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马越 校订：黄昕宇
“她非常固执，”护士说。“拒绝上救护车。说什么柴油车废气，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让我猜猜，”我回答道。“又是毒害？”
当母亲第一次来到急诊室，就对医护说她的房间里有丙烷泄露，并要求做几项昂贵的检查，证明自己中毒了。每当我听到“丙烷”“毒物”这一类的词，就会想起母亲认为父亲会把房子炸了。在她的想象中，她能嗅到翻腾的瓦斯，捕捉到潜伏而致命的气息。这些藏在她大脑里的谋杀情节让她仿佛化身希区柯克电影里的主角。一旦她用BIC打火机点上一支红万宝路，整个房子就炸了：变成城郊的屠宰场。
护士来到母亲病房前，解释说我妈妈的72小时监护现在开始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内把她转移到另一家有更长疗程的医院去。
当接到电话被告知母亲失踪时，我正在洛杉矶。在当时找到一架飞往马萨诸塞州的航班并不太容易，因为当天早晨，一个男人冲进洛杉矶国际机场的Delta航站楼，端着冲锋枪扫射。枪手射杀了一个运输安全部门的安检员，打伤了另外两名官员。他露营袋上的标记，声称要“将畏惧灌输到他们不忠的脑子里。”
“她吃药了吗？”弟弟Jason问道。
“在这儿没吃。她带着一些塑料袋装的药片，不能确定她有没有吃。”护士说。
Jason比我小将近7岁。父母从来没提起过弟弟是他们为了挽救婚姻才生下的，但我一直对此有怀疑。看看父母给他准备的房间，有多么完美的外观：白色的婴儿床，漂亮的绿松石色墙壁，门边上还有新奇的婴儿奶瓶形状的存钱罐。如果Jason想成为他们摇摇欲坠婚姻关系的一剂良药，那么他很不幸地失败了。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住进了位于Shrewsbury 9号公路旁的公寓，就像动画片《辛普森一家》里Quimby市长和妓女鬼混的那种汽车旅馆一样。
见到Jason已经有一会儿了。他现在是圣约翰大学的大三学生。他留着浓密的橙色胡子，身穿有白领子的牛仔短夹克。
母亲坐在玻璃门后的椅子上，盯着墙发呆。她的精神科医生宣布了第12条款，根据这项法律规定，有危害本人及他人风险的病人必须在权威机构的控制下强制就医。3个不同的警务部门开始寻找母亲，第12条宣布的几个小时后，Leominster警方在2号公路旁的一家便利店找到了她。我们的宠物狗Buddy坐在后座，狗粮和她的药放在后备箱。她还带了一块肥皂，几个巧克力牛奶的空纸盒，以及一塑料袋的垃圾。
Jason和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像是要避免踩到瓷砖上的裂缝。母亲像是被打败了，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塑，只有变回原石才能恢复生气。她注意到我们进了屋，从墙那边转过身。
“忘记我过去长什么样了吗？”母亲问道。
她习惯鄙视那些她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比如别人的关注。如果有人恭维她的样貌，她会直接把赞美当侮辱。她最害怕的是别人的帮助。不管我们如何劝说她加入支持团体，她都拒绝了，认为躁郁症是无端强加到她头上的耻辱，像新英格兰殖民地那鲜红的“A”字一样（小说《红字》中，主人公白兰被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因此她把自己的疾病当成秘密，并要求我们也不能说出去。
母亲穿着一件Jason学校的运动衫。她看上去更苍老了，就像被遗忘在阁楼上的全家福照片。她的声音干涩沙哑，也许是她抽了几十年万宝路的结果。
讽刺的是，她把声音嘶哑归咎于医院不让她吸烟。让她放弃这些胡话是没有用的。如果她认为吸烟对健康有好处，那就是她坚信不疑的真理。经常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不适，比如心脏问题，以及疑似肿瘤，都会被医生快速地诊断为心理作用。在她接受自己有精神问题之前，这几乎都要成为惯例了。
“该死，护士哪儿去了？”她问道。
在她面前的餐车上有一盒酸奶。她开始用勺吃，吃得满脸都是。
“可以对他们尊重一点么？”我问。
“我都吸入毒气了。对我的生命尊重点好不好？”
我很想问她，但我又很清楚她认为是谁在试图毒害她。是父亲，她仇恨的对象，在她眼里世上最恶毒堕落的人。但是父亲只是个费城来的67岁老人，梦想就是在退休后成为Fenway公园的接待员。他对pimple球有一种特殊的癖好，那是一种在后院用扫帚把击打粉色弹力球的运动。他没有煞费苦心地掩盖身份，他也不是个罪犯。
“啊-啊-啊-。”她凑过来张大了嘴。“你能看到那个肿块吗？”
什么也没有，只有她的扁桃体和沾满酸奶的舌头。我决定告诉她事实，但这通常是个危险的议题：医生没有检查出什么生理上的问题，没有中毒的迹象。
“闭嘴，”她马上说，像一串不连贯的音符。她不停地说着“闭嘴”，一遍又一遍，直到变成一连串对自己遭受虐待和伤害的控诉。多年来，我听到关于这些创伤的不同形式的表述，有时候是个持枪歹徒闯入，但到底是谁拿着枪却不清楚。其它时候我的想象力创造出更凶险的情节，但毫无疑问的是，我缺失了解开这个谜团最关键的那个部分。分清现实和幻想不太可能。
“这就是你为什么需要帮助，”Jason说。
“如果你们认为谁会听我的，那你们是疯了。二十年了……”她抓起病床旁的钱包，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倾倒出来，散落一床的有收据小票、糖果包装、面巾纸。“我要烟。”
“救护车在路上了，”我说，不过立刻就后悔了。
她停下在钱包里找东西的动作，看着我，仿佛我刚刚透露了外星人降临了佛罗里达，并绑架了所有7岁以下的孩子。“它们都是柴油车。不要有废气，Joseph。”
我几乎可以看到救护车来的场景：急救人员用带子把母亲绑在床上。母亲大口喘气，让自己相信救护车喷出的看不见的死亡气息让自己无法呼吸。多年以来，母亲曾被扔进不同的警车，带上手铐，像犯人一样对待。她曾被绑在医院的床上，强制服药。她想要看到这一切结束的迹象。她想要至少看上去能有所选择。
离开房间，我看到急救员已经穿过了自动门。第一位高个儿急救员名叫Jared，他剃了光头，纤细的框架眼镜架在弯曲的鼻梁上。他一定被打过很多次。另一个急救员Drew要矮一些，他不管怎么努力也还是像个刚毕业的高中生。他揪着下巴上的一个粉刺。
我快速地解释着母亲和救护车的情况。他们建议采取强制措施，我恳求他们想想其他办法。
“Joseph！”母亲快速从拐角处走来。“Joseph Alan Lapin。”她看到我和两个急救员交谈，我能看出来，她想喊出什么戏剧性的话，就像凯撒临死前的遗言“你也有份，布鲁图？（Et tu, Brute）”
急救员面面相觑，一个字也没说，点点头，仿佛他们明白了。
母亲突然盯着Jared看。她用手指指着他，开始摇头：“我知道你。”她怀疑地盯着他，仿佛要揭开他的伪装，显示出父亲乔装打扮的真面目。
可怜的Jared，他不知道要面临什么，就像很多其他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她自我斗争的投射一样。我能想象得出，母亲的凝视让Jared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依然强作镇定。也许Jared正在考虑把她绑到轮床上去。正当她咆哮着说救护车的柴油废气会让她生病时，他说，“实际上我们有汽油车。”
Jared理解我们的处境。他解释称，救护车通常用柴油，他们会请求换另外一辆车和司机。Jared和Drew急忙跑出去问询。
“我不相信他，”母亲说。她声音很低，就像医院密布着许多微小到可以植入细胞的窃听器一样。
护士回到房间，举起放着药物的纸杯，母亲抱怨剂量太大了。最终每一样剂量都太大。她发誓远离这些药片，就像她在大斋节要戒除巧克力一样。Jason刚才问她是否吃了药的问题让她更难受了，但她决定不理他，开始整理钱包，一只手还拿着手机。她举起手机开始拨号，然后指着护士，“这个笨蛋把我的药拿走了。”
我看着她和护士的交流，无法相信她就是从前的母亲。从前的她把婴儿时期的Jason抱在胸口，探身过去把他倒举起来，逗得他咯咯直笑；她教两个儿子识乐谱，在那架老旧立式钢琴前合唱。
我走出去查看救护车，看到那两个急救员推着轮床走进了急救室。轮床上有绑带，我开始抗议。Jared和Drew说轮床是必需的，但可以不强制约束。我回到房间，发现母亲坐在床上，还在打电话。
她决定要去位于Brookline 的Arbour医院，因为她在那儿有过好一点的体验。她看着散落在床上的东西，合上她的翻盖手机，捡起吃剩的酸奶，快速地把那些残余舀进嘴里，就像马上就要启程开始一场横跨国境的旅行。Jason想帮忙，他走到床边，把那些纸片零碎放进她的钱袋里，但妈妈马上放下酸奶，从Jason手里一把扯过钱包。
护士敲敲门。“时间到了，”她说，我想我从她的微笑中看到了愉悦。
我和Jason来到了走廊，方便母亲一个人整理东西。Jason把手放在口袋里，望着走廊的尽头。也许他也像我一样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权利改变她的白日梦吗？
我很清楚接下来的步骤。母亲会一直待在医院里，直到精神科医生找到正确的用药治疗方法。在她入院期间，她会不停地用投币式公用电话打给我们。当我们提起她的治疗和用药，她会把电话拿给另外的病人，说我们必须和某某某说话。“这个女人是个艺术家，那个男人写小说，多棒的人啊。”
过了快20分钟，我们才看到她出现在走廊拐角。她发狂般地开足马力，踏在白色地砖上的每一步都发出回荡整个医院的声响，就像一头大象使劲在金属台阶上跺脚一样。她在轮床边停下。
“没门，无论如何，”妈妈说。
“不会绑着你的，”Jason说。“就是安全带而已。”
她看着轮床，把手放了上去，就像在跳进泳池前用手试试温度一样。她再一次看了看Jared，仍旧带着怀疑的表情，仿佛要看穿他的神经系统，验证他的真实身份。为了拖延时间她做了最后的尝试，问Jared：“我认识你吗？你有没有去过圣约翰教堂？”
“到救护车里去吧，”我低声说。“求求你了，进去吧。”
“直到今天我才荣幸见到您，”Jared说。
她坐到轮床边。我突然注意到了她身体的疲惫。Jared和Drew把她的脚从地上抬起来，咔嗒一声关上绑带。他们推着她穿过急诊室。她把手交叉着放在胸口，闭着眼睛。
他们推着母亲穿过自动门，走向救护车，我听到轮子与地面摩擦的声音。Jared打开车子的后门，他们撑起轮床，把她抬进去。Jason爬进救护车，Drew稳住轮床。
一进入救护车，她就想让Jared关上门。她指指左边，有几辆救护车开过——确实都是柴油车。Jared对我们笑笑，关上了门。感觉我们好像被关在了坦克里。
我觉得这两个人随时都可能失去耐心。在他们一天的工作日程里，我们只不过是其中一家。这么多年，在我们试图帮助患病母亲的过程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善解人意的人。
“等这些都结束了，”我对正在填写文件的Drew说。“我会给你们公司写封感谢信。”我知道，这就像一个八九十岁的人，拿出25美分给服务员，让他在乡下集市里买瓶汽水一样。但我确实感激他们肯花这么多时间和努力。如果有更多的医疗服务人员能够这样从个人出发对待每个精神病患，治愈的几率就会有所提高。
“我也想要你们的联系方式，”母亲说。“一定要。”
救护车里第一次爆发出了笑声。
Jared坐在驾驶座，把钥匙放在点火装置上。终于，我们把母亲送进了前往精神病院病房的救护车。我等待着引擎的轰鸣，却什么也没发生。我又等了一会，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出问题了。在说服母亲自己进入救护车的几个小时里，这辆将要带她走向安全的车却抛锚了。母亲突然无法静静地坐着，Jared和Drew恳求她放松下来。母亲解开绑带，开始从轮床上滑下来。
“一旦你进入救护车，就不能离开轮床，”Drew说。
母亲开始抓住自己的喉咙，使劲呼吸。Jared和Drew识破了她的表演，Jared说（也许不是真的），如果她要离开轮床，他们有权让她再躺回病房去，她只能再找另外的医护人员。
母亲把手放在轮床绑带上，我能看出她在斟酌后果，这是个好现象。然后我看到她躺了回去，双手放在胸口，闭上了眼睛。她似乎终于投降了。
第二辆救护车到达后，我们开始向Arbour医院进发，我开着Jason的斯巴鲁跟在后面。为了躲避拥堵，我们只能沿着2号公路行驶。窗户打开了一条缝，风冷冷地打在脸上，这样不至于让自己睡着。我看到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研究所出现在环路附近。在环路后的第一个红绿灯处，母亲开始朝我挥手，就像我们坐在不同的车上去度假一样。她期待着我的挥手，我快速地给了她回应，然后我看到她笑了。很奇怪，她的脸上呈现出了快乐的神色。虽然很疯狂，但依然是快乐。
我突然看到有什么东西弹跳到了公路上，从救护车底部弹到了另一侧。我听到噼啪的声音，猛地调转斯巴鲁的方向，躲过公路上那个跳跃的金属物体。救护车减速靠边驶进了故障车道。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难以置信地盯着漏了气的车胎。Jared从驾驶座一侧出来，把手举向空中，承认这一切都失控了。母亲则在轮床上大笑。到底在笑什么，我不确定，但很可能是这样的道理：总有些故障会提醒我们，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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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A. Lapin是作家，创意总监，诗人，以及记者。他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作品常见于《洛杉矶时报》《沙龙》《Slate》《The Rattling Wall》等媒体。
Danielle Chenette是一位艺术家，在芝加哥市居住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