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究竟有多大:中国女性曾经如何走出家庭 为何如今又走回了家庭?

随着女性力量在职场等公共领域的起伏,“现代女性应该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一经典问题的答案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摇摆不定。

随着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三八妇女节被零售商重新包装,更多以“女神节”、“女王节”的名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值得注意的是,天猫于3月6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3.8女王节”宣传视频,片中的全职妈妈告诉观众,她在婚前获得了985高校硕士学位,是一名大学老师,怀孕后选择辞职带娃。但在当全职妈妈6年以后,她越来越焦虑自己是否已经与时代脱节,困惑于女人应该选择家庭还是事业。

一名有着10年经验的职业育儿嫂在片中以人生导师的姿态出现,从自己的工作经验出发,认为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不自信、不快乐、缺乏安全感,从而得出结论:在孩子三岁以前,女性应尽量当好全职妈妈,而后重新开始工作,这样既能陪伴孩子的成长,又能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对于上面那位全职妈妈的困惑,她规劝称,母亲应照顾到孩子的敏感天性,忍住纠结焦虑,况且“陪伴孩子的这几年虽然失去了事业上的成就,但你得到了陪伴孩子的亲情”。

在这条微博下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众多网友质疑,为何独独强调女性需要平衡家庭和事业,而对男性的作用只字不提?为何在这个本该庆祝女性工作权利和经济独立的场合,宣扬女性回归家庭?或许是迫于负面舆论的压力,天猫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删除了这条微博。

天猫于3月6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3.8女王节”宣传视频,探讨“现代女性该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然而讨论并不会因此终止。事实上,“现代女性应该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议题。随着女性力量在职场等公共领域的起伏,该问题的答案也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更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在私人生活中的介入与退出、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浪潮的掀起,在不断塑造着女性的自我定位和认知的同时,亦要求女性不停转变身份,陷入了两难境地。

“妇女能顶半边天”:从贤妻良母到社会主义工人

根据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Ying Zhang等中美历史学者的论点,17世纪的中国在明清儒学的规训下扩大了原有的封建伦理,明确地规范了男女不同、内外之别及家事国事之别。社会性别意识明确规定的“男主外、女主内”,不仅成为了男女之间的界限,也把“贤妻良母”规定为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正统身份范式。

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思潮。五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从宣扬“男女公开社交”开始,鼓励女性追求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在社会上参加工作与活动的权利。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女主内”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独立性,因此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但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局限于一小部分城市精英女性,并未波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妇女。

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全力支持推动男女平等,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明确反映了这一决心。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自由婚姻、自由离婚、经济独立等一系列长久以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的概念自此开始深入人心。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性别意识与其说是宣扬女性独立自主,不如说是呼吁女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对于这个经历了多年战乱、积贫积弱的国家而言,4.5亿人民是建立新中国几乎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女性也不应除外。毛泽东本人就曾表示,如果女性不积极投入生产,建立新中国就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登记在案的女性雇员为61万,仅占全部劳动人口的7%,而到了毛时代,几乎所有劳动年龄女性都参与就业,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90%的中国女性投入了生产劳动。另外,女性的政治参与度和教育程度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女性大规模参与工作,工作和家务的矛盾从那时起开始成为新的妇女问题。1963年,《中国妇女》杂志刊登了全国妇联主持的“女人活着为什么”讨论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尽管讨论参与者对生理性别如何决定女人的社会职责问题各有看法,但杂志编者的结语是:“兼顾两方面,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在当时,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是一个“单位”,一名“职工”就是一个单位的终生成员和劳动者,并在法律意义上是单位的拥有者。单位同样肩负起职工的育儿、教育、住房、医疗、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和家庭事宜,因而为女性大规模投入劳动力解除了后顾之忧。

市场经济下的女工分化:从“铁饭碗”到“青春饭”

19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先后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开启,其中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市场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在国有制造业大举缩小规模的同时,中国轻工业和服务业迎来了迅猛发展,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女性劳动力。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Wen Hua在《购买美貌:中国的整容业》(Buying Beauty: Cosmetic Surgery in China)一书中指出,鉴于服务业工作者通常与消费者有直接接触,年轻貌美的女性工作者对消费者(特别是男性消费者)的性吸引力被不断强调,一种新的性别化的工作机制(gendered work regime)由此建立。

因此,在铁饭碗被认为腐朽不堪的同时,一种新的女性职业形象——“青春饭”——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广泛出现。根据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副教授Zhang Zhen的观察,“青春饭”指的是一系列几乎只向年轻女性开放的新兴高薪职业,比如双语秘书、公关小姐和模特。年轻貌美几乎是获得这些回报丰厚的职业的唯一先决条件。

“空中小姐”(空姐)是在1990年代令众多女性趋之若鹜的“青春饭”代表型职业之一。直到现在,空姐曾经携带的“光环”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2017年年底,GQ实验室采访了一位1993年入行的资深空姐,她表示,当医院护士月薪只有120元的时候,空姐的月薪已经达到6000元以上,“很感谢这份工作让我比别人更早一步开拓眼界,也收获了美满的家庭。我当时的师姐不能说都嫁给了达官贵人吧,但都找到了想要的,毕竟当年高层次的人都抢着找空姐,现在就难说了。”

在改革时代,人们离开停滞不前的国营部门,“下海”进入商业世界追逐金钱与个人回报,而充满朝气的年轻女性形象象征着一种全新的劳动力、一种社会流动性的新模式,以及被当下官方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消费文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Amy Hanser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城市女性将青春和美貌化作就业优势,这个曾被视作社会主义革命推动力量的群体转而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铁饭碗向青春饭的转向,既是女性身体在职场中的女性性别化,也是对“有生产力”的身体和“无生产力”的身体的区分——社会主义被投射到中年女性的身体上,她们如今代表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无效和落后。

在这一阶段,女性的生理性别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无论是捧着铁饭碗的女性,还是吃到了青春饭的女性——两性对比之下女性的竞争力高低,凭借外貌优势吃青春饭是否道德,都成了社会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妇女》于1987-1988年发起的第二次女性问题讨论中,有作者指出,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观点是错误的,在中国经济发展低下的阶段,增加妇女就业比例不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而且造成虚假的男女性别平等观。男女有别,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天职。

“男女有别,女人应该有自己的天职”这一观念的回潮,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改革时代女性就业歧视抬头的肇因。学者们认为,中年女性因为承担了更多家庭和育儿责任,而被市场经济环境下效率至上的企业视作负担。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社会学学者Hong Guo指出,国企改革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更加强调效率,企业的招聘决定因此只关注经济效率和盈利能力,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企业将重心放在了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盈利上面,而非帮助促进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原先向职工提供的托儿服务、产假等福利,开始被视作提高用人成本的沉重负担,这加剧了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逐渐退出了企业管理的直接干预,失去了解决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的力量。

这直接表现在被打碎铁饭碗的群体中,女性数量高于男性,且她们比后者更难回归就业。中国劳动部的数据显示,1997年女性只占中国劳动力的39%,下岗员工中将近61%为女性。1998年,75%的下岗女性在下岗一年后仍然处于失业状态,而该比例在男性中低于50%。职场中的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就业市场对性别、年龄和外貌的肆意评判将女性置于不利位置,1997年,《纽约时报》直接以“在中国,35岁+女性 = 无就业竞争力”为题讨论了这一现象。

与此同时,强调自立更生、个体奋斗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鼓励女性离开国家福利的安全网,青春饭因而在市场经济起步的1990年代享有较为正面的舆论环境。一篇发表于1994年的杂志文章《“青春饭”现象面面观》赞扬现代青年女性不甘抛弃青春,捧起“青春饭”的饭碗,称随着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吃“青春饭”的女性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如果你是一个出色的女孩子,就该去吃‘青春饭’,否则,无疑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文章作者如是写道。和更年长的“铁饭碗”女性相比,她们因此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时代逻辑:她们工作是为了自己而非他人,与其依靠国家,不如依靠自己;拼搏和效率高于一切;男女有别不要紧,女性身份反而是一种资源交换的筹码,一张实现收入提高、阶级跃升的通行证。

女性要再次回家了吗?从年龄焦虑到职场性别偏见

随着改革和职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女性开始进入各行各业,优秀者亦逐渐崭露头角。但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帷幕被扯下,亘古至今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裸露出来,化作“女性在职场中就是不如男”的因果,而女性则继续在照顾家庭和实现职业理想之间苦苦挣扎。

职场天花板仍在阻碍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两个分项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但在“预计收入所得”和“高管与政要人数”方面较上一年有所下滑。艾瑞咨询《2017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女性眼中,经济独立是优秀女性的最重要特质,但大部分女性在工作中的成就感偏低,工作是造成女性对生活不满的首要原因。

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可能因各种性别偏见而被剥夺:女性体力差,不能倒班,不能长时间出差,因此不能承担重要业务责任;女性逻辑思维能力差,学不好理工科,因此难以胜任编程工作;女性读研只为了混文凭,鲜有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况且只会死读书,因此学术深造的机会要少给她们……不过我们不难发现,女性被认为难以胜任、障碍重重的领域,往往是男性获利颇丰、彰显价值的领域。

其中“要生养孩子、要休产假”依旧是女性职场“劣势”的最深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儿育女是否是女性最大的人生意义这一问题上,女性与男性的认知差异在不断扩大。领英中国与欧莱雅中国联合发布的《2018女性形象认知与家庭事业观调查》发现,相较于此前代际,95后女性对出众女性形象的认知更少认可“贤妻良母”(23%),近八成向往成为“经济独立女强人”(58%)或“特立独行酷女人”(19%);然而同龄男性仍然保持较为传统的观念,更加认可女性的“贤妻良母”形象(71%)。

当生儿育女、操持家庭仍被认为是中国女性的重要性别职责,而国家已将育儿责任让渡给个人之时,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证明她们能够在照顾家庭之余不耽误工作。而从企业角度来说,直接招收无家庭负担的年轻女性显然是一种更经济更划算的选择。这反过来加剧了女性的年龄焦虑。与此同时,在职场竞争压力倍增的当下,年龄焦虑甚至已成为了全社会的问题。“青春饭”的定义从以年轻的身体为资本,拓展到年轻的脑力、对新事物良好的适应度和年轻的心态。35岁不再只是下岗女工的就业门槛,也成为了男性程序员的辞退噩梦。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女性享受青春余裕的空间愈发逼仄,职业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

另一方面,国民生育率不断下降引起的忧虑和二胎政策的实施,在不断规训女性回归家庭,然而国家与社会却对养育子女为女性带来的隐忧——事业中断、就业歧视、育儿成本不断上升、医疗教育相关基础设施不完善、男性在养育子女中应该承担怎样的家庭责任——鲜有应对之策。

对年龄渐长的恐惧亦反映在妇女节的新称呼上。微博历史博主、时尚杂志撰稿人洛梅笙认为,今天那么多人不乐意讲妇女节,也跟很多中国女性对年龄的回避不无关系,“在今天中国许多人惯于用年龄来压迫女性,所以也造成很多女性,即便年纪很轻,就会对年龄非常敏感,对自己的年龄无自信。”

在妇女节来临之际奉承女性为“女王”,因此也变得意蕴深长:这既是消费主义社会对女性旺盛消费力的无限奉承,是在弥漫于全社会的年龄焦虑中营造起的女性高高在上、永不衰老的“神女”幻觉,也是在国家从人民私生活中退场、输赢自负的残酷现实中,对女性要自己承担责任、无所不能的“善意”提醒。天猫的女王节宣传视频无法解答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这一永久的困惑,只能虚弱地回应道:女性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女性或许已经顶起了消费社会的半边天,但当3月8日的锣鼓喧嚣结束,她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仍然是属于凡人的、不完美的、焦虑重重的真实生活。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界面新闻

广告等商务合作,请点击这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打开界面新闻APP,查看原文
界面新闻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热门评论

打开APP,查看全部评论,抢神评席位

热门推荐

    下载界面APP 订阅更多品牌栏目
      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
      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