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如何看待人口流出和城市收缩

既然有些地方人口流入,那一定有些地方人口流出,难道人口不流动是好的吗?我们参照系到底是什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陆铭教授在第140期鸿儒论道的评议发言,略有删减。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一个国家总人口给定的时候,人口流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它在经济发展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人类的技术、制度都在发生变化,比如说一个时代是靠马车来做运输、靠火车来做运输,还是靠轮船来做运输,这个技术的变化对于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还有制度,中国经济如果要是封闭经济,不做国际贸易,那东北好得不得了,因为东北有中国当年最好的基础设施,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投入。如果中国经济搞开放,长三角、珠三角有中国最好的内河航运加上海运的条件,而东北有大量的港口冬天是要结冰的,这个制度变化导致各个地方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的优势完全不一样,这样一来,其实人口的流出是伴随着另外一个地区人口流入,在这个国家内部人力资源空间上再配置,也是反映了各个地区在经济增长潜力上的变化。这是地理结合制度的综合变化。

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原因,东北以前是人口流入地,现在变成人口流出地。对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不理解,人们觉得人口流出是坏事。既然有些地方人口流入,那一定有些地方人口流出,难道人口不流动是好的吗?我们参照系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认识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人口大量向少数地区集中,对区域间平衡是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一系列作品里面,我一直讲一个短语:“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中国各界有一个在思想上没讲清楚的问题,总觉得集聚是带来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理论研究、实证研究都可以告诉大家,空间上的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是可以伴随着人均的GDP差距缩小的。

我前面讲了,东北制造业曾经很强,现在东北逐渐发生变化了,放在全国来看,它的比较优势成了农业加上旅游、自然资源,对于农业、旅游、自然资源这样的产业,如果GDP总量增长空间有限的,是不是人少一点,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我觉得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的问题,就是集聚和平衡之间的关系。

政府该干什么?

刚才我讲了市场力量,市场会引导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那么政府该干什么?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意思不是政府要做跟市场经济规律对着干的事情,而是做市场经济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

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我认为可以做两件事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第一件事,帮助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去找到符合它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东北的重工业在相对萎缩,但旅游在兴起,东北大农场在生产,成为中国的粮仓,那我们就做跟这个产业相配合的基础设施投入。

还有一个市场不能做好的事是公共品的提供,因为公共品的提供本身有规模经济效应,像教育、医疗都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人口萎缩,市场力量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资源,那么政府可以帮你提供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文化

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梳理,我接下来就要回到我前面讲到的三个关键词,首先我们讲文化。

除了刚才讲到的医疗、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流出地的生活质量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公共品大家比较有共识,就是文化的保护。比如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者民间工艺,我觉得政府去做文化保护,大家没太大的争议。但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就可能有争议了,公共品的提供有个提供到什么量、提供到什么方向的问题,如果政府去保护一个地方戏曲,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要提供教育、医疗设施,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但问题是,如果要是公共品的提供做得再多一点,我的意思是说量上增加,恐怕到一定程度上它会出现公平和效率的冲突。

价值观

这里我把这个问题推到极致,我们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想在座各位面对我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假设深山老林住着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百岁了,我们要不要修一条公路修到她家门口,如果你的价值观是完全追求公平公正的,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YES。如果你是关注效率的人,你可能就考虑,一百岁老太太,路通到门口的时候,不久可能就要去世了,修路的钱是大家分摊的,这就涉及到要不要投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的问题。当然在我讲的例子可能也许比较容易得到共识,一个一百岁老太太,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会说不必修路了,直接给她其他方面的关爱。但如果是两个99岁老太太,100个90岁老太太,1000个80岁老太太,……。随着年龄的下降,老人数量的增加,可能大家对我讲的这件事值不值得做就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大家的价值观。

我想强调,如果在现代社会里,一件事有没有必要做,和做到什么程度,是交给民主决策的。但如果把这样的决策都交给政府来做,恐怕最终的结果做过头了,因为很多的做法可能是“不计代价”的。

在现实生活中,支撑大量在收缩城市投资的这些事,恐怕就是基于一种认识,认为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投资去修一条路,支持一个独居在深山老林里面的一百岁的老太太。我们几乎是不计代价地要实现所谓的公平价值观,而这件事的成本是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承担的。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在一件事上做过了头,就必然在另一件事上做得不够,比如在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短缺。注意,我不是要讨论要不要投资于人口流出地,而是要讨论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龙老师刚才问道,如果把冬奥会放在伊春办,会怎么样?当然,我完全同意,如果冬奥会放在伊春办,会对伊春发展产生短期的刺激作用。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另外备选的选择,就是冬奥会放在张家口办。如果放在张家口办,对冬奥会所做的投资是日后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北京及周边的人去张家口滑雪,如果放在伊春办,我们要讨论一些设施有没有后续的利用价值,如果也有后续利用价值,那放在张家口和放在伊春办没有差别。否则,为什么不放在张家口?即使对于伊春人来说,也可以到张家口的冰雪产业就业啊。对于人口流出地的投资仅仅为了短期里去支持“当地”的发展吗?为了提高“人”的福利水平,是不是也可以让欠发达地区的人迁出到收入更高、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

我们再往下,有一些投资可能面临我刚才讲的效率和公平的冲突,但有一些投资可能就不面临这样的冲突。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判据,第一个是我刚才讲的比较优势,在伊春是不是建冬奥会场馆的例子里,本身已经包含这个涵义,如果在欠发达地方进行公共投资,正好和这个地方潜在比较优势是吻合的,那么这种投资对公平和效率是兼顾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判据是你投资在物上还是投资在人上,如果投资投在人上,哪怕短期是有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但如果促进这个地方人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等他长大以后,人力资本是可移动的,人力资本一动就实现了人力资本的最大回报,其实也就实现了公平和效率兼顾。

但我们现在大量在欠发达地区(收缩地区)的投资,恐怕既没有具备长期比较优势的可能性,投的方向还不是人,是物,是以新城、基础设施、广场这样形式存在的不动产,这种投资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且给地方政府以及整个国家背上巨额债务,这不是公共政策想要的结果。

乡愁

最后我讲一个关键词,就是乡愁。我曾经在新疆讲学的时候,新疆当地同学问我,陆老师你如何看待“乡愁”?当时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直接反问他,你觉得乡愁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学生被我问愣了,在座各位不妨想一想。我想绝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回答,乡愁是私人品,你愁不愁是你的事,这本质上跟你怀念你失恋的女朋友没什么差别。当然,如果这个乡愁是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你保护的是文化,因为文化具有公共品性质,这另当别论。

除了这个跟文化挂钩的乡愁以外,剩下的我对家乡的怀念是私人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因为中国城市化速度很快,今天很多进到城市里的人,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也有很多人今天在大城市里生活,小时候生活在小城市,那么,仅仅因为我有乡愁,就能支持政府动用它的行政资源,把资源配置在我的老家吗?这个想法本质上跟政府帮你去想失恋女友和帮你在老家修房子没本质差别的。任何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支持政府用公共资源、公共政策来提供私人物品的。

中国当下已经做了很多不符合刚才讲的标准和和判据的事。其中,我觉得尤其不能要的就是,我们不少人自己生活在城市,自己流动到大城市,却希望通过政府公共资源帮自己去保留乡愁。把别人留在农村,把别人留在收缩城市,然后来帮进了城的人维持乡愁,这是我今天批评最重要的一点。遗憾的是,大家仔细看中国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恐怕很多事情都是我刚才批评的现象以及背后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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