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济学大咖昨天在钓鱼台都聊了什么?

吴敬琏说,我们目前要总结经验教训: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还没有达到既定目标,这样新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要求,不要重复过去一些无效的做法,那就贻误了时机。

2014年11月8日,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魏晞

作为中国著名的智库机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5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2018年年会。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刘鹤今年并未参会。作为论坛的发起者,刘鹤曾经讲述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20年过去,樊纲作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在今年的年会上做论坛2017年工作总结和2018年工作主要安排的报告。他说:2018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的第20年,准备做几件纪念的事情。一是召开专题研讨会;二是出一本纪念书籍;三是与媒体合作做纪念论坛成员20周年的系列访谈;四是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理事颁发20周年纪念章。

至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平台,仍然聚集了中国不少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出席会议的经济学大咖们,发言仍然犀利、有料。

吴敬琏:336项改革,我们现在要一项一项检查

谈及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我们目前要总结经验教训: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还没有达到既定目标,这样新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要求,不要重复过去一些无效的做法,那就贻误了时机。

他认为,现在,政府对于自己要做些什么,应该做实际的、明确的规定。“我想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好的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讲了336项改革,我们现在要一项一项检查,到底做得怎么样。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执行不力的。

第二件事情是政府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政策。其中一个总纲,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政府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现在政策是以竞争政策为基础。

楼继伟:劳动力等要素应该自由流动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流动,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劳动力的流动是最活跃的,但劳动力流动障碍太大了。”

他举例: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楼继伟说,自己在财政部任上时,曾参与推动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都跟着走”。但最后,“跟学籍走”这个政策并未落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流动”。

谈到劳动力流动时,楼继伟说,“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行为。现在地方政府看重发展开发区、拉高端人口,给高学历人员提供户籍、房子等激励机制。但他认为,“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

王一鸣: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十个挑战和应对

如何认识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高质量就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率好的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他提出,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十方面挑战,要逐一应对。

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特别是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问题。

二是如何推进体制机制,推动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要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办学的条件。

四是如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发展城市群和大城市圈,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

五是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进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打破地域、户籍、行业对社会流动的限制。

六是如何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扩大宅基地流转范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

七是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八是如何健全风险管理体制,防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

九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效率差距。

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加快完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该给;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韩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需要抑制城镇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是明确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就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七个之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现在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二是新的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欠账还比较多,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四是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

五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

“农村越来越从一个熟人社会走向一个半数人甚至陌生人的社会。现在回到老家,互相都不认识了,所以农村治理也是一个大问题。”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需要抑制城镇化。”韩俊说,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8.5%,今后10至15年城镇化速度不可能像过去20年这么快,“因为农村能出来的人少多了,农村的机会比原来也多多了”。现在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乡村如果人口长期过度流失,农村都是老弱妇孺留守,一定会走向衰败。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防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不能等到城镇化达成熟阶段了再回过头建设乡村,这个路径是行不通的。 

“现在中国农村常住人口还有接近6亿、到2035年还有4亿多人,这些人的收入改善、乡村发展了,中国的发展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如果是越来越的发达城市、越来越衰败的乡村,那发展的高质量就无从谈起。”

高培勇:如何发挥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非常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在发言中,提醒大家注意中央基建投资,也就是中央预算内投资这个概念。在1998年之前,这笔投资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千亿了,占到中央本级预算的五分之一强。

“如何发挥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非常关键。”

高培勇说,对照十九大提出的“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资本来是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但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但这笔投资该退的不退、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支出范围就逐步的扩大,实际上已经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支出领域去了。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还延伸到了竞争性领域以及其他的,特别是地方事权的领域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培勇认为,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基建投资要进行改革。首先是定位问题,用于拉动内需的就用于拉动投资,做逆周期调节的就做调节。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资就做中央级别的基建投资。如果是用于地方的基建投资,那就不能转化到其他方面去。

“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的压缩投资,不能每年几百亿的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吴晓灵

什么叫高质量发展?吴晓灵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现为高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品质的提高上。

第一,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只有挑剔的客户,才能让生产者努力去满足要求,这样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第二,企业要有能够按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

在中国,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有两个制约: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

怎么看注册制?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证监会在过去两年中,为注册制的推行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吴晓灵说。

来源:国是直通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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