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作的世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还是害怕?

人们对被机器取代的担心由来已久,而现在这种威胁已经真实存在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工作和休闲上的巨变呢?

奥斯卡·王尔德曾设想过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他在《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1891)里展望了一个因机器发展而工作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人类自娱自乐——或享受高雅的休闲,或创造美好的事物,或阅读美好的事物,或单纯怀着敬意和喜悦去观察世界,而机器将会承包所有繁重乏味但必不可少的工作。这位唯美主义代言人所描述的伊甸园也成就了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这是乌托邦吗?没有囊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

在王尔德的时代,每一个有志于乌托邦主义的人都要首先回答的问题便是工作未来会走向何处,因为工作是其他一切问题的源头,两性关系乃至预防犯罪的矛盾皆由此而来。支持大幅缩短工作时间这一更容易实现目标的人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伯特兰·罗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总裁沃尔特·吉福德,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了“技术性失业”这一说法(指因人们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的速度没有赶上节约劳动力的速度而导致的失业),他当时主要谈论的是一百年之后的情形。

比起详尽的预言,凯恩斯这篇短文更像是明快的挑衅。自那以后,它就成了各种思想家的指定讨论对象,比如有“后工作主义者”之称的本杰明·克莱恩·亨尼古特和尼克·斯尔尼克。不过,失业的前景至少为经济学家和辩论家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与这些人相比,凯恩斯的格局明显“小”了许多。在亚伦·巴斯塔尼天马行空的《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一书中,他描绘了一个后稀缺时代的天堂:有了太阳能电池板、小行星采矿和3D打印培根之类的技术,“有报酬的劳动会变得和封建时代的农民和中世纪骑士一样久远,届时奢侈品将无处不在。”

与这种对未来的乐观畅想并驾齐驱的是反乌托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机器人把工人扔进垃圾堆,让他们陷入贫穷和绝望的空虚之中。198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耸动的标题:《机器人盯上了你的工作》,这一标题放在20世纪几乎任何时候都适用。

就此,经济学家丹尼尔·苏斯金德开展了一场科普,而非辩论。他的文风一如大众经济学教材那样洋溢着理性而不夹带半点人情味,充斥着那种冷冰冰的语气:我,一个聪明且理性的专家,要来矫正视听了。他总是能用恰到好处的图表以及一些关于科技和社会的奇闻轶事说明一切,从工业革命时期的捣毁机器者内德·勒德,到上世纪90年代马粪危机,再到深蓝(IBM生产的超级国际象棋电脑)。

苏斯金德在书中逐一击破了关于技术性失业站不住脚的各种假设。在整个19和20世纪,自动化仅在一些“常规”工作任务上取代了人类劳动,而没有颠覆整个行业。即使某些职业被淘汰了,新的职业也会随之出现。对技术怀有恐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1890年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所有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手段到头来只是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

但苏斯金德认为,人工智能改变了一切。首先,它的出现就改写了“常规”的定义。人们一向认为工作任务需要由人来完成,机器出现之后便推翻了这一点。过去,人们认为失去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工人可以接受再就业培训,以从事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但当机器人、无人机或自动驾驶汽车也来取代这些工作时,又会发生什么呢?尽管预测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目前一半的工作会或多或少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包括卡车驾驶、零售、仓库工作以及医疗、法律和会计。

《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在2013年承认,“(我)曾认为卢德派是错的,而那些相信技术和技术进步的人才是对的,但现在不是十分确定这一点了。”同年,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同时自己也是一名经济学家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道,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与其说是错误的,倒不如说是不成熟的:“我们迟早都会失业。”

苏斯金德不属于这两个阵营,他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他说,职业道德是一种现代宗教,它仿佛成了工作者追求的唯一意义和目的。对许多人来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他们与陌生人见面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而没有什么群体比“辛勤工作的家庭”更受政客的喜爱了。然而,由于工作不稳定且让人没有成就感以及一直不见上涨的工资,许多人正在对职业准则失去原有的坚持。在2015年YouGov的一项调查中,37%的英国员工表示,他们的工作没有对社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苏斯金德在书中最后几页发问,“那些对工作更少的世界感到恐慌的学者和评论家,是否只是错误地把他们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投射到了其他人的体验上?”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套用儿童作家理查德·斯凯瑞的话:到时候,人们要如何度过他们的一天呢?人类无法靠一天到晚怀着敬意和喜悦观察世界走得长远。失业往往还会引发孤独、倦怠和社交障碍。但是,以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地位究竟是人类社会颠扑不破的真理,还是清教徒用来自我约束的职业道德的产物?对于人们想象中的“休闲和富裕时代”,凯恩斯指出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价值观中浸淫太久,以至于我们既无法坚持奋斗,也不可能放开享受。”

虽然内心矛盾,苏斯金德还是承认,国家需要主导一场平稳的过渡。告别“工作时代”需要国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之类的东西(他倾向于一种更有选择性和带有门槛的基本收入),从资本税收中拨款,以分享技术繁荣所带来的红利。没有被机器取代的工作也需要更平均地分配。受斯基德尔斯基的影响,最近英国工党承诺:到2030年,每周工作时长将由现在的40小时缩减至32小时,这是过渡中相对容易实现的部分。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各个层面的“休闲政策”的制定都需要深谋远虑,而且需要一场思想革命才能将社会的重心从有报酬的劳动中移开。“而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去思考到底什么才算是有意义的生活,”苏斯金德写道,不过他也暗示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他本人的职能范围。

他不愿在这一政治议题上给出坚定的政治立场,这样做的好处是,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因此统一了方向。当其他作家为后工作时代提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环保主义观点时,他只是简单地回应,工作机会将会消失,我们必须尽量积极地面对。鉴于目前的政治领导形势,他乐观的表态更像是在发挥一种责任,而非说服力。尽管如此,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对就业产生了以往技术所没有的影响,巨变迟早会降临——可能是乌托邦,也可能是毁灭。

(翻译:张璟萱)

来源:卫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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