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8年前相比,2018年中国企业家探讨的管理话题有何不同?

伟大企业具备一种能力,让人和社会变得更好的能力。例如通用电气、微软、谷歌、阿里巴巴等都是伟大的企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才战略对很多企业来讲都至关重要的。但对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回头去看我们的人才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如何在未来变动的商业世界里用好人才,制定恰当的人才战略,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为此,HBRC TIME采访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他对企业家群体变化、企业人才战略变化,以及整体体系,有着纵深的研究视野和独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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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重新定位了

HBRC TIME: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你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商业管理的很多变化。你认为过去10年或20年,中国企业的管理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俏:这40年我们见证了中国整个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管理环境本身变化也非常剧烈。比如与10年前相比,现在人均GDP近9000美元,10年前只有1000美元,需求端完全不一样。可以说,过去2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是我们见证全球化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国是全方位介入全球产业分工布局的。企业家所面临的外部国际营商环境,甚至对全球化的基本认知都发生了变化,这对企业的管理以及未来发展目标都会带来很多影响。我想,我们可能到了一个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HBRC TIME: 你刚回来时与企业家们讨论的管理话题和关注点,与在2018年时探讨的管理话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俏:我是2010年回来的,那时正值中国高速增长阶段。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金融问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总体来讲,那时企业家更多关注对规模的需求,想做大,所以他们很关注资源端整合,以及全球投资并购和行业内整合的机会。

现在,我们的更多思考是怎样寻找未来增长新动能。大家对创新研发,寻找更好的商业模式和更好的产品服务,这些方面的思考更多一些。更多的是回归商业本质,做好一家企业,必须有好的产品服务、发展思路和行业定位,创造出价值观。现在商业管理的一些本质性问题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HBRC TIME: 是否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10年或者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是从管理实践与全球接轨,以及管理理念商业教育的差距缩短来讲,是中国进步最快的10年?

刘俏:过去,中国企业家对规模有诉求,规模是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现实可行性。但是现在,企业家对质量型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以及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关注。他们开始摆脱对规模的依赖,更多思考如何从大到伟大。伟大是一个相对概念,很难严谨定义。抽象讲,我认为伟大企业可能具备一种能力,实现美好的能力,让人和社会变得更好的能力。例如通用电气、微软、谷歌、阿里巴巴等都是伟大的企业。

HBRC TIME: 在当下强调科技创新突破的这个时代,你认为哪位海外企业家特别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

刘俏:回到怎么界定一个伟大企业或是伟大企业家这个纬度,我觉得具备定义美好,实现美好愿景这样的商业领袖就符合这个标准。乔布斯不容置疑,可惜他已过世。还有亚马逊的贝索斯,他对未来的消费场景有很好的想象力,通过多年经营管理和科技创新,让我们看到他有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能力。作为一名企业家,他可谓意向深远。

HBRC TIME: 在你看来,中国商业管理领域里,哪些人在不同的方面或者不同的阶段,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应该被写进中国商业管理短暂但是很重要的发展历史中?

刘俏:中国的故事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过去40年是一个不断地在建立市场体系、也在逐渐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去推动市场体系建立的这些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一定是管理实践者,但他们对管理实践产生的意义非常深远。企业层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国企在过去40年的巨变,它们从纯粹意义上的行政部门,变成现在意义上的经济单元,变成能够面对资本市场的股份制公司,这个过程中推动这种转型实现国企的领导者们,都应该被铭记。民营企业领域,某种程度上讲,柳传志、任正非这一批,以及再之后的马云、马化腾以及李彦宏,他们从不同纬度上,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推进,管理理念的格局的不断提升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

未来人才必备特质

HBRC TIME: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市场经济的这些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差距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是什么?

刘俏:总体水平上讲,我觉得比较大的缺陷在于,这一代企业家或过去几代企业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一个经济高功能性,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总量可以增加35倍,更大的机会比比皆是。这样背景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觉得他们有思维定势,有政治上的一些特定方法,可能更多的表现是对资源的高度关注,或者对市场异常关注。这方面展现出的是一些人非常强大的驾驭能力,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其实已经结束了。当经济增长进入中速阶段,比拼的就是理念、产品服务和创新模式。这时中国企业家可能更多要回归到商业基本原则上来,要开始学习,而这些东西则是国外企业家成长环境中经常需要面对的。这时,时代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HBRC TIME: 我们的系统性还是不太够?

刘俏:是的。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包括企业家们,在这个知识结构里最缺的不是某项具体知识,或者技能,我们整个国民所缺的是科学精神。一些人没有科学精神,对基本的商业处事规律、基本原则没有太多敬畏,总以为可能是例外,觉得自己的情况跟别人不太一样。真正的商学院教育本质是教给你敬畏,对市场规律、商业普世价值观,有基本的敬畏之心,回归到以科学精神理性主义为支撑的基本认识上。

HBRC TIME: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中,他们最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才? 

刘俏:从行业角度讲,我觉得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发展会完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GDP按保守预测,到2035年,会达到近2万5千美元左右,人们的需求水平不一样,会增加对高端消费和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未来的人才需要能够承担起创新的职责,学院培养也会注重这点。一是要有科学精神,对商业规律法则有敬畏之心。二是专业精神,有非常好的专业素养,对产品服务有极致化追求。第三点要有不断重新学习和再学习的能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考方式,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变化。

(采访:《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作者:《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时青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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