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张明杰：回顾中日学术界 曾存在半个世纪的断代

关于时代背景：从“千岁丸”开始，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就改变了

界面文化：近代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学术考察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那么，明治初期日本对中国看法如何？最早来华的一批日本学者看到的中国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否存在差距？

张明杰：由于江户时期的“锁国”政策，直到明治初期，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基本还都是基于文献的，从文化本身对中国还是尊敬的。近代最早来到中国的一批日本人就是高杉晋作等人，他们在1862年乘坐官方商船“千岁丸”来到上海，但是到上海一看，情况让他们很失望。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欧美一边倒，可是尊孔的风气并没有改变，东京有汤岛圣堂，即孔庙，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讲汉学的私塾每年开学或孔子诞辰也要举行祭孔仪式。儒家讲父母死后要守孝多少天，他们信以为真，可是到上海一看，正好又是太平天国以后，郊外露天扔着尸体，无人掩埋，和儒教的教义格格不入，让他们难以理解。还有当时中国的孔庙，大多经年失修，破烂不堪，有的到处都是蝙蝠的粪便，也没有什么人进香。芥川龙之介在他的《中国游记》里也谈到他参观中国文庙之后的失落感。

可以说，日本人心目中有现实中国和理想中国之分，理想的中国就是他们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个样子。有的人觉得日本人是两面派，表面上很尊敬中国，到了中国之后又谩骂中国，但我觉得这并不是表里不一：文化中国和现实中国反差越大，人们的反应就会越强烈。

界面文化：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明杰：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想加入到欧美的行列。中国被欧美蚕食以后，日本看到欧美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不无羡慕，尤其在上海看到欧美人趾高气昂，就想学习欧美，在中国瓜分一些利益。一开始确实也有一批汉学家想要联合中国抗拒俄国、抗衡西方，可是到中国一看，又很失望。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及两年后的甲申事变之后，中日关系更加紧张，很多日本人就叫嚣着向中国开战。后来鼓吹“日本的天职”以及“亚洲盟主”之类具有煽动性思想的德富苏峰、内藤湖南等人并非一开始就蔑视中国，可是随着两国事态的推移，尤其是亲自到中国来游历之后，就认为中国积重难返，甚至没有什么希望，逐渐滋生了要“领导”中国的想法。

其实，明治时期，中间有几次事件或者说是契机，确实也让日本人思想膨胀。最早的应该说是日本侵占台湾和吞并琉球。本来日本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害为由征服台湾，就是不义之举，可是清政府软弱无能，一再退让，甚至以赔款了事，这就等于直接向日本传递了清朝软弱可欺的信息。1884年的中法战争，也让日本人感到清朝已无指望。日本很关心中法战争，派了很多记者、甚至是政治家到中国来观察，看到中国的表现却很失望，比方说，本来中国战争不利，结果他们在上海看到一些中方报纸还在报道正面的东西，甚至是一些自欺欺人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被法国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也很感叹。当时自费来华游历的汉学家冈千仞，用汉文撰写了《观光纪游》，看一下这本书就会深有感触。

可以说，很多日本汉学家这时候已经具有了世界视野，比如冈千仞就很关心世界大势，也与人合编或合译（准确说是润色）过《法兰西志》《美利坚志》《纳尔逊传》等著作，到中国以后，他跟很多清朝官员、士大夫交谈，发现这些官僚或文士固步自封，对世界形势一点儿也不了解。

中国清末时期缺少一面镜子，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样，也看不到自己。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欧美就是一面“正”的镜子，中国就是一面“反”的镜子。1862年，高杉晋作等人到上海之后，看到洋人趾高气昂，中国人反而受到奴役，就发出了警告，指出，如果日本不争气，就会成为第二个中国。

对中国比较关心的日本汉学家其实很多，早期的一些组织像兴亚会，人员很复杂，但是兴亚会早期并不能说完全带有侵略中国的意图，不少人还是想联合中国对抗欧美，但慢慢就开始分化。到了后来很多组织就主动配合政府加入到征服中国的行列。

界面文化：于是日本和清朝完全摆脱了原先的朝贡体制，进入到了一种新的秩序里，是这样吗？

张明杰：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外交领域，一方面试图修改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又瞄准琉球与朝鲜，力图瓦解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之所以急于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意图也在这方面。可惜的是，清政府没能很好地应对，处处被动，先是失去了琉球，后又被日本将朝鲜分离了出去。

在琉球问题上，日本表现得很无理，而中国又处理得很糟糕，结果琉球被日本吞并。按理说琉球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使后来事实上处于两属关系，但如果清政府及时有效地应对，也不至于被日本单方面占有。当然，交涉过程很复杂，黄遵宪等人也有清醒认识，但清廷不给力，日本人抓住所谓“化外之民”之类的把柄，强词夺理，把琉球占据了。

中国总是说朝贡体制，但是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主张的脱亚入欧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认为自己已经和西方新型的外交、政治秩序接近，中国还自认为是天朝、是老大，他们认为中国完全脱离了世界秩序，已经被边缘化了。日本对待中国的时候，常常一手《论语》，一手《万国公法》，和李鸿章谈判的时候就采用这种策略，讲友好关系，就搬出传统儒教，而且讲得很好，加上汉诗酬和，给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可是一上升到国家意志就把《万国公法》拿出来，把昧于世界秩序的清政府弄得措手不及。

从“千岁丸”开始，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不过当时真正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很有限。1871年以后一些日本外交官来到了中国，随后在“征韩论”甚嚣尘上之时，由于日本对跟朝鲜半岛接壤的东北地区还不太了解，所以派池上四郎等人来侦探。1873年以后，伴随着日本侵攻台湾，一些军人被派到上海、厦门等地从事侦探活动，参谋本部成立以后，更是定期派遣将校来大陆，每次多为七、八人，从开港的上海、厦门、汉口、镇江等地，到北边的营口、大连，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侦探活动，基本上明治以后日本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假想敌来看的，所以后来的甲午战争也不是偶然的。

考察文物建筑：石窟后来毁坏的很严重，不能说完全是由于学者发现导致的

界面文化：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产生了学术上的兴趣？军事、谍报活动，和学术考察可以区分开吗？​

张明杰：总体来讲，不管是学术调查，还是军事调查，都和对外扩张的国策密切相关，只是军事方面更为明显。刚才谈到的参谋本部定期向大陆派遣谍报人员的做法，显然是把中国看作了假想敌，为开战做准备，把中国的军事、地理、风俗人情等各个方面调查得很彻底。学术调查整体上也有国家意识在起作用。不少学者认为日本的汉学研究不亚于中国，也不想落后于欧美，希望在中国学研究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当时欧美在中国的探险，尤其是敦煌经卷文书接连被伯希和、斯坦因劫走一事对他们影响很大，早期学者像白鸟库吉在欧洲出席了东方学会议以后也很受刺激，认为西方的中国学做得这么好，日本人的汉学功底比西方人好，对汉籍的解读能力也比他们强，为什么在中国学研究上不能超过他们？所以白鸟库吉等人就借助满铁的势力，成立了“满（州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及实地考察，开展历史、地理、文化、史籍等研究，收集到的大量文献也做成了文库，但很可惜在东京大地震（1923年9月）时，寄存在东京大学的这一文库基本烧毁了。

像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建筑与考古领域的学者，最早关注的应该是本国法隆寺之类的建筑调查。做法隆寺建筑调查，就需要搞清这一建筑样式的来历，要找它的源头。日本的早期建筑跟佛教有关，这又涉及到佛教流传的路径，即从印度到西藏，再经由大陆到朝鲜，然后才是日本。因此，即使做日本古建筑研究，也需要到中国来调查。

日本学者一开始也并非很有信心，因为他们原来也不知道大陆究竟有什么，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也不是完全依赖书桌研究实现的，开始可能有这方面的念头，但还没有敢提出来的勇气或把握，每次到中国来，他都要拜访很多中国学者，虚心讨教，到天津去拜访严复、王修植、方若，到上海拜访罗振玉、张元济、文廷式等，还专门带着正仓院里流传下来的雀头笔仿制品让严复、罗振玉等学者尝试，看到他们拿笔的方式及反应，就认为唐代的运笔方法在中国早已失传了。

当时的中国虽然整体上衰落了，但是在日本人眼里还是个深不可测的庞然大物，一开始他们心里没有底。正是因为这些人频繁到中国来调查，慢慢探知了中国的实情，查出了中国人的底细，日本人的国家主义意识也随之膨胀起来。所以说，当时的中国就等于被日本人放在手术台上的裸体巨人。他们连清军神机营的沿革、编制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在塘沽把炮台位置也都调查得很清楚，看有拉土的民工，就能推知哪里在新筑炮台，他们依靠目测手绘的地图和实际情况差别也不大。就这样，日本人把中国方方面面了解得都非常详细。摔跤也好，格斗也好，你认为自己的体格比对方强大，可是如果对方把你各方面情况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你就不一定能战胜他。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

界面文化：学者来中国实地考察的侧重还是在考古、建筑及美术上面，是这样吗？

张明杰：做东亚历史研究需要实证研究，也需要实物作参考，因此在中国进行考察或发掘尤为重要。可以说，被调查的对象基本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比如说儒道释历史遗迹、碑碣造像等遗物。我们中国虽然历史上内乱、灾害不断，但还是保留下来了大量古迹和遗物。这些珍贵文化遗产也涉及到学术的方方面面，对推动和深化各领域的学术研究至为重要。比如说北京近郊的居庸关过街塔，里面的六体文字，对民族历史及语言等研究大有裨益，日本人很早就关注上了，后来京都学派的学者还出版了两大册相关研究著作。

过去我们中国在不少学术领域落后于人，其原因及教训仍值得我们思考。敦煌遗书在发现之初，有些东西已经流失出来了，当时新疆、甘肃的部分官员手里已经得到经卷了，但似乎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伯希和带部分经卷现身北京之后，罗振玉等人才注意到其价值之高。日本学者嗅觉灵敏，当时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正在北京一麻袋一麻袋地收购古书珍籍，得知消息后，马上去造访伯希和，并与罗振玉一道把消息传递给京都大学的学者。接着当劫余敦煌遗书运抵北京后，京都大学特派包括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在内的五名学者来北京调查，东京方面《国华》杂志主编泷精一也几乎同时到达北京。这时候除罗振玉等少数几人之外，我们中国学者还都没有怎么重视呢。所以，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起步很早，而且其共同研究成果也很显著，后来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日本从国家体制及组织层面上就重视这些。清末民国时期文物大量外流，我们一次一次发布保护法，但基本上形同虚设。陆心源皕宋楼所藏大量宋元古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从而落户于静嘉堂文库。此事至今令国人扼腕叹息。恭王府那么多宝物几乎也都售予外人，其中大多为日本山中商会得手后高价拍卖出去。当年流失的文物已难计其数，即使现在一年收回几十件甚至几百件，也几乎是于事无补。当时我们整个国家对自己的文物不重视，没有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文物都跑到国外去了，相关的学术研究落后也是不难理解的。

界面文化：日本学者对这些遗迹的发现后来造成了文物的流失，你怎么看待学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张明杰：在日本一直有一种说法流传下来，即伊东忠太发现了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了天龙山石窟。不过，我一向认为不存在发现之说，只是他们前去调查后写成文字，重新引起人们重视而已。当时日本之所以大肆宣传或渲染，与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云冈石窟相对保存得还比较好，天龙山石窟毁坏得就比较严重。从结果来看，虽然与学者发现、调查不无关系，但还不能说完全是由于学者发现导致的，主要还是跟日本的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有关，另外，我们自己保护不力也值得反省。其实，在关野贞所谓“发现”天龙山石窟之前，北京琉璃厂一带已经有人在倒卖石佛像，但当时大家还有迷信，佛像一般还不敢买。在山中商会最高统帅山中定次郎造访天龙山以前，山中商会在日本搞的古代中国美术品拍卖会上，也出现过石佛像，但来源不明卖不出好价钱。山中定次郎可能从哪儿得知石佛有可能是从天龙山来的，于是，就在1924年6月专门到天龙山调查。他此举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这些石佛还能卖钱，于是天龙山石窟就遭到了不法分子的盗凿破坏。到1925年8、9月间就已经毁掉了多半。当山中定次郎1926年再次造访天龙山石窟时，看到的正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幕。1928年山中商会编辑出版的《天龙山石佛集》，其中就有42件被盗凿下来的石佛头，而且这些在佛教雕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物，均被山中商会拍卖出去，这种做法又更加助长了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

界面文化：常盘大定自己说来中国考察的原因是“中国的古代文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 

张明杰：对，他们当时是有这样的意识。伊东忠太第一次去山东驼山，看到很多六朝文物，受着风吹雨打，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不久就会消失，应该立即保存起来。可是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即使想敦促当地政府保存，但又跟谁说呢？他们来考察的时候和中国官府基本也没什么联系，只能和少数学者交流。营造学社成立后，伊东忠太就去拜访朱启钤先生，并把中国文物保护的希望寄托在营造学社同仁身上。营造学社成立以后，的确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日本学者能做的也只能是拍些照片带回去，把情况记述一下。当然也有把实物购回日本的，比如关野贞买画像石就是其中的一例。当时有的画像石或石碑被用来砌农家的猪圈，他认为与其放在猪圈里，还不如拿回到日本保存在博物馆让学者研究更好。但是这种行为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加剧了中国文物的海外流失。

界面文化：不过常盘大定自己的一些学术研究似乎也是可以军民两用的，比如说他的路线。

张明杰：当时一些日本学者的涉华调查是有这个问题，有些考察的东西到了战时甚至被利用起来。比如，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1876年，他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到陕西西安，又翻越秦岭栈道，进入四川，踏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日本人走过的路线和地区，1883年井上陈政也从北京出发，基本沿着跟竹添一样的路线到西安，后又从河南经江苏、湖北、浙江等地，到福州。这些考察及其所得信息等，后来也成了可供战时参考的东西。当然，学者的学术调查开始不一定是有以备军用的初衷，竹添进一郎本身对四川感兴趣，尤其是受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影响较大，也想入蜀走一趟。汉学家山本宪在戊戌变法之前到中国来，完全是自费来的，他从北京到上海就是想要了解中国实情，了解中国人士的思想，在上海见到梁启超、汪康年、罗振玉、张謇等维新改革派人士，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到戊戌变法前夜中国思想界的动向。

促进中国学术：营造学社的成立就是受了日本学者来华调查的刺激

界面文化：明治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是不是从汉学转变成为支那学了？

张明杰：早期汉学慢慢演变成支那学，再发展到后来的中国学，这一过程中，都有日本与中国本土及西方中国学的关联，也有其特殊性。在日本，通常把前近代的中国传统学术称为汉学，把近代以后，尤其是按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细分化的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研究称之为支那学，其中又以京都大学学者的研究及其组织“支那学会”、学会杂志《支那学》为代表。汉学比较传统也比较宽泛，支那学则和近代分科有关系，又有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意识作用，日本在接受了近代学科概念以后，把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全盘研究慢慢分化为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研究。其实这些概念日本人用的时候也很混乱，一会儿汉学，一会儿支那学，甚至还会用东方学这样的词。另外，东洋学这个概念也很笼统，一会儿是指包括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的，一会儿又基本专指中国的。

日本人学科的转型比较早。19世纪70年代东京大学成立以后，他们就聘请了德国兰克学派的教师来任教，讲授西方历史，后来就有了那珂通世用汉文撰写的《支那通史》。中国那时候历史学科还没有开始，后来就把《支那通史》翻刻过来在学堂里使用，还有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等被翻译出来，用作教科书。开始我们的学者所编历史课本，也多是在抄引他们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后来才有了真正中国人写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很多学科都有这种情况。

界面文化：日本人的研究也给中国的学科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明杰：这一点不容否认。所以，重新梳理学科史离不开这些，尤其这些年流行概念史的研究，比如研究科学、美术这些词是怎么来的，也肯定少不了日本这块儿。

清末学堂里用的尽是日本人的教科书。包括刚才说的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根据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翻译的《东洋史要》在中国也有几个版本。古城贞吉1897年写的《支那文学史》是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较早的美术史应该是中村不折与小鹿青云合编的《支那绘画史》，后来又有大村西崖的《东洋美术史》等。大村西崖原来有一本小册子《支那美术小史》，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曾经拿过来当作教科书来用。当时日本做的美术史在国内影响很大。建筑学上，我们编的这套书里有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日本在19世纪末就有了建筑学，伊东忠太1902年到中国来做建筑学考察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建筑学的概念。营造学社的成立基本上就是受了关野贞、伊东忠太等人来华调查的刺激。戏曲方面，最初京剧的评论研究也是日本人着了先鞭，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汉字报《顺天时报》专门有戏评栏，负责编辑叫辻听花，可以说他是北京梨园界的大拿，就连尚小云都称他为义父，比较系统的中国戏曲通史《支那剧》就是他写的。

界面文化：过去为什么对这个知道得很少？包括大家也不知道梁思成很受伊东忠太影响。

张明杰：应该还是有人知道的。大多数人不知道是因为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书。比如建筑方面，大概只有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简略版，其他的几乎都没翻译过来。尤其是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编的这套《支那文化史迹》，也就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十二卷），多少年来国内就一直没有翻译，见过原日文版的人恐怕也极少。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佛像、雕塑图片，很多人也没有见过。几年前国内刚出版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我看了之后就觉得里面有的是借鉴了日本的著述。我们中国的相关领域学者给博士生列书单的时候，都会把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合著列进去，但有的人自己也没有看过，《支那文化史迹》国内极少有收藏，日本也不大容易找到，因为在日本初版也是非常珍贵的书，甚至不少著名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按说这些有价值的书早就应该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一直到1930年代初，我们的学术基本和日本是同步、互动的，当时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学者发表什么好文章，我们也多有翻译介绍，看一下当时的《禹贡》《师大月刊》等，就能知道这一点。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学术联系就少了，加上没有安定的学术环境，对日本学术的关心和介绍也越来越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我到图书馆去也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相关资料，所以，从研究上讲，我觉得我们跟日本比有半个世纪的断代。如何弥补这一断代期间的学术，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二十年前我到日本以后，就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图书馆和旧书市，尽可能多的浏览或收集有关中国的学术文献资料。并力所能及地将一些基础文献翻译介绍到国内来。

界面文化：你认为这种断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明杰：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大家都清楚的历史原因。不过，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评价体制也有问题。在这种评价体制之下，一般都不愿意做出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而是想做一些“短平快”或时髦的东西，基础文献资料还是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主编的这些翻译丛书可能都不算什么科研成果，可是翻译一本像样的东西比东拼西凑写一个东西困难多了。有差不多的材料，自己总结总结，可以写书了，但是翻译一本经典著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仅要忠实原著，而且还要查很多资料。

界面文化：学术考察经历了日本对亚洲的一系列战争，这些历史事件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学术考察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张明杰：总体来看，近代日本对华学术调查基本上是在甲午战争以后逐渐开展起来的。当然，此前也有个别学者曾来华调查。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契机，日本加快了中国大陆扩张步伐，与此相呼应，各种形式的学术调查也迅速活跃起来。20世纪前30年进入繁盛期，中日战争期间则达到了顶峰。所以说，各时期的学术调查都或多或少跟战争、跟国策有关。不过，相对来讲，1930年前，学术调查还算比较客观，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此后政治因素尤为明显。

到了中日战争时期，举国体制下的学术就说不上是学术了，当时先后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太平洋协会、回教圈研究所（均为1938年设立）、民族研究所（1943）、西北研究所（1944）等，均是涉及中国调查的国策学术机构。

这些学术调查当然是伴随着日本投降的1945年结束的。其实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战后一些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很红火，甚至受追捧，其实是受到了战前学术调查成果的恩惠。比如说日本战后有关云冈石窟以及佛教遗迹的研究及著作，其实大多都是基于战前的调查而实现的。

界面文化：当时有什么治学方法是值得今人学习的？

张明杰：这套书专业性比较强，内容也十分丰富，尤其对建筑、考古、宗教、美术等领域影响比较大。日本当年这些学者知识面非常广，小时候受的汉学教育基本涉及经史子集，后在自己学科上日益精进，研究得也很透彻。即便不是做美术、雕刻的人，比如说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对雕塑、美术、历史也很了解，看到石像也基本能够判断年代，这就很不一般。近代导入的西方式分科其实害了很多人，学的东西越来越窄。光知道或拥有自己那个学科的知识，研究上不可能做到融会贯通。

通过这套书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特别重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这种治学方法值得借鉴。

另外，他们也很重视合作，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同研究。比如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两个人合作编刊了六卷本《支那佛教史迹》和十二卷本的《支那文化史迹》等大型著作。他们虽然都曾多次来华考察，但从未结伴来过，实地考察都是分头进行的。但从研究著述来看，两个人合作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因为建筑等文化史迹研究本身需要多学科知识，尤其是美术、考古和宗教知识。关野贞侧重建筑和美术考古，常盘大定则侧重佛教及佛教为主的宗教史，两者互为补充。从两个人合作的图集解说中也不难看出，关野多是从艺术史角度，而常盘则多从宗教史立场出发，进行评说。这种基于各自专业而共同开展的研究和著述值得肯定。

再者是他们抱有怀疑的态度，重视文献，但从不迷信文献，所以就容易发现新的问题。比如说小到里数这样的问题，过去朝代不同，里数也不一样，文献记载与实际距离则出现出入，也易造成误会，他们到实地考察的时候就会留意，也能够及时看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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