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少女与死亡：卡夫卡的生命三角

按：近百年来以卡夫卡为题材或传主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不下数百部，而以少女为线索探究卡夫卡内心和文学世界的，大概只有法国当代作家达尼埃尔 · 德马尔凯的《卡夫卡与少女们》一书。

作者分析认为，卡夫卡对少女有着几乎病态的迷恋，然而他既不是恶人也不是性虐待狂，他只是一个有着强烈主观意志和独特精神追求的病人。他折磨少女，却并不以此为乐，因为他也感受着同样的不幸，就像“落水遇险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抱住碰到的漂浮物，那是因为他知道少女局有一种堪称决定性的力量”。《卡夫卡与少女们》中文版的译者管筱明在序言中写道，“对于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少女不仅是灵感，是素材，而且是力量。”卡夫卡死于生命中最后一位少女朵拉的怀抱里，堪称“死在迟来的浪漫精神之顶点”。

《弗兰茨与卡夫卡》

文 | [法] 达尼埃尔 · 德马尔凯   译 | 管筱明 

文学、少女与死亡：弗兰茨·卡夫卡就在这个三角中游戏人生，消耗人生。他只愿意自己创作，即使搁了笔，也还在写作：一部日记，给一些少女的书信。在这个文学的边缘地带，

我们听见一颗孤独的、得不到慰藉的心在跳动，在喘息。在这里我们寻找什么呢？卡夫卡熬夜写就的东西与文学的秘密混在一起，而他自己也与文学成为同一。卡夫卡就是文学本身，正如莫扎特就是音乐本身。法国作家勒内·夏尔说，他是“我们的金字塔”。而一座金字塔，就是一座陵墓：在它黑暗的墓穴里，埋藏着一个谜，一个吞吃人的谜。当我们走近卡夫卡，就预感到几乎可以用指头触摸他。对于文学，他提出没法满足的要求，正如对少女们，他提出不可能答应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是私下提出的，相互间却联系在一起。

如果少女仅仅是绝望者的慰藉，她早就得到赞美了。她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她身体的幻影在与写作的力量对抗，可惜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保护体。作家之所以执意地追求她，像个落水遇险的人那样不顾一切地抱住所碰到的漂浮物，那是因为他知道少女具有一种堪称决定性的力量。他从她眼睛里、嘴唇上和皮肤上得到的东西，不仅是一种幸福的允诺。作家与少女的结合不仅较为大胆，甚至迹近乱伦：两者都很相像，简直你就是我，我即是你。也许这就是他们互相着迷的原因。少女因为希望得到爱慕，在作家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盟友，而作家则在递给她的镜子里，认为自己认出了一个同谋。卡夫卡说，我们“既对她生出觊觎之心，又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海明威、福克纳或者川端康成（仅举这几个人就行了）都在这种“奇特之乡”冒险。他们和纳博科夫一样，都企图捉住那只蝴蝶，把它别在标本纸上。漫无止境的追求。如果不是一份好感，像蜉蝣一样执着的好感解释了这种不懈追求的原因，如果一纸书页或者一部作品没有通过一个少女之口说出这种追求的代价——河那边，大树下，正是海明威隐约窥见的天堂——这种崇拜就难免有几分可笑。另一个，别处的一个，同样的追求，同样的魔法。与其说作家追求的是一只蝴蝶，不如说是一只黄蜂。作家永不满足地要求得到它的螫刺。这样一来，少女就在文学火热的心中架好床铺，在人家迫不及待地观察她的时候，她却假装睡着了。从她身上长出浇灌作品和作者的血管。

19世纪法国作家热拉尔·德·奈瓦尔身边也是姑娘如云。他曾指望在她们那里看到同样的奇迹：让我们重读他的《西尔薇娅》，围绕一幅“图像”跳起那圈令人难忘的圆舞。为了保留这份魔力，他怕走近“真实的女人”。我们知道这种“柏拉图式的悖论”会引发什么灾难：天使是魔鬼的造物。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头一个看出了奈瓦尔与卡夫卡的相似之处。卡夫卡年轻时坐在布拉格的一座山丘上，承认生活是“一个梦，一种漂浮不定的状态”。在日记和书信里，他记下了自己的梦境。他“清醒的睡者的幻觉”给他的内心生活蒙上了某种“梦幻色彩”。他受奈瓦尔的影响，也迷上了戏剧和女演员。和奈瓦尔一样，他相信一切都是征兆，尤其是少女。这是一些危险的征兆，因为它们展现了疯狂和死亡。这种交往，卡夫卡把它发展到了极致。

“面对大多数少女，”卡夫卡对密伦娜承认说，“我始终感到慌乱。”她们近在眼前的身体让他困惑不安。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焦渴的期待，他不免大吃一惊。少女们是偶然出现的，但这种出现既是机会也是威胁。这是朝未知世界打开的一面窗户：一种可能性得以生成。卡夫卡对少女的信任，对女性使者天然的信任与他对性的恐惧不相上下。不要触碰少女，把决定命运的时刻推迟，但是要把她抓在手里，而且要不惜一切手段。卡夫卡梦寐以求的少女若有所思，微低着头，露出一截颈项。其实卡夫卡是准备以另一种方式来占有她的。问题并不在于她是否“纯洁”，而是在于她的魅力、引力。他要求少女助他抵达写作的福地，给他写作的力量。借助少女被唤醒的欲望，他来打开自我写作的大门，而用自己的放弃，来作竞技场上的腾挪跳跃。怀着这份始终是欲望的欲望，他可以埋头在孤独之中，专心写作。少女因为置身在远处，反倒比他更现实：书信与相片成了魔鬼的工具。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他对吸血鬼卡夫卡的看法里，是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信也许成了原动力，通过它们所吸过来的血，驱动了整架机器。”可怕的机器，在那样大的压力下运转。卡夫卡对爱情的要求只有一个：接受少女的辐射，服从她的情欲冲动。

不论与哪个少女相处，卡夫卡都听任自己使出这个魔法。在点缀他一生的那些少女之星中间，卡夫卡从一些星星身上得到了自己所企盼的光辉。只是这种光辉转瞬即逝，冲劲总是难以持久，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他的大多数作品总是没有写完的原因。他把生命力和保护力给了那些少女，可是少女们得到的善待却并不比他多。他给她们带来的苦难不能说不残酷。少女总是无比脆弱，与美好的韶华一样稍纵即逝。在他对她们的爱慕之中，怜悯是否因此而占了上风呢？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忠实读者，他探询自己为何对她们生出这种感情：是因为她们“会变为女人”，因为她们“命中注定有这种转变”吗？对此纳博科夫回应道：“美加怜悯，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接近艺术本身的定义。何处有美，何处就有怜悯。道理很简单，美总要消失，形式随着内容的消失而消失，世界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打开写作之门的少女也是让卡夫卡隐约窥见了死亡的少女。因为他说，他一辈子在保护自己免遭“了却生命的意念”侵扰，所以正是因为这些美丽的女子，他才在自杀的念头前悬崖勒马吗？其中一些少女让他感受到了一些幸福时光。这是他一辈子，直到躺在灵床上感受过的唯一的幸福。他曾企图向她们要求更多的东西：像德国作家克莱斯特一样，在一个少女的守护下死去是卡夫卡最后的愿望。写作、少女与死亡就在这一点上交会。这是他命运的重力中心。在这个深渊里面，他的谜像个黑太阳一样闪闪发光。

作家的想象就是现实与梦想的交会场，是通过长篇小说的自由把与少女们的交往加热到白炽状态的洪炉。文学就是少女们引力的证明，欲望渗入作品，赋予其活力。活生生的少女变成了白纸黑字的少女，注入了更为透明更让人心慌的情欲力量。在他们的孤独之中，在他们有所控制（作出决定就像少女们一样羞涩）但是混乱的关系里，卡夫卡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成了一种缠人扰人之欲望的猎物。他们并不冲破把他们与作家绑在一起的束缚，却也企盼从少女那里得到帮助。他们在暗暗守候一种征兆，哪怕是必然带来不幸的征兆。

在《审判》的末尾，K.被捕之后，瞥见的是一个姑娘的身影。他站住不动，似乎决定反抗两个夹着他的男人，这时姑娘从一条小巷的暗处走了出来。她很像走道里那位女邻居。某天晚上，K.曾像一头“饥渴的野兽”扑上去，贪婪地把嘴唇压在她脖子上。面对新出现的这个人影，他明白“自己的反抗是徒劳的”，于是顺从地在两个默不作声、听任他选择道路的捕快之间走起来。K.领着他们跟着姑娘走，这并不是要追赶她，也不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注视她，“而只是为了记住她对他的提醒”。她走进一条侧巷不见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他“现在可以不要她了”。这时他们来到城市边缘，于是他听任两个刽子手处置，“像条狗一样”，当胸挨了一刀。跟着姑娘走，就是去受刑。她是一种劝说，劝他接受心里经常惧怕的命运。

这些偶然遇到的少女，指示一条道路或者用一种可能的援救来引诱人的少女，贯穿于卡夫卡的作品始终。她们经过，引诱人或者让人引诱，轻轻地拉住你，像《诉讼》中那个手指之间长着蹼的随和的列妮一样，她蜷曲在K.的膝头上，以她的方式来帮助他。每个少女都被卡夫卡以困扰他的双重形象来描绘，不是姑娘就是妓女。有时，她们像《诉讼》中纠缠K.的蒂托雷里画室里的那些堕落姑娘，邪恶性情突然爆发出来。如果性是人最大的困惑，是最为隐秘的东西，那么在长篇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或者散见于书信的告白里，卡夫卡则探索了性的需求及其模棱两可的地方，让它最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卡夫卡是个现代人，给予性欲以很高的地位。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他并没有掩饰其“可怕的无聊”和“吓人的力量”，亦未遮盖其“令人陶醉的黑色之美”。

《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到小客栈后，就是这样落进金发白肤的侍女弗丽达的诱惑之中。在柜台后面，就在地上，在一摊摊啤酒汁中间，他几乎立即感到怀里的陶醉，他试图挣脱出来，可是无法抽身，因为这个“小小的肉体”热情似火，很难对付。“两人的气息交织在一起，两人的心一同跳动”，他迷失在一个“怪异的国度”，走不出来，只好继续“迷失下去”。这是让人不安的幸福：“他觉得弗丽达如果抛弃他，他所拥有的一切就会和她一起抛弃他。”在被剥夺幸福权利的人那里，一具肉体是最后的救生浮筒，性是一切。在肮脏的地上滚了一夜之后，K.来到外面的雪地上，觉得自己“呼吸稍稍顺畅一点了”，似乎那一片洁白抹去了身上的脏污。在那个忧郁的早上，一切都失落了。他们再次拥抱，尽管非常疯狂，却没有头一次拥抱那样放松。他们激烈地交缠着，运动着，“就像两只拼命在地上刨来刨去的狗”。干完好事，一个女侍进来见到他们精疲力竭的样子，出于“怜悯”，往他们身上扔了一条毯子。几天的共同生活，让弗丽达的容颜憔悴，再说，她偶然间也梦见自己变丑了，甚至面对K.的固执，她也梦想住在城堡附近，住在“一条又窄又深的壕沟”附近，因为那里埋藏着他们的爱情。弗丽达失败了，她认为自己妨碍了K.的寻访：“我没法帮您，我总是妨碍您。”

除了一个姑娘，一个最普通的姑娘，还有谁能够安慰K.，让他忘记这种抛弃，并阻拦他去巴纳巴斯那帮被社会排斥的人那里堕落呢？面对K.的失望，小说最后几页好像蒙上了同情。小佩碧没有答应领他去城堡，只是提出让他与保姆合住那窄小的安着双层铺的房间。弗丽达与K.分手以后，回到小客栈，向接替自己当侍女的佩碧表明幻想的终结：她收好漂亮的连衣裙，把头发上的系带解下来。从K.开始，所有人都曾试图给她解头上的饰带。可怜的佩碧，纵使生着压都压不住的金红鬓发，射出可以满足那些只想从“一个姑娘眼里找到某种东西”的人的目光，现在也只好重新拿起水桶和扫帚了。在K.身上，佩碧看到的是一个“不幸的伙伴”。她像从未爱过人一样爱他，准备为他放弃一切。她说，与弗丽达在一起，K.发现了她的空虚；而她则会教K.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只要他来自己的小房间，她会拿出咖啡和糕点招待。他们会热烈地挤在一起，看弗丽达的照片，讲故事。有K.陪伴，佩碧和她的女友们就不会惧怕黑夜。一种不事张扬的温馨生活。没有谁能够留住他。来年春天，他可能会动身。而佩碧会告诉他一个地方，在那里，她的帮助和她的爱情诡计都在等着他。

《城堡》令人赞叹的结局，就像卡夫卡当年搁笔时一样完美。我们永远不清楚K.会不会接受佩碧的邀请，并且，在放弃他的寻访之后，会不会在无所事事之中等待漫长的冬季结束。在正要举步的当口——或是跟着佩碧走，或是离她而去——是什么事情阻止卡夫卡作出选择？是什么事情让他喉头哽塞？我们只记得这部绝望的长篇小说是在这种沉默中合上的，而不是在一个姑娘的呼唤声中，在她伸出手的情况下结束的。K.并没有碰“稚气的佩碧”，只是摸了摸她的耳环，但他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是不得不遮住眼睛，因为他贪婪地看着她，预感到搂着这个圆润的细小躯体，可以增添“对付崎岖道路的勇气”。可是他顶住了这种诱惑，佩碧，或者与弗丽达作对的姑娘。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开始，卡夫卡就以一种生硬的、几乎是报复性的方式，写出了困扰他的女性形象，其笔触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好像是要摆脱这些形象。性方面的不如意使卡夫卡走上了流亡之路：性始终是流亡的同义词。在大西洋彼岸，卡尔永远地告别了童贞，因为一个保姆“引诱他，并使他做了父亲”。她像个行事果断的吃人女妖，把卡尔领进自己房间，脱去他的衣服，让他睡在自己床上。卡尔被鸭绒被罩住，陷在枕头窝里，透不过气来，还遭到了姑娘的攻击：她把自己的乳房递给他，将光溜溜的肚皮压在他身上，还“令人不快地”在他胯间掏来掏去。受到强暴之后，他非常沮丧，流着眼泪回到自己床上。

有天晚上，卡尔受人邀请，来到纽约附近的一所别墅，在那里，等待他的几乎是同样的命运。由于他不愿意跟美丽的克拉拉进房弹钢琴，事情演变成了打斗：嘴唇涂得血红的“悍妇”，穿着贴身裙袍的“泼妇”把他按在长沙发上，勒得半死。“难道您不喜欢我了吗？”她咆哮道。卡尔受了侮辱，只有一个愿望：逃走，睡觉。

与克拉拉不同的是善良的特蕾泽。这个小打字员一副小女生模样，和卡尔一样，也是流亡来的。她主动来敲他的门。卡尔有些犹豫，因为他在床上，没穿睡衣。特蕾泽挨着他坐下，他就往墙壁上退，并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上，听她流泪讲述自己的苦难。

由于想不出什么安慰话，他只好“抚摩”她的手臂。“有些事我干得来。”特蕾泽暗示说，手在被子上摸着。可是她白费了功夫，卡尔没有反应。机会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办法，特蕾泽只好教卡尔商务英语。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大块头布鲁娜妲叉开两腿，坐在扶手椅上，那么这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会显得索然无味。这个从前的歌唱家、任性而专横的女人一身赘肉，“两片嘴唇之间伸出一条又厚又红的大舌头”，一人就把女性的全部可怕之处、魅力与侵略性表现了出来。在这部青春作品里，卡夫卡只是致力于揭露并驱走女人身上让他恐惧的东西。这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肉感女人，已经不再是少女的女人。因此，重新找到一个少女所带来的幸福感就变得更为显著了。在游历结束时，空中出现了法妮的面孔，似乎是要修饰这个迷住费里尼的怪诞形象。在俄克拉荷马大戏院，也就是卡尔去应聘的马戏场，在打扮成天使模样、吹着金光闪闪的铜号的姑娘中间，卡尔认出了法妮。他总算在天堂有了一个女朋友，于是他开心地笑了。

在接下来的书页里，写弗兰茨的文字与写卡夫卡的一样多。我们把作家的面孔还给他，只留下他的孤独和秘密：这些秘密使我们关注卡夫卡，并且把少女们像尺蛾一样留住。要走近他，做梦是最可靠的路径。让我们逐一唤醒过去那些少女，直到朵拉，那最后一个少女为止；我们听见他和那些少女一起笑闹。她们虽然增添了他的烦恼，可是没有她们，弗兰茨·卡夫卡会更加为人所抛弃。

卡夫卡最喜欢的书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也许，这部小说最能给我们提供认清他真实面貌的机会，因为弗兰茨就是弗雷德里克，那个像渴望生命一样渴望爱情的年轻人的兄弟。福楼拜伤感的音乐陪伴着他。他虽然声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不会超过在爱情方面的天赋，但还是从中认出了自己的命运。失败只是表面的，写作并没有搞乱他的生活。我们在卡夫卡的微笑里读到的，就是对文学的这份确信，这份无限的自信。即使遇到灾难，这份自信也使他显得不同凡响。

当我们偶然翻开日记，会寻找什么呢？当我们由后往前翻阅他的日记，并且以诗人保罗·策兰的方式来翻阅我们的日记，又会寻找什么呢？卡夫卡微微低着头，看着我们走近。有时，他像华托笔下的吉尔，有时又像贾科梅蒂手下的某个人影，至少在他不像梅诗金公爵那样微笑的时候。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有时在梦里碰到他。我们谈论弗兰茨，就像谈论让-雅克或者热拉尔一样——这种亲近是个征兆，表明作家不仅会得到我们的赞赏，还会赢得我们的心。文学的第二生命：卡夫卡原来认为，作品的“真正生命”始于作者逝世之后。可是他的面孔还没有磨灭，作品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少女们继续为他——也许还为我们说情。即使我们予以否认，我们在所喜爱的作家身上寻找的秘密，也是我们自己的秘密。这大概就是我要引用亚历山大·维亚拉特的话的原因。他是这么说的：“出于需要，我曾对卡夫卡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看法。”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卡夫卡与少女们》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