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善用两制之利 先行先试减税降负

专家建议,要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加强税收政策研究、土地改革研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交通产业和空间协同发展等,通过创新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2018年7月17日,香港,从香港大屿山远眺港珠澳大桥。来源:视觉中国

10月14日,在长平经济论坛和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政策研讨会”上,专家建议,要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加强税收政策研究、土地改革研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交通产业和空间协同发展等,通过创新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与会专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地理概念,而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粤港澳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湾区,目标是形成比肩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湾区。作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并列的第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代表中国最高开放水平的战略平台,下一步的重点是如何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形成制度合力。

利用好两大红利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副秘书长焦瑞进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既要避免以牺牲内陆经济发展为代价,也要防止政策引发避税和盲目乱发展,同时政策要注意港澳周边地区的平衡。以税收政策来说,粤港澳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税制,在税收政策上要综合考虑,既要有针对性地鼓励发展,根据大湾区的发展重点来制定优惠政策,同时也要融合港澳发展,可以探索区内自由贸易港政策和个税非居民政策,先行先试减税降负向国际靠拢。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国土地区研究所副所长申兵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且呈长期化的的背景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既有利于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也有助于大湾区更好应对新一轮区域竞争。

她认为,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利用好两大红利。一是善用“两制”之利。粤港澳是三个关税区、两种制度,跨越了法律行政管理的界限,港澳地区在全球来看营商环境非常好,税收制度有利于企业发展,是典型的大市场小政府,可以利用大湾区建设的契机向国际化的营商制度靠近。二是利用好空间广阔这一红利。

对于大湾区的建设,申兵也提出有两条可能路径,一是把目前珠三角区域与港澳合作的成形经验和做法在大湾区范围内推广,比如前海深港服务业合作区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优惠等,这有利于大湾区吸引港澳及全球企业和人才;二是大湾区可以在创新性的制度设计上有所突破,比如选择一些地区更大力度地试验香港和澳门的商事制度,先小范围试验,形成经验后再推广。

政府应尊重和顺应市场

与会专家认为,大湾区合作过程中要让市场进一步发挥作用,政府在顺应市场、尊重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创新,在与市场充分互动的基础上,帮助市场补短板来促进产业升级。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功能疏解、空间重构过程中,政府可以直接主导的是教育与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间接主导的是大型交通枢纽构建,并引导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业集聚区的重新布局,其余的更多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说,体制政策要“就高不就低”,也就是真正让市场进一步发挥作用,利用发展落差来推动发展,更重要的是,各地区手拉手共同成长。如何做到制度“就高不就低”,一方面需要修改一些制度,另外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技术有时候比制度强,技术可以冲击制度,倒逼制度变革。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考虑和更广大地区的互动,可以考虑加强与广西南向通道等地区的合作,带动更广大地方的发展。

申兵指出,珠三角地区发展梯队明显,深圳、广州和珠海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接近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佛山、东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肇庆、江门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落差反映了发展空间还有余地。

她进一步指出,均衡大湾区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发展梯度,通过税收等政策,把广州、深圳一些原有的制造业在肇庆、江门等地留下来,使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更大的空间布局,是大湾区下一步发展应该考虑的问题。江门、肇庆的主要任务是将现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同时IT、机器人、生物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可以适当布局,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解决人的流动是首要问题

在目前的发展中,人口流动、产业变迁是重塑城镇空间的关键力量。价值中国新经济智库CEO林永青认为,从企业层面看,与硅谷等相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相对滞后,而企业家是创新中最重要的因素,创新升级需要更多国际化人才。下一步大湾区需要完善国际人才的子女教育、居住环境等方面,增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腾讯社会研究中心总监王晓冰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人的流动问题,如果人能够在大湾区更加自由、顺畅地流动,可以让这一地区真正成为全球创新的集聚地。要解决人的流动问题,首先需要配套税收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其次还要打破制度层面的障碍。

在综合交通水平方面,与纽约、旧金山、东京等世界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还有较大差距,湾区之间的边界线使城市之间的交流付出更多的成本。张国华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有资源能源型、资本密集型、信息型这三类产业,从交通方式和产业类型的对应关系看,资源能源型产业以铁路和水路运输为主,资本密集产业以高速公路主导综合运输,而信息型产业的诉求是全球范围信息与人的快速交换,对应的交通方式是航空和高铁主导的现代交通体系。

他说,这种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以区位空间条件为基础,以现状产业布局为依托,以高效交通设施为引导,构建交通、产业、空间协调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以航空枢纽为核心,以高铁、城际和城市轨道为纽带,以高速公路和快速路为支撑,对标伦敦,实现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在资金流通方面,由于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制度,跨境资金管理非常复杂。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金流动4.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30%左右。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副总理温建东表示,大湾区要实践资金流的顺畅,首先需要金融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一体化。目前,大湾区内银行层面有粤港、深港外币清算系统,企业层面有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可以提高湾区内资金的流动效应,广东还设有外汇交易分中心,未来可以挂牌小币种的货币交易,增加湾区的辐射力。在跨境支付上,腾讯微信钱包在香港已经实现双向支付。

其次,要逐步扩大跨境资金的融通渠道。可以根据试点情况和国内形势,增加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等跨境资金流动机制以及配套政策,扩大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深化跨国企业集团人民币集中营运及外币资金池集中营运管理政策。此外,要支持在海关特殊经济区开展期货保税仓单金融创新。

第三,资金流方面应该配合产业链发展的需求,在现有三个自贸区的基础上试点发展供应链金融。

第四,发挥香港、澳门的金融、法律优势,拓展“一带一路”的建设。最后,要提升跨境资金流的管理水平,加强广东地区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建设,尤其是通过三地各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大数据以及金融科技等技术来提高跨境资金有效性和针对性。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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