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致命性新型疾病频发是全球化的结果,必须靠合作解决

“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

来源:视觉中国

日前,《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环境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最新作品《剧变》(Upheaval)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当下,这本书显得尤为切题——无论是对个体国家还是全球社会而言,新冠疫情都可谓是一场“剧变”。

戴蒙德认为,国家危机类似于个人危机,因而其解决方案也类似于心理治疗方案。他以七个国家的历史为例说明,提出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

  1. 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
  2. 愿意承担责任
  3. 划清界限,明确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
  4. 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5.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6. 国家认同
  7. 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8.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9.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10. 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11. 国家核心价值观
  12. 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在关于国家危机的论述后,戴蒙德在本书结尾部分将视野投向全球,指出当下我们面临的四大全球问题分别是核武器、气候变化、资源衰竭和社会不平等。英国医疗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认为21世纪是全球性流行病的世纪(the pandemic century),在戴蒙德的分析中,致命性新型疾病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愈演愈烈,是全球化——特别是全球不平等——的意外结果:全球流动的游客将地方性疾病从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带到发达国家。人员的全球流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让发展中国家的人看到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的巨大差异,故而被吸引至发达国家。

这种论述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它忽视了世界市场高度发达融合的当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唇齿相依、人员并非单向流动的现实状况。与此同时,该论述也让他在移民问题上显得有些立场暧昧:他一方面认为移民能够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通常也是发达国家)增加发展活力,但另一方面他认为现存的全球资源正在勉力支持10亿人享受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从资源的角度考量发达国家是不可能接受大规模移民的。不过戴蒙德也指出,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蓝本提升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是正当且顺理成章的,因此在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做的唯有让发达国家降低人均能耗。

“这是历史上我们首次面临真正的全球性挑战。”鉴于全球化已无法逆转,我们必须直面它带来的种种挑战。戴蒙德认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区域和全球这三个层面的合作。虽然当下我们正在见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风潮兴起,但他也提醒了我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人类已经在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上走出多远,挑战与机遇并存:

“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今天,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使各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与传播,例如资源竞争、全球战争、污染物、大气层气体的排放、疾病、人员流动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全球化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要素也得到了增长与传播,例如信息、通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几门主导性的世界语言的出现、对别处状况和解决方案的普遍认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全球共同体意识。”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剧变》中选摘了讨论全球性问题的章节,以期与读者共飨。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曾梦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4月

《世界将去往何处》(节选,标题自拟)

文 | 贾雷德·戴蒙德  译 | 曾楚媛

全球化与不平等:发达国家降低人均能耗是唯一出路

在石油和金属等资源的人均消耗量,还有塑料垃圾和温室气体等废弃物的人均排放量方面,第一世界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以美国为例,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所消耗的石油数量,还有排出的塑料垃圾和二氧化碳量,是贫困国家人均的32倍。32这个系数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未来有重要影响。这就是我指出的威胁人类文明和物种的最后一个问题。

为了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先来反思关于世界人口的问题。当前,世界总人口已超过75亿,而且有可能在半个世纪之内增加到95亿。几十年前,许多人认为人口问题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口和另外一个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才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总消耗量,即全球各地消耗量的总和,而各地消耗量则是当地人口数量与当地人均消耗量二者相乘得出的结果。

人口的重要性与人们的消费和产出息息相关。如果全世界75亿人口中的大部分都被关在冷藏储物柜里,既不进行新陈代谢,又不消耗任何能量,那么人类就不会产生资源问题。世界人口中近10亿人主要生活在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剩下的65亿人大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两个群体的人均资源消耗量之比约为32∶1。这些数字说明,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许多人依旧仅关注人口的重要性。他们会说,像肯尼亚这种国家每年的人口增速超过了4%,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尤其是对肯尼亚的5000万人口来说。但是,对世界整体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来自3.3亿美国人。美国的人口是肯尼亚的6.6倍, 而且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量是肯尼亚的32倍。由此可以得出,美国耗费的资源总量是肯尼亚的约210倍。再来举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总人口为6000万,整个非洲大陆的总人口为10亿,但前者的资源总消耗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在此之前,生存在其他地方的穷人并未对第一世界国家构成任何威胁。那时,远方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而且就算他们真的知道了,并因此而感到妒忌或愤怒,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几十年以前,就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最不相关这一问题进行争辩,是美国外交官常常引以为乐的一个小游戏。那时,比较受欢迎的回答是“阿富汗”和“索马里”:这两个国家都那么贫穷,离美国又那么远,看上去它们永远也不会给美国制造任何麻烦。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后来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并且美国派兵在当地驻扎,美国驻军到今天仍未撤离阿富汗。

归根结底,落后、偏远的国家如今能够对发达国家造成威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通信工具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现在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标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且现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去往发达国家。

全球化令世界各地人们生活标准的差异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中有三方面原因尤为突出。第一个原因是疾病从落后、偏远的国家蔓延至发达国家。近几十年,那些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过游客,从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被带到发达国家—例如霍乱、埃博拉病毒、流感、(特别是)艾滋病等。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上升。

新型疾病的传播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但全球化令各地生活标准的差异越来越小的第二个原因与人类的意图有关。很多贫困国家的民众在意识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过着比自己舒适的生活之后,感到既挫败又愤怒。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恐怖分子,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但容忍或支持恐怖分子的行动。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人明确地意识到,从前能够发挥防御作用的海洋已无力保护美国了。如今,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着美国人的生活。可以很肯定地说,只要这种32∶1的人均资源消耗比例依然普遍存在,美国和欧洲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恐怖主义袭击,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许会是恐怖分子的下一个目标。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环境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自然,全球不平等本身并不是导致恐怖行动的直接原因。宗教极端主义和个人心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陷入疯狂、暴怒状态的个体,会受到情绪的驱使做出伤害他人的暴行,这并非落后国家特有的现象。比如,美国的蒂莫西·麦克维在俄克拉何马市用卡车炸弹杀死了168人,西奥多·卡辛斯基将精心设计的炸弹藏匿于邮寄包裹中,导致3人死亡,23人受伤。又如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用一枚炸弹和一杆枪致使77人死亡,319人受伤,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儿童。但是,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和挪威人都并未置身于全然绝望或万分气愤的状态,这三名恐怖分子只是社会中的“独狼”,并未得到众人的支持。只有在大部分人都感到无望、愤怒的贫困国家,恐怖分子的行为才会被默许甚至得到拥护。

结合全球化的进程,上述32∶1的比例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影响,这也是世界各地生活标准差异难以维持的第三个原因:资源消耗水平较低的人渴望享受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有两个途径能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第一个途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把包括资源消耗水平在内的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作为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第二个途径是,当数以千万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失去耐心,不愿穷其一生等待政府兑现为国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承诺时,不管是否得到许可,他们都会迫不及待地通过移民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从而享受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主要来自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还有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他们的移民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还有澳大利亚。事实已经证明,把移民阻隔在大门之外是不可能的。每当有一个人从低消耗水平国家迁往高消耗水平国家, 世界的总消耗值就会提高,虽然大部分移民的消耗水平不会立马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国民。

是否人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用数据说话。将每个国家目前的人口数量乘以(石油、金属、水资源等的)人均国民消耗水平,得出各国的总消耗量,然后将各国的总消耗量加在一起,这样得出的总和就是目前全球资源的总消耗水平。现在,在国家人口数量和其他条件恒定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假设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提升至原来的32倍,即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然后重复我们上一步的计算。这样得出的结果是,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全球资源的总消耗水平将是目前全球实际消耗水平的11倍。这就相当于在目前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分布之下,全球人口总数大约达到800亿。

有部分乐观主义者宣称,我们的地球可以养活95亿人口。可是, 我还没遇到过哪个乐观主义者敢说我们的地球可以同时养活800亿人口。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例如建立诚实守信的政府,实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有一天也能变得像第一世界国家那样繁荣昌盛。这种承诺是不切实际的,是一个残酷的谎言。现在全世界的75亿人中只有10亿人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可这已经是我们勉力维持的结果。

我们美国人常常会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民的资源消耗水平不断提升是一个“问题”,而且还幻想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事实是,这个所谓的问题当然会持续存在:中国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不过是在努力使自己的消耗水平达到发达国家国民的水平。要是我们直接告诉他们不要步我们的后尘,显然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会听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各地民众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水平接近均等的世界,才是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乐意接受的,也是全球化的世界唯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可是,我们的地球已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维持目前第一世界的消耗水平,更不用说使发展中国家也达到这种水平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灾难?

当然不是:如果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的消耗水平能够远低于目前发达国家国民的消耗水平,那么我们还是能够拥有一个安稳的未来。大多数美国人会表示反对:我们才不会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民众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正如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曾说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妥协的。”然而,全球资源面临的残酷现状告诉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必将发生变化,这些资源的消耗殆尽才是不容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美国人都将在资源消耗水平上做出让步,因为地球的现状无法维持我们目前的消耗水平。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牺牲什么,因为资源消耗水平和人类的福祉虽然相关,但并不是紧密相关。美国人在消耗资源时存在很大程度的浪费,并非所有的资源消耗都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西欧国家的人均石油消耗量约为美国的一半,然而西欧国民的人均身心健康水平高于美国人,这体现在各个衡量维度上,例如国民预期寿命、身体素质、婴儿存活率、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退休后的经济保障、假期时长、公立学校的质量以及对艺术的支持力度。当你看到此处,不妨走到美国的大街上,看一看疾驰而过的车辆,估算一下这些车消耗每加仑汽油可行驶的里程数,然后问问自己,美国人如此铺张浪费地消耗汽油, 是否对上述的生活质量指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除了汽油的使用, 美国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在别的方面也存在浪费行为,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渔业资源和森林资源进行的浪费式、破坏性开采。

简单来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将见证发达国家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下降。唯一的疑问是,我们是要有计划地、主动地,还是无计划地、被动地去达成这个结果。可以确定的另外一点是,我们还将见证许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逐步提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之比将不再是32∶1,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会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些趋势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我们不应想尽办法阻止这些趋势。我们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去逐步实现这些目标,现在主要缺乏的是政治意愿。

全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合作

以上就是我眼中全球整体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问题。从我们的危机框架角度来看,有哪些因素会对人类解决上述问题有所帮助,又有哪些因素会造成阻碍呢? 

我们面临着不可否认的强劲阻碍。与本书前面章节所讨论的7个国家危机案例相比,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且我们被迫进入全然不熟悉的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先例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你只需想一想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与独立的国家个体之间有多大区别就能明白了。我们先前讨论到的国家的国民都拥有一致的国家认同和共享的价值观,而国与国之间因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差异而彼此区分。我们之前讨论的7个国家都拥有久远的国民政治辩论传统,历史上也都不乏可供借鉴的应对危机的先例。而且,这些国家都多少获得过来自友善盟国的物质援助、建议,或者可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

然而,我们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拥有这些国家层面的优势。没有另外一个有人类居住且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星球(表1.2中的因素4),也没有其他世界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从而找到解决危机的路径(因素5)。全人类之间缺少普遍的、一致的身份认同(因素6)和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因素11)。这是历史上我们首次面临真正的全球性挑战,因此我们缺少应对类似挑战的过往经验(因素8),也没有经历过应对挑战失败的先例(因素9)。在全球层面成功应对这些问题的先例十分有限: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应对全球问题的最初两次制度性尝试;虽然二者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显然这些成就的规模尚不能和全球问题的规模相提并论。对于我们的全球危机,人们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因素1),同时缺少承担责任的意愿(因素2),更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因素7)。我们的选择自由(因素12)受到严重的制约,制约因素包括势不可当的全球资源枯竭趋势、全球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这些制约因素令我们没有进行试验和调整策略的余地。所有这些残酷的现实令许多人对人类的未来保持悲观的态度。

无论如何,全球问题的解决进程已经朝着三条不同的路径迈进。第一条路径是国家之间达成双边及多边协定,这一路径已经经受了长久的考验。据人类所知,自有文字记载开始(5000多年前),政治实体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便已存在。没有文字的近代部落和族群也会达成协议,所以早在国家政府出现以前,人类的政治协商历史肯定就已伴随着人类的上万年发展历程而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本章讨论到的4个全球性问题正是近年来国家之间双边和多边谈判中频频出现的主题。

我将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并非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最紧迫的问题(它的确不是),而是它展现了哪怕两个国家之间的敌意再深也有可能冰释前嫌,达成一致协议:这两个国家是就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曾入侵并占领了黎巴嫩的部分地区。黎巴嫩曾充当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基地。尽管如此,两国的鸟类观察家还是成功地达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协定。随季节在欧洲和非洲之间迁徙的老鹰和其他大型飞鸟在每年秋天会从黎巴嫩朝南飞过以色列,在每年春天会从以色列向北飞过黎巴嫩。如果飞行器与这些大型飞鸟相撞,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在我写下这句话的一年前,我和家人刚经历过一场此类事故,当时我们的飞机和一只老鹰撞到了一块,飞机变形了,但没有坠落,而老鹰死了。)这是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致命飞行事故中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推动了两国的鸟类观察家建立一个交互警报系统。每年秋天,当黎巴嫩的鸟类观察员观察到大群飞鸟正从黎巴嫩往南飞向以色列时,他们会对以色列的同行和以色列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发出警报,以色列的鸟类观察员在每年春天看到往北飞向黎巴嫩的鸟群时,也会向对方发出警报。虽说双方明显都是这一协定的受益者,但要使双方在商讨中克服彼此间强烈的憎恨情绪,而把焦点仅仅集中在飞鸟与飞机身上,也是耗时多年才达成的结果。

当然,两个甚至是多个国家间形成的协定并不足以和全球所有国家之间达成的一致协定相提并论。然而,无论怎么说,双边或多边协定的达成是人类向全球共识迈进的一大步,因为只要几个国家,就能占据全球人口和经济体量的最大份额。仅仅2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就拥有全球1/3的人口,另外2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占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全球经济产出的41%,5个国家或主体(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排放量和产出占全球60%的份额。中美之间已经就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原则达成一项协定,印度、日本和欧盟也随后加入,这就是于2016年生效的《巴黎气候协定》。当然,《巴黎气候协定》还不够完善,因为它缺少严肃的执行机制,而且美国政府在2017年便宣布了退出协定的意向。可是,无论如何,对未来将会达成的进一步完善的协定来说,《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模型或者起点。哪怕世界上其他经济产出较小的国家不参与未来的协定,单单是5个最大国家或主体之间达成的五方协定也足够让我们在解决排放问题上走得很远。因为这最大的5个国家或主体随后可以对其他的国家施压,例如对那些不愿签署气候协议的国家征收贸易关税和碳排放税。

《巴黎气候协定》达成现场

解决全球问题的第二条路径是形成区域性协定。在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非洲和其他的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协定。欧盟(目前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各成员之间达成了全球最先进的一组区域性协定,欧盟内部形成的制度、达成的协议、制定的约束规则涵盖的范围最广。当然,一提到欧盟,人们马上会想到其内部的分歧、倒退的趋势、英国“脱欧”和其他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欧盟已经朝前迈出巨大且变革性的步伐,不仅仅是为了欧洲,也是为了全球所有地区。

然而,在为欧盟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之前,请你首先回想1945年, 即二战结束之际欧洲所处的支离破碎的状态,然后想一想欧盟所取得的成就。在欧盟成立以前,欧洲国家在数千年间战火绵延不断,高潮时期便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两场世界大战。但在20世纪5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后,欧盟成员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1950年,我首次到访欧洲,那时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入境者的护照管控都非常严格;如今,欧盟各国之间的跨境流动限制已经大大降低。1958—1962年,我住在英国,那时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获得高校终身教职和研究职位的英国科学家,还是来自欧洲大陆、在英国获得高校教研职位的科学家都寥寥无几,我所在的研究领域,此类科学家数量更是有限,甚至我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现在,在欧盟内部,大学教职有很大一部分由非本国人担任。欧盟各国之间的经济实现了实质性融合, 大部分欧盟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就能源、资源利用和移民等主要的世界性问题,欧盟成员间会进行讨论,有时会采取共同的政策。再次强调,我承认欧盟内部存在着倾轧、纠纷与不合,但同时请别忘了,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声音。

其他聚焦范围更窄的区域性协定的例子包括消灭或根除区域性疾病的协定。牛痘的根除是一项重要的区域成就,这是一种牛身上携带的致命病毒,曾让非洲、亚洲和欧洲许多地区的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通过长达几十年的区域合作,自2001年起,世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牛痘暴发的案例。目前南北半球国家都在从事的大规模区域性疾病治理任务包括, 根除几内亚龙线虫感染和消灭盘尾丝虫病(又称河盲症)。因此,区域性协定构成了第二条解决全球问题的路径,而且这条路径已经过实践检验。

解决全球问题的第三条路径是达成全球协定,它以全球机制为推手,通过联合国的综合性全球任务和其他国际机构(例如关注农业、打击动物走私、飞行、渔业、粮食、健康、捕鲸和其他问题的国际机构)的具体任务达成。就像对欧盟一样,人们也很容易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持悲观态度,这些机构的力量普遍弱于欧盟,比起大部分主权国家而言,实力更是相差甚远。但是,国际机构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而且它们为接下来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它们的主要成就体现为:1980年,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消灭;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署,该协定旨在保护平流层中的臭氧层;1978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又被称为《73/78防污公约》)的制定,它要求石油运输船的石油运载舱与压载水舱分离,随后要求所有海上石油运输船只使用双层船舱,从而改善全球的海洋污染状况;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对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共享的国际经济区做出划分;还有国际海底管理局对海底矿物开采设立的法律框架。

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今天,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使各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与传播,例如资源竞争、全球战争、污染物、大气层气体的排放、疾病、人员流动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全球化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要素也得到了增长与传播,例如信息、通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几门主导性的世界语言的出现、对别处状况和解决方案的普遍认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全球共同体意识。在我2005年出版的《崩溃》(Collapse)一书中,我把这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的紧张态势比作一场赛马:参赛的双方分别是“破坏之马”和“希望之马”。这可不是那种普通的赛马,通常两匹马都全力以赴,几乎以恒定的最高速度跑完全程。相反,这是一场奔跑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的赛马,参赛的两匹马都跑得越来越快。

《崩溃》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叶臻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10

2005年,我在写书的时候,并不知道哪匹马会赢得这场比赛。而当我在2019年写下这几句话时,这两匹马已经分别持续加速14年。我们的问题,尤其是全球人口总数和全球资源消耗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已明显加剧。同时,自2005年以来,世界人民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显著加强,并在全球层面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努力。哪匹马将会赢得这场比赛尚未可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距离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之时已越来越近。

来源:界面新闻

广告等商务合作,请点击这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打开界面新闻APP,查看原文
界面新闻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热门评论

打开APP,查看全部评论,抢神评席位

热门推荐

    下载界面APP 订阅更多品牌栏目
      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
      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