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者”加缪的《反抗者》是如何写下的？

按：1960年，法国哲学家、小说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去世。18年后，赫伯特·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的《加缪传》法文版与读者见面，这是关于加缪的第一部传记，在接下来四十多年间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该书中文版日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传记展现了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一生，包含了加缪所有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局外人》《鼠疫》《西西福神话》和《反抗者》等等中国读者熟悉的篇目。

我们阅读《加缪传》，不仅仅是阅读一位哲学家的生平故事和哲学思想，同时也是阅读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加缪的选择、判断以及政治立场。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加缪在不同时期的创作、生活与交友细节。比如在成名之前，加缪曾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报社为他提供工作，是好心的“恩人”皮亚写信给出版社说明困境，请出版社每月支付2000法郎帮助加缪。他却为此感到尴尬，因为他不喜欢为钱写作，却不得不这么做。 

《加缪传》的第三十六章记录了加缪写作《反抗者》一书的经过。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加缪如何准备他的写作，又遇到了怎样的写作困境，以及他期待什么样的读者可以读到这本书。加缪一些微妙的矛盾之处也有所体现，例如他在曾日记中对美国作家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不懂得写作永恒的主题，如自尊、荣誉、痛苦”；而在撰文评价此事时，加缪只概括地表示，福克纳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唯一能与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相提并论的当代作家，他像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一样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赫伯特·洛特曼的传记写法——他不仅仅做了案头考证，还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他说服那些与加缪有关的、不愿意开口的人打破缄默，甚至让加缪的“敌人”也能提供一份客观完整的见证。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无遗憾地发现，市面上对于加缪的大量研究都是基于广泛流传的错误材料，为了厘清事实，他必须在那些旧纸片、小册子和报纸剪报中找寻加缪的行踪。

《反抗者》（节选）

文 | 赫伯特·R.洛特曼   译 | 肖云上 等

《反抗者》的写作进展很顺利。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能够在卡布里把书写完，于是制定了未来几周的写作计划。他的日记里充满自我勉励的语句：

3月1日

一个月的绝对支配权——在各个方面。然后重新开始。

……

全部写完后，再通盘考虑…… 

他希望至少能在4月1日完成初稿；他对让·格勒尼埃说，他需要帮助。他准备在1950年6月份完稿，然后一路跟进，直到10月份付梓。

结果他的计划几乎逾期一年才完成。

那么他在这部构思近十年的评论中准备写些什么？为了写这部作品，他十年来不停地读书、记笔记，甚至1950年的冬天和春天在卡布里也没间断（因为他需要通读、做笔记，直到完成作品最后的写作和润色）。那么他将致力于完成怎样的一部作品？说来简单，那就是以史为纲，深入地研究反抗的各种理论和形式，以期发现理想最终蜕变堕落的原因——反抗成了谋杀（普罗米修斯成为恺撒），然后刻画出对命运进行必要反抗的真正轨迹，因此罪恶——甚至是合法的，或受到国家认可的罪恶——将严格排除在外。

这就意味着必须通晓有关反抗的各种哲学思想，包括曾激发俄国革命的那些理论，而且还得了解从古至今这些理论的实际应用。

战争期间，他在勒帕奈利耶就开始为撰写这部作品读书和做笔记。他阅读俄国革命及恐怖主义的哲学思想，是为写作《反抗者》做准备。他的日记中满是黑格尔、卢卡、罗萨·卢森堡、亚历山大·布洛克的语录。但是从这本日记中还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戈宾诺、西蒙娜·韦伊这些名字。他阅读马克思、贝尔迪厄夫的文章，欧洲与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显然，作家也不得不研究反抗在艺术领域的表现形式；当然，他以地中海人的眼光做总结。因此，书从初稿到出版整整用了9年时间就不足为奇了，在最后几年里，他拿出了全副精力。有时，他减慢节奏，他甚至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一次次投入创作。艺术家们有时不正是突然停下来，并就此永远放弃吗？ 

2月中旬的时候，他觉得准备就绪，可以重写此书。进展十分缓慢。他总抱怨受打扰，连下雨都会令他沮丧，但是他又再三请朋友们上门，以减轻他的孤独感。

3月底，在卡布里的初次逗留临近尾声，书远远没有完成，但健康却有了起色。他体重达到65公斤，觉得已经恢复元气，不过也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这从脸上就能看出来。返回巴黎之前，他去格拉斯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医生宣布肺部透视的结果很好，但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还需要谨慎。医生建议他在南方疗养，但加缪认为自己不能远离巴黎。他马上得回到比他离开时更加混乱的首都，这时候《正义者》因演员人选变动而一再重排，在加缪看来成了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使。他决定处处谨慎，确保自己的健康，因为这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了。

然而，有一天在卡布里的蒙蒙细雨中散步时，他做出几个与他的心愿明显相悖的决定。他决定从那一时刻起活一天算一天。不再闭门索居，而是走出家门，更多地关注别人。他认为即使身处逆境，疾病缠身，也能够慷慨地生活。

然而，他没有时间体验这种新生活。医生被迫发出警告，他的疾病还没有痊愈。尽管他在卡布里生活极度孤单、心烦意乱，他必须再回去；医生命令他在普罗旺斯山区继续休养三个月。他于4月的最后一周返回卡布里，他闻讯一位朋友自杀，随手在日记中写道：

我深感震惊，那自然是因为我非常爱他，但也是由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想和他干一样的事。

他又一次远离巴黎，远离那些在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在绝望情绪的笼罩下，他对玛莉亚·卡萨雷斯坦言，如果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如果病痛继续威胁他的生命——他必须当机立断。他没有说是怎样的决定，不过他立刻向她保证：他会尽力活下去。

在重返卡布里在此逗留的日子里，埃巴尔家的房子不能住了，不过他租到了另一所房子（位于奥迪德一家和乡村之间）。开头十几天，连日阴雨。最糟糕的是他没有丝毫创作的灵感，痛苦了好几周，连给好友写封信都很困难。万般无奈下他只能读书做笔记，因为这不需要任何灵感，情绪最低落的日子都可以做。

然而他还是打开日记本，开始考虑日后可以重新开始的自由创作。他认为自己前两类作品刻画“绝对不说谎的人，因此是不真实的人”。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家，而是一位“根据自己的激情和焦虑来（创造）神话”的艺术家。因此那些“曾（使他）激动不已”的人，总是充满这种神话的力量，独自占有这种神话。对以往作品的分析以及作者的表态，其实为未来作品中的人物，拟定了详细提纲。

不过眼下的问题，还是度过这难熬的几周。

爱情的疯狂之处，在于人们总奢望加快节奏，摒弃等待。期盼快些接近结局。从这一点上看，爱情与死亡是相一致的。

6月底，他得短期去巴黎，为《时论》的清样定稿。他有机会见到一位见解独特的医生：这位医生的许多病人（其中有伽利玛家亲信）对他言听计从，他就是梅内特里耶医生，这一回他看到一个精疲力竭、神色绝望的病人。常给加缪看病的医生断定他并无生命之虞，但留在南方、减少活动会使他更快康复，然而这样的生活对他毫无意义。加缪告诉梅内特里耶医生，自己在各个方面——物质上、家庭上、创作上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自己没法结束那本写了那么多年的书。医生明白，眼前是一位真正绝望的病人。

卡雷尔的门徒（之后作为艾利克斯·卡雷尔基金会总秘书长），创立了自己的生物研究中心，雅克·梅内特里耶的疗法与众不同：主要运用悬浮状态的矿物质，加强人体的自身免疫能力。这是一种调节、补偿的治疗方法，它把地球物质——植物，动物——中必不可少的金属元素当作催化剂，用来激发生物体内的离子变化。梅内特里耶为每一种病开出专门的药方：锰、铜、钴、锌、银或金，单独或混合使用。许多病人也是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在他行医晚期，他出版了十几本书，阐述他的医学理论，书中分析了“几万个”病例，他宣布成功地实现了防痛治病，并致力于研究人为的或过早的衰老。

加缪同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玛开玩笑，提到了医生开给他的锰、铁和铜的混合药方。但是他不想放弃任何根治结核病的机会。他的瑞士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勒内·莱曼平静地说：“矿物质不会对你有什么坏处。”加缪理解莱曼医生的意思，后者知道，不管怎么样加缪会回到布鲁埃医生的诊所，他是巴黎最好的专科医生之一。

回到卡布里，他马上使用梅内特里耶的治疗方法，X光片显示病情有所好转，他立刻归功于新疗法。七月初他感觉逐渐开始好转，对伽利玛夫妇说，多亏梅内特里耶医生妙手回春。三个月后，他再次见到梅内特里耶，医生告诉他治疗还得持续两个月。加缪显得半信半疑，但事实上是他再也没感到肺部有任何特别的不适，似乎也恢复了生活的欲望。梅内特里耶甚至坚信，显然与前面章节脱节的《反抗者》的结尾部分，是真正的生活礼赞，是一个劫后余生、再次拥抱生活的病人写下的作品。

加缪趁自己在巴黎，与米歇尔讨论自己在伽利玛出版社的身份，后者是加缪的挚友，很自然成为加缪和加斯东·伽利玛的中间人。加缪觉得自己不该领整份工资，希望伽利玛出版社暂时只发一半工资（由社会保险偿还雇主）。他说，到10月份再决定自己同出版社的关系；目前，他不打算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他做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离开塞吉尔街的公寓，那儿改由米歇尔·伽利玛的妹妹尼科尔居住，加缪一家休假之后将另觅住处（他请求米歇尔·伽利玛帮忙关注《费加罗文学报》上的小广告）。

他等待出现“梅内特里耶奇迹”，尽管夏日炎炎，他发现自己忽然又能写作了。如果自己有才华，他心里想，《反抗者》将是“一本奇特的书”。

8月份，他去孚日山继续疗养。他发现一个名叫大瓦尔坦的可能是荒无人烟的小村子，在海拔850米处。那里有一家很简朴的小旅馆，坐落在山野丛林之中，缺乏现代化的舒适条件，但十分僻静（这里没有自来水，厕所在一个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小木棚里）。感到无聊时，他当然可以跳上那辆老雪铁龙，去当地的各处文明中心逛逛，找个好餐馆美美地吃顿饭。他发现在那儿反而能够写东西，三天两头下雨，气温偏低，这无疑是促使他埋头笔耕的原因之一。休息丝毫不用费心，因为一到晚上10点就断电了。

在日记里，他列出的作品篇章都冠以希腊名：

Ⅰ. 西西弗神话（荒谬）——Ⅱ.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反抗）——Ⅲ.复仇女神的神话。

两件事干扰了这个恢复健康和重新工作的夏季。一件是国际性的：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他有所警觉，但是希望这场危机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像他这样的艺术家不参与创造历史，他对来信听取意见的日本作家团这样回答：“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默无闻的努力真正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另一件是私事：与他政治随笔的出版有关。他本希望这部作品获得广泛的读者。但这一次，读者或至少说报界似乎以一种“朝圣般的静默”迎接他。他不无苦涩地注意到中肯的评论都来自国外——特别是瑞士。（他在私人文件中保留着一条好评语，不过出自一位保守派记者之笔：“与其说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出版，不如说是法兰西意识的觉醒。接下来，一篇姗姗来迟的评论更让他高兴，发表在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报纸《极端自由主义者》上：“阿尔贝·加缪文笔超凡，思想崇高，同纪德刻板呆滞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迅速对当代青年产生了刚劲挺拔、充满阳刚之气的影响……”） 

他在大瓦尔坦读列宁的作品——“消化”列宁的思想——同时他向朋友们坦言这并不是出于兴趣。一个月深居简出，写作进展神速，尽管要做的事还很多。“我急于了结眼前的一切，您知道，”他在9月19日给勒内·夏尔去信，“我傻乎乎地想象，从此生活将重新开始”。

9月份回到巴黎以后，他还记录一些小说、戏剧的设想；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似乎每次殚精竭虑地写书的时候，都使他萌发各种各样的设想，他将这些想法老老实实、一点一滴地记在日记上（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有一条有关纳粹分子如何对待被拘捕的知识分子的笔记，也许准备收入那部神秘，但从未动笔的作品，书名叫《体系》或《文明世界》。这则笔记后来成为《堕落》中的一个细节：囚犯被关进极窄小的牢房，狱卒从牢房前经过，张口就可以唾他的脸）。 

加缪一家终于找到了住处，但不能马上安顿下来。他暂时住在博若莱大街的一家小旅馆中。米歇尔·伽利玛的父亲住在附近，就在家喻户晓的女作家科莱特家的楼上，窗对面是王宫花园。加缪喜欢这个地段，而且他以后每次想与朋友圈子保持距离时就住到王宫饭店来。“我能够写作，这是关键，”他在给夏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有所恢复……这一年很艰难，对我来说特别不容易，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如此。” 

接着加缪在玛达姆大街安顿下来，离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五分钟的路程，离伽利玛出版社十分钟——他考虑再三，终于没有辞去出版社的工作。在这条普通的大街上他找到了一套“舒适的”房子，相当宽敞，住得下孩子和妻子，还可以接待客人。

那一年，瑞典文学院一致同意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威廉·福克纳。在日记中，加缪记下了这位美国作家答记者问的回答，这些回答表达了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怀疑态度：他们不懂得写作永恒的主题，如自尊、荣誉、痛苦。福克纳将现代虚无主义归因于恐惧：当人类不再感到害怕的时候，他们就又能够写作流传于世的作品了。《哈佛导报》请求他写一篇评论福克纳的文章，加缪只是简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福克纳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唯一能与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相提并论的当代作家，他像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一样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圣殿》和《塔门》在加缪看来是福克纳的代表作品。

从此他避免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萨特派所喜欢的会议，马尔罗积极参与的政坛，传统宣言，传统左派请愿书——而越来越深入地投入一种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其实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后来才意识到）。他利用自己的声望，给那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政要，发出私人的、谨慎的、机密的信件。例如，他特别关心希腊的局势；那里共产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滥捕和随意监禁，波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从1950年起直至去世，加缪就这样通过私人渠道与希腊当局交涉，请求他们手下留情（然而在1950年12月，他与萨特、布勒东、莫里亚克、勒·科尔比西耶等重要人物一同签署请愿书，为了解放监禁在营房里的年轻的希腊知识分子）。在去世前几年，他还写信给希腊首相，提出“二战”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共产党人马农里斯·格莱佐兹应受到公正的待遇，并保证对首相的干预绝对保密。

加缪发觉他的天然盟友多数是非斯大林派的左翼人士：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工联主义者、因道义或宗教的原因拒服兵役者，事实上，他的斡旋大多是为了减轻无政府主义者或拒服兵役者表明立场之后造成的后果。这些人认为《反抗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哲学：反抗运动源于个人的愿望，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且并非一定导致行刑队或斯大林主义者的集中营世界。个人奋起反抗20世纪专制政府的荒谬和专断统治构成了《反抗者》的关键之一，这本书也部分地揭示了50年代加缪的扑朔迷离：作家根据他的良心和正义感独立地行动。

1951年1月到7月，当《反抗者》的写作进行到最后的阶段，加缪不断听到令人担心的消息。从1950年11月开始中国参与朝鲜战争，1月份又发生了汉城撤退。法国笼罩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

法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可能入侵并占领他们的国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记述与弗朗辛·加缪一起听完巴托克音乐会，走出音乐厅时弗朗辛同她说的话：“我么，俄国人侵占巴黎的那一天，我将同两个孩子一起自杀。”在一个高中班级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又写道，学生们之间达成了一个“红色入侵”时集体自杀的协议。

当他们在索邦大学附近的巴尔扎尔咖啡馆谈话时，加缪问萨特，一旦俄国人入侵怎么做。他添了一句（根据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转述）：“千万别留下！”于是萨特问加缪是否也准备离开；加缪回答说他将同纳粹占领时期一样。萨特派没有将加缪的建议当作疯话：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证实了这一点，承认这次谈话后的几天中她也同意加缪的观点。她认为如果萨特保持缄默，苏联人是不会碰他的，但她知道萨特无法沉默；而斯大林对那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置是人所共知的。另一位作家，也是萨特的朋友，恳求加缪即使留下来也千万别招认……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西蒙娜·德·波伏瓦希望萨特在苏联人占领时逃亡，而不是继续留在法国，他们两人都不愿意去他们厌恶的美国。战争也许是北朝鲜人挑起的，但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事先设下了圈套。

那年春天，加缪与萨特的友谊在《魔鬼与上帝》的排演中暂时恢复了，玛莉亚·卡萨雷斯从中起了重要作用：加缪每次去接她时，途中都会去同萨特喝一杯。彩排的晚上，加缪和卡萨雷斯与萨特派一起去吃夜宵，但西蒙娜·德·波伏瓦说：“战火又起了。” 

他又一次离开了巴黎潮湿的冬季，躲往卡布里。他是驾车去的，并在瓦朗斯稍事停留。他又开始记日记，在日记中坦言在37岁的年纪他不得不重新学会独自生活。1951年2月份他“一刻不停地工作”。他在给夏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彻底的孤独和想赶紧结束的愿望使我每天工作10小时。”他希望3月15日写完草稿，但不知道对筋疲力尽赶出来的东西是否满意。然后他回到巴黎对整部作品进行修改，这回准备在5月份最终交给出版商。

他在普罗旺斯逗留期间，天不停地下雨；天放晴时又很冷，但他至少可以远眺山谷那边的柏树。他将玛莉亚·卡萨雷斯和年轻的俄国恐怖分子卡里亚耶夫的照片摆在案头。

但他如今感到精神极其疲惫。他急迫地等待着春天给他带来解脱，那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春天，一个摆脱了历年的紧张、重新找回一度缺乏的活力的春天。有些日子里，他觉得很满意，因为自己细腻的笔迹写满了一沓沓大稿纸，似乎写作计划已提前完成。他每写完一沓稿纸，大约有三四十页，他就寄给忠实的女秘书伽利玛出版社的苏珊娜·拉比什。秘书打完再寄给他，请他修改复校。

在日记中，他自由地发挥想象，记下了许多新的计划，例如一篇有关命运的随笔《复仇女神》。他还准备就大海写一篇文章（《最近的海》） ，收入题为《节日》（或《夏天》）的文集；为他的剧本和随笔的美国版写序，翻译《雅典的政权》、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如《遥远的爱》《永恒的声音》。有一点是肯定的：完成《反抗者》之后，他将“挑衅性地、顽固地抗拒体制”，他将摆脱一切枷锁，“从今以后的格言”。

与此相矛盾的是，加缪勾勒自己的文学前景时，不时露出一丝淡淡的悲哀。他在卡布里写道：“我长久寻求的最终出现了，默认死亡。” 2月5日，他又写道：“扔下所有问题，一死了之。可是，谁又能了结所有问题之后再死呢？……但至少与我们所爱的人和睦相处……”

他继续写道，他在《反抗者》中希望做到“既讲真话，又保持宽宏大度的态度”。到了3月7日他不无自豪地写道，他已完成了作品的初稿。他作品的两大系列因此临近尾声。“37岁了。现在可以自由创作了吗？” 

（书摘部分节选自《加缪传》，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较原文有删节。）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