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道上撞见一个宋雨喆

李纯 · 06/07

来源:界面新闻

 

2016年夏天,宋雨喆在南方演出,觉得头发又重又热。二来,为了防止生病,他习惯每天早晨洗凉水澡,头发成了麻烦。他索性把留了三年的头发剃光,回到了二十岁在树村的模样。头顶的发髻换成了一顶草帽。

看过宋雨喆演出的人,都觉得这个人不一般。眉清目秀,是古人的相貌,修行过才会有。穿一件中式褂子,头发挽成髻,身体挺得很直,背一把八仙班卓,是自己做的琴。唱的不是城市里的歌,像来自新疆、西藏或者更远的中亚。乐队的名字也很奇怪,“大忘杠”,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也不知道,他从姥爷那儿听来的。姥爷晚年经常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念,“dawanggang,dawanggang",一副奇异的表情。他记住了,像个咒语印在脑子里。他把咒语译成“大忘杠”,“被忘了的一根大杠子”。他觉得这个词有深意。

大忘杠成立于2009年,属于世界音乐。乐队成员有的来自内蒙、新疆,也有比利时和希腊。在欧洲,大忘杠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德国和奥地利拿过奖,评价它“出神入化,充满力量,完全当代”。BBC也报道过,说它“打破了音乐和文化的界限”,是一支“民乐、歌剧和摇滚于一体的乐队”。

和一家德国的世界音乐厂牌签约时,宋雨喆的简历上写着:“1998年,宋雨喆组建了木推瓜。在戏剧化框架中,形成了木推瓜独有的怪异曲风,难以用现有的任何一种风格来为它命名。”

曾经的木推瓜是一支摇滚乐队。2002年,乐队解散,留下三首歌。大部分人知道宋雨喆是摇滚乐队的主唱,却从没真正见过他演出。连他的妻子也没见过。

在外人来看,宋雨喆是有些神秘感的。

2015年,大忘杠在杭州演出。

 

2017年,宋雨喆在北京下苑村,拆房子。



 

 

 

宋雨喆是长春人,没念完高中,就离了家。僵硬的教育体制令他备感压抑。1997年,他向同学借了一千元,去北京搞摇滚乐。在火车站,他被父亲逮住了。父亲是长春党校图书馆馆长,经常穿一件呢料西服,准备暴打他一顿。宋雨喆说,“你带我回去,除非拷在暖气管子上,不然我还会走。”父亲掏出两百块钱说,“先拿着,你欠的钱我帮你还上,本来没准备让你走。”父子关系突然和解。他拿着钱,穿过入口处绿色的铁栏杆,没敢回头。

在北京认识了几个音乐上的朋友,听说迷笛学校招生,开始两年制教学。他报了吉他班,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树村。他和三个朋友租了一间院子,院子里有四个房间和一棵树。他们在树下摆了灶台,烧火做饭。吃得很朴素,常吃的是冬瓜和白菜。一个月的房租是150元。

在课堂上,老师教重金属、爵士乐和布鲁斯,除了布鲁斯,其他他都不喜欢。课余,他在地下通道卖唱或者在海淀图书城卖打口带,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他也不甘于模仿西方的乐队。半年后他辍了学。在音乐上,他的野心很大。

他有了自己的乐队,叫“木推瓜”,是他在街上错看了的一个招牌。乐队成员除了他,还有一名来自天津的鼓手。他们排出了第一首歌《哆嗦哆》。木推瓜的演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怪。怪而有力。和那些朗朗上口可以跟着节奏蹦跳的音乐相比,木推瓜在歌曲里增加了很多停顿和切换,有时忽然变慢,随后加快,慢下来,再加快。歌词也怪,像极尽所能地挖苦,“我们的乖巧是园丁的骄傲,从我们还小,哆嗦哆,我们一思考,上帝就狞笑,暴雨就来了,哆嗦哆”,“我们新鲜得像嫩芽,教育烂到了鼻子上,我们懵懂地顺奸了你,结果哭都没有力量”。嗓音是尖锐的,挤眉弄眼又咬牙切齿,乍一听,会让人一哆嗦,身心紧张。

宋雨喆唱起歌来,声音颤抖,像一股蒸腾的白汽从嘴里喷出。有次,一边唱歌,一边情不自禁地朝后仰倒在地上,观众只好上台把他扶起来。“那时候我对摇滚乐挺厌烦的,总是那样,一成不变,大家只是在学某一种风格。”他说。他想反叛它,嘲弄它,不光嘲弄别人,也嘲弄自己。

1998年,木推瓜开始成型。鼓手李旦来自新疆,也是舌头乐队的鼓手;贝斯手陈创远,他们叫他“阿远”,阿远来自海南,在长春看过宋雨喆的演出,深受震撼;吉他手张方泽,来自贵州,是舌头的贝斯手介绍来的。之前,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吉他手。宋雨喆的歌,不走套路,爱往复杂了写,对乐手的要求高一些。有人上午来试,下午不再来,“你们的歌难度太大了,我完成不了。”后来,键盘手王鹏也加入,他来自四川。多年后,木推瓜重组,除了王鹏,仍是这四个人,没有换过别人,别人也很难胜任。

2000年左右,很多摇滚乐手住在树村。树村在海淀,类似现在的城中村,但房子便宜,吸引了很多外地青年。舌头、痛苦的信仰、废墟、左小祖咒、木推瓜,周云蓬也在那儿住过一年。村子门口有个摇滚餐厅,穿过一条马路,视野逐渐开阔,算进了村,能闻见音乐的味道了。群居是生活所迫,演出的场所有限,而且全是拼盘,是当时地下演出的一个特点。新的乐队没有积累足够的歌和足够的名声,只好绑在一起卖。这样每个乐队分到的钱就很少了。

即便在树村,木推瓜也是个另类。美好药店主唱小河第一次听到木推瓜,“美声式的嚎叫“,小河说,“太怪了”。他喜欢这支乐队,经常找木推瓜玩。木推瓜的排练室也在树村,墙上贴了厚厚的隔音棉被,乐队最值钱的东西——吉他和音箱,都存在排练室。“几个年轻人光着膀子,哆嗦哆!”

2000年,木推瓜在树村。从左到右,李旦、陈创远、宋雨喆、张方泽。



2000年,木推瓜在树村。



2000年,木推瓜在树村。从左到右,张方泽,宋雨喆,李旦。



 

 

 

2000年前后,开心乐园是北京最大的地下演出场所,可容纳一千人。这个地方很特别,坐落在一处溜冰场内。白天供人滑冰,晚上朋克、脏辫、文身,各路人马蜂拥而至,成了真正的乐园。通往乐园的路也像历险。民工在路口唱歌,往深入走去,妓女在街边揽客。昏暗的路灯下,或许也曾招揽过头脑发热的摇滚青年。

开心乐园的老板叫楠姐,是个退伍军人。楠姐性格豪爽,卖其他酒吧不卖的大瓶燕京,一瓶五元,同时常常为前来演出的乐队免费供应啤酒。很多人可以喝得很醉。

2001年的夏天,开心乐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参与演出的乐队有痛苦的信仰、舌头、废墟、美好药店和木推瓜。

演出前,宋雨喆喝了大半瓶二锅头。他酗酒有一段时间了,以至于不喝酒没法演出。上台前,他和一个画家朋友朱景彤说,“待会你上来,我会把皮带给你,你使劲抽我,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演出开始。朱景彤坐在第一排靠近监听音箱的位置。他是个一米九的壮汉,戴一副眼镜,一直仰头盯着宋雨喆。可能也喝了酒。宋雨喆也看着他。唱到《悲剧的诞生》,朱景彤突然上台,接过宋雨喆的皮带,开始抽打他。扎皮带的铜扣甩到了宋雨喆的耳后根,一鞭见血。皮带没有停止,音乐也没有停止。他感到疼痛像压缩了的声音,能感觉到一部分,另一部分被抽走了。直到阿远跳起来,踹了画家一脚,台下的观众冲上台,扭作一团。场面彻底失控。

“我想好吧,今天晚上就让它在台上爆发,让血溅出来吧,要是命丢了我也不会在乎。”宋雨喆说。这事后来经常被人提起,成了他“生命里的污点”。

那名鞭笞他的画家,于2017年生病去世。宋雨喆为他送行,在棺材内见到了朋友的遗容。他想起那晚,镜片后的一对眼睛,“有点迷幻,又有点坚定,和存在于同类间的语言之外的默契,好多东西在里面。”

2001年到2002年,宋雨喆酗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下午到晚上。唯一清醒的一小段,是上午起床后的短暂时光。深夜,他常常独自溜到树村后面的垃圾场。垃圾场如迷宫,他在迷宫中不省人事,直到朋友们打着手电把他找出来。有一次,鼓手李旦在沙尘暴中骑自行车一小时,从后营家中到树村找宋雨喆排练。规定的排练时间是早上九点。宋雨喆还醉着,李旦叫了很久没叫醒他,又生气地骑回去了。

当时的树村,喝酒是常态。年轻人充满了愤怒。这种情绪是现实而无望的。比如没有暂住证,随时有收容遣送的危险。还有经济上的,这些乐队仅仅在小圈子内口口相传。摇滚乐不能带来钱和性自由,更不能改变世界。对树村,他既喜欢又厌恶,他觉得这里是乌托邦,也是地狱。

宋雨喆预感一种生活就要到头了。“当时我和另一些人,每天在痛苦里,在绝望里,而我有些时候是个极端的人。”他得离开这儿,否则会发疯的。他想通过音乐让这个世界公平一点,但似乎并不能做什么,除了喝酒,每天喝酒,也不能好好谈恋爱。“精神上,我对摇滚乐有反叛和不信任,我的英雄主义的情节,里面还有一层反英雄,我想有没有另一种解脱的方式?促成我最后还是走了。”

2002年,他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带了五千元,搭乘一辆藏民朝圣的大巴,前往拉萨。吉他丢在了父母家。他决定再也不碰吉他了。

随后五年,他几乎从北京消失了。

 

 

 

去西藏做什么呢?

他漫无目的。第一站是拉萨,在那儿喝光了所有的钱,因为他喜欢喝威士忌。剩了五十元。他决定去一个最偏僻的地方,来到了阿里。坐的运藏羚羊的班车,三四天后才到。在车上,他认识了当地赌场的保安和一名医生。

除了保安和医生,他还认识了一名警察。警察很照顾他,不时接济他。他靠卖唱挣钱,十块钱可以买一盒烟、一瓶酒和几个馒头。阿里的物价很贵,一个鸡蛋一块钱,很长时间他没有吃过花生米和鸡蛋。

阿里是另一个世界。琳琅满目的是赌场和妓院,一家挨着一家。穿梭其中的是做生意的东北人、官员、医生、活佛、画家以及各方三教九流。还有一个宋雨喆。

冬天了。他仍经常喝醉,恶习不改,一喝醉就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他往山里跑,碰见了几条野狗,野狗是吃人的,但是他一点儿不害怕。他抱起其中一条白色的狗,它看上去很虚弱,可能被冻坏了,他想他可以收留它。他抱着这条狗在街上走,遇到当地的黑帮斗殴,一群人抡刀追杀另一群人。他和狗在一片砍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第二天,狗死了。

他离开阿里,前往新疆,转了一圈,回到拉萨,再折回阿里。坐过各式各样的车,普通的卧铺班车、拉货的车、扛大箱子的车。他躺在上面,雪落在他的身上。他被七八十只野狗追过,发现野狗分成了两拨打架,他在土坯子底下躲了起来。雨天,他睡在帐篷里,地面积了水,但他太困了,醒来下半身淹在水里。然后他的膝盖就坏了,他得了关节炎。

对摇滚乐,他再提不起兴趣。但音乐始终是他生命重要的一部分。每到一个地方,他问他们当地的民歌是什么样,拜访唱歌的人,和那些人生活一段时间,听他们唱歌和演奏乐器。他开始对自然、宇宙、宗教以及人和它的关系感兴趣。西北广辽的土地让他开阔。

有时,他住在寺庙里。他一直对道家感兴趣,拜了师傅。他说,后来做的许多决定与其中的开窍有关。但他不愿再提,说怕“泄了天机”。中间发生了什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时,他回到北京,联系一两个朋友,在朋友家中寄宿,然后再离开。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孩Patrizia,Patrizia成了他现在的妻子。

2008年,宋雨喆开始筹备大忘杠,他希望把几年游历所得通过一种崭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忘杠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用班卓、马头琴、口弦、吉他、古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演奏古老的曲调。内容和神话、自然、动物相关。

在专辑《荒腔走板》中,宋雨喆阐述了心中理想的音乐形态,一种“绝地天通”以前的音乐。“很久以前,人天合一也民神杂糅,于是有人出来立言设教,其中有圣人也有大伪......中国更出了一件大事,史官胜巫官,又制造了一层精神上的官方垄断,人天彻底分裂,这就是史上所说的绝地天通”。“荒腔走板是有自由渴望的人对绝地天通的一种本能反应。”他写道,“人可以无碍地和天地沟通。”

大忘杠的演出令人惊奇。他的嗓音变了。那种金属质感的尖锐厚实了,甚至是圆的。乐章节奏缓慢,但仍然复杂。有的时候他闭上眼睛低语吟唱,像是在低空滑翔,有点坠落的危险,也有点悠然。有人说,宋雨喆有仙气了。

他还写了另一些歌,用简单的句子和曲调表达质朴的情感。一些关于爱情。“跑到外面去学歌谣,攒了一些句子、曲调,意思到了就不想太铺张,我叫它们‘断歌’”。他把这些歌献给了妻子。

宋雨喆在冈仁波齐。摄影:全克。



宋雨喆在北京秦屯。



大忘杠欧洲版在法国,冬天的大西洋。从左到右:Achilleas Sourlas,Quentin Manfroy,宋雨喆,Masaya Hijikata。



 

 

2015年的秋天,我在北京的下苑村第一次见到宋雨喆。他穿着洗得很旧的T恤和长裤,头发扎了起来,团在头顶。像个道士,又不太像。那时我在写一篇关于小河的文章。当年,木推瓜、美好药店和废墟是兄弟乐队,联合出过一张《被侮辱的姿势》的唱片。三个乐队经常开会,讨论在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摇滚乐?讨论的结果是,“要做非欧美化的中国独立音乐”。是中国版的Indie Rock 。

2007年,宋雨喆和小河合作“两个大人”乐队,尝试用当代的方式处理民间的戏曲、歌谣和寓言,简单来说,叫“新民间音乐”。他们在十三陵水库住了一个礼拜,封闭式排练,但效率不高。一是整天喝酒,二是两人各执观点,经常吵架。只排出两首——《说鸟》和《说帐篷》。那时,宋雨喆找到了新的乐器。一把改良的班卓琴。之前,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乐器,现在他有了琴,“像找到了音乐上的爱人”,他又想做音乐了。

我问宋雨喆,你还会回到摇滚乐吗?他不置可否,说或许某一天,但不是纯粹的愤怒和绝望,“会更有力量。”

木推瓜的鼓手李旦,曾经给舌头、杭盖、万晓利、马条、老狼等人的演出打鼓。2001年,木推瓜在深圳的根据地酒吧录过一次现场,那些歌李旦一直保存着,经常拿出来听。每次听他觉得,“这么牛逼,应该继续让更多人听到。”

2014年年底,李旦也成了大忘杠的鼓手。2015年年底,他和宋雨喆通了一次电话。宋雨喆说:“我准备好了,可以唱了。”接下来,他们分别联系了吉他手和贝斯手,两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不久便同意回来,重组木推瓜。

2016年6月,木推瓜重组的消息传开,同时发行专辑《悲剧的诞生》,在北京、上海、武汉巡演。这张专辑的排练非常轻松,他们熟悉那些歌。这些歌全部写于十五年前,却迟迟没有机会出版。后来,有报道说,“中国摇滚最令人不安的声音回来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宋雨喆写了三十多首摇滚歌曲,内容跨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称之为“活人秘史”。他在柏林和爱丁堡制作了这些歌,然后回到北京录音,

2012年,他移居柏林,一家人有时就住在他的工作室,是原东德斯塔西大楼改建的艺术区。孩子们就在门口和其他艺术家的孩子一块玩耍。隔两三个月,他回北京呆一段时间,再回到柏林。在北京昌平的村里,他租了一间院子,特意为孩子们建了一座简易的滑梯,滑梯下面铺了半车沙子,这样不会摔着他们。滑梯旁边是他的工作室。里面有键盘、阮、古琴、班卓和一些拆散了的架子鼓。进门右手有个炕桌,有时他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喝茶,一边看书。偶尔抽烟。

刚到柏林时,宋雨喆想要么继续做乐队,看看有没有演出的机会,或者换一份工作,不依赖音乐谋生,他也不会很痛苦。柏林物价便宜,看上去是艺术家的天堂,但实际提供演出的机会很少,因为遍地是艺术家,反而很难生存。

后来,他重新开始做音乐,筹备大忘杠。大忘杠是他从未尝试过的音乐形式。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他,告诉他这是对的方向。他在柏林见了JARO,德国著名的世界音乐厂牌,见了一次面便确定签约。随后,宋雨喆开始了许多欧洲大型音乐节的演出。大忘杠提供了耳目一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身处现场,宋雨喆的声音那么富有感染力。他说,大忘杠让他感到平静,“即使听起来有痛苦的段落,但我的内心是没有的。”

欧洲生活改变了他。他比以前更关注社会。在爱丁堡,宋雨喆碰见一对唱歌和吹笛子的夫妇,他们聚在一起聊和社会相关的话题。每次碰面,互问对方:“今天你拯救世界了吗?”年轻时他曾厌恶摇滚乐,厌恶它的一成不变,他只是在学陈旧的风格。而现在,他认为摇滚乐和其他音乐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和社会思潮相关,像鸟和风一样。”

他重新翻出许多年没有再听的摇滚乐,看专业编曲的书籍,买了一堆效果器,开玩笑说准备做“Rock Star”了。为了制作这些歌,他辗转于北京、柏林和爱丁堡,有时仅仅为了寻找一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管风琴。期间,他生儿育女,异地的奔波给他和家庭带来负担。摇滚乐像个泥潭,他在其中翻滚,挣扎,做困兽之斗。

“当你回到城市,在社会里面待着,包括在德国我怎么生存,考虑把孩子养大,驱使我把摇滚乐的东西抓起来。”他说,“我希望我孩子的时代比我的好一点,这是作为一个父亲很朴素的情感。”

2016年,宋雨喆的儿子出生了。他为他取名天根,出自《庄子》。他还有个五岁的女儿益西,平常叫她Lulu。Lulu睡着的时候像个天使。

2018年5月1日,上海草莓音乐节,木推瓜演出,嘉宾是周云蓬。之前几天,宋雨喆发给周云蓬两首新歌,其中一首叫《人民抱住想象力》,他准备用这首歌为新专辑命名。六页歌词,引用了鲁迅、西塞罗、威廉.巴勒斯、吉卜林、但丁和托马斯曼。周云蓬说:“金刚怒目,够狠!”

宋雨喆和周云蓬在舞台上朗诵了这首歌词的节选。朗诵完,宋雨喆说:“我们是木推瓜,我们做这样的摇滚乐。”

宋雨喆说,摇滚乐和照顾家庭、帮助身边的朋友一样,是“尽人事”。他欣赏的一位道家人物是蓝采和。蓝采和恃才傲物,讥讽权贵。后得道成仙,终日当街唱歌。这是道家人物的性格——虽然遁世,仍有匡扶天下的抱负。有一次,蓝采和在人间持仗寻酒,唱道:“枯禅坐罢性无波,还向人间再踏歌。”

2016年6月,木推瓜重组。



2017年,木推瓜制作新专辑。



宋雨喆和女儿LuLu。



宋雨喆在西藏南山。摄影:廖伟棠。

 

 

—— 完 ——

 

题图为大忘杠在丽江演出。全部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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