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审批经济出不了华为 深圳的发展是市场经济成果

高尚全十分关心如何把深圳的成功实践向全国推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这些在深圳“先行先试”后取得成功的重大改革尝试,在他的推动下成为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作者:李可愚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特区成立后,建设者们以“开荒牛”的精神默默奉献,推动了许多重大改革实践在此落地,深圳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

深圳开放的40年历程,一直被著名经济学家和改革先驱高尚全先生看在眼里。长期以来,他关心和支持着深圳的改革和发展:20年前,当一家名为“华为”的深圳企业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华为独特的运营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在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过程中,高尚全将华为确定为全社会提倡和鼓励的典型。今天,以华为为代表的一大批深圳科创企业,正不断助推着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高尚全也十分关心如何把深圳的成功实践向全国推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这些在深圳“先行先试”后取得成功的重大改革尝试,在他的推动下成为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日前,高尚全先生就他所亲历的深圳改革开放历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下称NBD)记者的采访,披露了其中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商品经济带给深圳和中国活力

NBD:为什么深圳能够打响改革开放的“头炮”,深圳的改革经验,对于后来中国整体的改革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高尚全: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为什么当时深圳能够成功呢?我讲一个亲身体会。大家知道深圳在广东省,而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因为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因此鱼少价格贵。后来价格逐步放开,养鱼的人有了积极性,因此鱼多起来,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百姓口袋里钱就多了,而深圳就是这样。所以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去,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

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官不大,反对的人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开了研讨会。

当时,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但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是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应。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应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当时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等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年10月20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市场向全国推广

NBD:深圳特区在发展过程中有多项创举,包括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这些改革举措,后来是如何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推广的?

高尚全:深圳的这些改革举措在当时来看,都是很大的创举,而这些举措在全国能够推开,与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关。其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

当时,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1985年,我同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联合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

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有幸列席了会议。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讲了五条理由。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我讲了五条理由以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问,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深圳一批科技企业是改革典型

NBD: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许多人担心深圳特区将面临缺乏发展内生动力的局面,但随后,一大批科技企业在深圳崛起并蓬勃发展,再次推动深圳高速发展。作为当时深圳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亲历者,在您的印象中,当时这些科技企业是如何崛起的?

高尚全:我们现在都知道,深圳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科技企业叫华为。在华为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华为国家没有投资,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调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

当时,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元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经过多年建设,华为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华为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这引起了我对华为的思考。华为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靠的是什么?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一是靠体制机制。审批经济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华为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改革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华为20多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

二是靠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70%以上,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三是靠创新驱动力和巨额研发投入。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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