村相比起来更有生气。然而，当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女人突然独自出现在热闹的街头，并被一些顽童推来推去，停靠在人声鼎沸、车辆拥挤的十字街道正中央而孤立无援时，一切都显得那么哀伤。
这是《漂流》里的一个场景，老女人的轮椅从一早就被推来推去，一天都没有人管。当时看到这一幕，梁鸿觉得特别震惊，后来就借着她的眼光来写吴镇的集市和总体气质——一种内部的残酷和停滞。老女人成为街道的旁观者，在她的周边，吴镇人各自繁忙，她还目睹了一场丰田越野车与三轮车的冲突。
“吴镇和梁庄的人物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一点是他们不再是地道的农民。他们离开土地，在小镇上做各种生意，有小公务员、流浪汉和各种非常复杂的人，是集现代与传统的混杂状态。”梁鸿说。
在这里，市场经济与小镇的生存逻辑不断地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种未成熟和不发达的“残剩”、“冗余”的现代化，而随着现代观念、政策制度、钱权交易、情色诱惑等渗入，再加上外界的种种冲击，小镇正在发生着一场场变化。
梁鸿写吴镇，并不讳言那里道德生态的变化。《肉头》中通过几个妇女的闲聊叙述三对夫妇互相“置换”的八卦，暗地里的勾心斗角和赤裸裸的利益争夺都浮现出来，“这吴镇啊，早就烂透了。都没有一点儿道德。”
“像一锅粥一样，每个人都被炖在其中，乌七八糟，但又热气腾腾的。既充满了活力，又充满了败坏。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看起来热闹无比、风光无限，但其实千疮百孔。”梁鸿说，欲望在小镇上表现地非常明显，这不同于早年的农业社会，它是那种跋扈的、自我欲望的膨胀。
房子、金钱、欲望，这些看起来似乎合乎时代和社会的大趋势，裹挟着小镇人向着光鲜、诱惑奔去。低保贫困户许家亮，因为“上五保”问题而和镇干部闹起矛盾，后来还赶上时代潮流走上了“上访”之路，明里受委屈实则尝尽甜头，后来还在自己破烂房屋之下打洞，住进了“地洞”，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
小镇当然不只有灰暗和溃败，“人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哪一个非常微小的人，他们的生命自有神圣之处。”梁鸿说，而这也正是她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比如随时准备着从天而降的圣徒德泉，因为神经错乱，他经常要去救人。一个小孩经常被他父亲打，一天晚上他就破门而入，抱着这个孩子说：“我来救你了。”
“这完全是一个荒诞的、错位的存在，但看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在他身上也有某一点光亮的东西呢？那就是人性的善。”梁鸿自问自答道，哪怕他身处黑暗之中，依然有着内部的一点点光亮，虽然他本人也不见得感知到。
那么这样的小镇是否具有普遍性？梁鸿的回答是肯定的。“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精神病人的，这几乎就变成一个象征、一个魔咒一样。每个镇上也都有那么几个能搅动风云的人，类似于知客，哪个场面都少不了他们。”
小镇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相比乡村，小镇作为相对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实体，并且是一个过渡的实体，它在生存层面是较为从容的，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去向的问题。”梁鸿说。
在《神圣家族》中，梁鸿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镇上的知识群体：明亮、杨凤喜、蓝伟们，他们读了师范甚至本科，后来无一例外都想从政治上出头，但最终都失败了。通过这些个体的节节败退，同时也观照着“小镇之衰”。
杨凤喜的“奋斗史”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和戏剧化的。他出身农民，读完本科后在某中学教书，一心想当官的他后来抛弃女友娶了吴镇党委书记女儿。然而造化弄人，原以为攀了高枝但后来一切都成空，仍在原地徘徊，自己也沦为吴镇人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
乡下的明亮最后因为竞争校长失败而患上忧郁症，好人蓝伟在一次跟着领导嫖娼被抓后仕途终结，妻离子散，最后落得一个给富有的同学看沙场的命运……在梁鸿的笔下，那些高吟诗歌、写着“大风起兮云飞扬”豪言壮语的知识青年们一步步被俗世生活击溃，乡镇教师们为了生存，办补习班、卖文具教辅、租卖武侠小说、帮收发快递、卖汽油给赶集的相亲。
一切看似平静，但又多么哀伤。“漫长的人生像一个不断搏斗的过程，人是在节节败退的，而不是节节胜利。”梁鸿说，眼看着蓝伟从一个飞扬的，正直善良的少年，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醉鬼，那种哀伤不是亲情角度的，而是对人存在的一种哀伤。
她用“悲喜剧”来形容这些人的命运，“这些人所承受下来的跟梁庄里人们面对的生存考验是不同的，这更偏向于精神上的溃败，身在其中的人或许都感受不到这种吞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
她甚至觉得写的就是自己。当年师范毕业后，梁鸿成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后来因为指出校长的失误而被调离到更偏僻的学校，最终因为不甘而考出乡村，成功进入都市。
梁鸿至今仍记得年少时一个春天的傍晚，她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看到夕阳下的白杨树，突然就哭了起来，“人生这么美好，我竟然没有写什么东西，活着都没有意义。”现在的她虽然如愿走在写作的路上，但当年那种纯真和迫切的激情已经没有了，被生活吞噬掉了。
面对苦闷和停滞不前的生活，只有少数人通过奋斗走了出来，大多数人都像蓝伟们一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认同了所谓庸常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如梁鸿般走出，进入大学教书并成为学者，仍有一种“再次被隔离开来的感觉”，“每个人都在被自己的生活所隔离，会被自己的圈子，事业塑造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当然这个圈子也局限了你的角度。人也是因为有这种局限，才有冲突和抱怨，才有痛苦和不满。”
这些年，梁鸿与故乡——她不愿称之为故乡而是家乡，始终保持着离开，回归，再离开，又回归，这样循环往复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梁鸿也最终寻回了自己的名姓：一个生在梁庄、长在吴镇、后至北京的出梁庄人。她找到自己的根和精神之源永远在那一方故土中，更为幸运的是，她还能用手中的笔将它书写下来，无论美好还是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