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生都在等待被枪决

“他向当局妥协,最终保住了他的家人,保住了他的音乐,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说:“我的英雄是个懦夫。”

按:“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这样说。1936年,斯大林去看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演出,中途退场。随后《真理报》发表了《混乱代替音乐》的社论,他被当局招去审问。在那个许多艺术家莫名其妙消失的年代,肖斯塔科维奇断定自己要被逮捕。他不想让妻女看到自己被抓,所以每天晚上都拎着箱子在电梯口抽着烟,等人来抓他。

十二年后,在斯大林的钦点之下,肖斯塔科维奇去纽约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像机器人一样公开批判了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还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纳博科夫百般质问,极受羞辱。又过了十二年,斯大林已成故人,赫鲁晓夫的“战车”却驾驭着前苏联距离自由和民主越来越远,肖斯塔科维奇感觉像是乘上了随时会抛锚的新车。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假托肖斯塔科维奇迷信闰年之说,将小说《时间的噪音》按三个年份(1936年、1948年和1960年)分为了三个部分——“在电梯旁”、“在飞机上”、“在轿车里”,描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时间段。

《时代的噪音》探索了强权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当强权政治支配着你生活的一切,你是否会与强权做一笔交易?你究竟会屈服到什么程度,屈服的代价又是什么?屈服之后,艺术家是否还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正是处于强权之下不得不当懦夫的情境中。“他向当局妥协,最终保住了他的家人,保住了他的音乐,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因此,朱利安·巴恩斯说:“我的英雄是个懦夫。”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节选了部分章节,以期为读者展示肖斯塔科维奇或巴恩斯本人对于上述问题的种种思考。

《时间的噪音》(节选)

文 | 朱利安·巴恩斯   译 | 严蓓雯

在他的理念中,粗鲁和暴虐是紧密相连的。这没逃过他的注意:列宁在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考虑可能的接班人时,指出过斯大林的主要缺点是“粗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讨厌看见指挥被羡慕地描绘成“独裁者”。去粗鲁地对待一个已经尽力的管弦乐手是种耻辱。而这些暴君,这些拿着指挥棒的皇帝,却陶醉在这样的修辞中——仿佛一支管弦乐队只有被鞭挞、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指挥家指挥;只是从唱片里了解他。但所有东西都是错的——拍子、情绪、细节……托斯卡尼尼把音乐剁成了碎末,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恶心的沙司。这让他很愤怒。“大师”有一次寄给他一份他的《第七交响曲》的录音。他回了信,指出了这位著名指挥家的许多错误。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读懂了。可能他以为信里一定都是恭维话,因为不久,那光荣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推选为托斯卡尼尼协会的名誉会员!很快,他开始收到唱片等礼物,都是由那位伟大的奴隶主指挥的。他当然从未听过它们,但把它们收在一起,作为未来的礼物。不是给朋友的,而是给某类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会激动不已的人。

这不仅仅是自尊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的问题。这类指挥对乐队大吼大骂,场面难看,威胁要开除迟到的首席单簧管。乐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在背后说指挥的闲话——这些故事却让指挥看起来是个“真正的角色”。然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拿着指挥棒的皇帝所相信的了:他们演奏得好,就是因为被鞭抽。他们凑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尔对彼此吐出几句讽刺的话,本质上都崇拜他们的领袖,因为他高贵,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能比他们这些在谱架后弹拨和吹奏的人看得更广。大师很严厉,当然他必须得时不时地露出威严,是一位必须追随的伟大领袖。现在,谁还能否认乐队就是一个微观社会?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

因此,每当这样的指挥对面前的乐谱感到不耐烦,想象出某个错误或缺点,他总是会做出礼貌的、礼节性的回应,这一招他早就练习完美。

因此他也想象了以下的对话: 

权力:“看,我们发动了革命!”

公民第二单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真的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时有点疑惑……当然,我可能完全错了,但这真的绝对有必要吗?枪毙所有工程师、将军、科学家和音乐家?把上百万人送进劳改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到死,让每个人都心生恐惧,以革命的名义被逼虚伪忏悔?创造出这样一个系统,哪怕只是大概样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着被拉下床,带到‘大房子’或卢比扬卡,被拷打,在彻底捏造的罪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脑袋后吃一枪子儿?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权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们改过来。”

 *

毫无疑问,俄罗斯以前就了解了暴君;这就是为什么讽刺在这里如此发育良好。“俄罗斯是大象的祖国”,就像谚语所说。俄罗斯发明了一切,都是因为……对,首先因为它是俄罗斯,妄想即正常的地方;其次因为它现在是“苏俄”,历史上最先进的国家,任何事物在这里首创都是自然的。所以,当福特汽车公司放弃了它的福特A型车时,苏联当局买来了整个制造厂:货真价实的、苏联设计的二十辆公共汽车或轻型卡车出现在了地球上!拖拉机工厂也是如此:一条美国生产线,从美国进口,由美国专家组装,突然就生产出了苏联拖拉机。又或者,你复制了一台莱卡照相机,然后就焕然一新成了FED牌照相机,得名于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因此就更是苏联的了。谁说奇迹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语言制造出来的,这种转变力量才是真正革命性的。比如说,法式面包。过去所有人都是这样叫的,也被这样叫了很多年。然后有一天,法式面包在商店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面包”——当然跟原来的面包一模一样,但如今是苏联城市的爱国产品了。

当说真话变得不再可能——因为这会导致立刻死亡——它不得不披上了伪装。在犹太人的民族音乐里,绝望被伪装成舞蹈。因此,真话的伪装是讽刺。因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这个频道上。上一代人——那些创造了革命成功的老布尔什维克——不明白这一点,可能部分正因为此, 大部分人灭亡了。他这代人本能就会。就这样,在他同意去纽约的第二天,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编注:即斯大林),

首先,关于昨天的交谈,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即将来临的美国之旅让我十分焦虑,您大大宽了我的心。您给了我自信,让我感到的只有自豪;我将履行我的责任。代表伟大的苏联人民发声,保卫和平,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虽身染微恙,但这不会阻碍我完成交付给我的使命。

当他签发信件时,他怀疑伟大领袖是否会亲自阅读。也许里面的内容会转达给他,然后信就消失在某个档案库的文件堆里。它可能会在那里待上几十年,也许几百年, 可能两千亿年;然后某个人可能会读到,会好奇他究竟想说什么,如果他有任何想说的话。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年轻人不该是冷嘲者。在那个年纪,冷嘲会有碍成长,影响想象力。最好是在欣悦开放的思想状态下开始人生,信任别人,为人乐观,对人对事坦诚相待。然后,对人对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后,可以培养一种讽刺感。人类生活的自然进程就是从乐观到悲观;讽刺感有助于调和悲观,产生平衡与和谐。

但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讽刺以各种突然而奇怪的方式生长出来。一夜之间,就像蘑菇;灾难性的,如同癌症。

对它的使用者来说,挖苦是危险的,它就是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语言。不过,反讽——也许有时,他希望如此——能让你保护你看重的东西,即便时间的噪音响得震碎了玻璃。他看重什么?音乐,他的家庭,爱。爱,他的家庭,音乐。重要性的顺序易于改变。反讽能保护他的音乐吗?到目前为止,音乐仍是一种秘密的语言,让你可以夹带私货,从错误的耳朵那里过关。但它不能只作为密码存在:有时候你很想一吐为快。反讽能保护他的孩子吗? 在学校里,十岁的马克西姆在一次音乐考试中,被迫公开贬低他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讽对加莉娅和马克西姆有什么用呢?

肖斯塔科维奇和女儿

而对爱来说——不是他本人的尴尬的、结巴的、恼人的表达,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他一直相信,那样的爱,作为一种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当它受到威胁,它能被反讽的襁褓包裹,覆盖,保护。现在他不再那么相信了。暴虐认为个人之爱是布尔乔亚的、只顾自己的,让人从那种宏伟、高尚、无目的且不假思索的“爱”里分了心。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不能完全成为自己。如果你做得到位,他们就会变成别的,某些削减缩小的东西:仅仅就是生存技巧。因此,他体会到的不只是焦虑,而常常是一种残忍的恐惧:害怕爱的末日来临了。

你砍树,碎屑就飞溅:这是建设者喜欢说的话。但要是你放下斧子,发现整个伐木场砍得只剩下碎屑了呢?

在战争中期,他为《英诗六首》谱了曲,这部作品也是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禁止的曲目之一,然后又被斯大林解禁了。第五首是莎士比亚的第66首十四行诗:“对所有这些都厌倦了,渴求让人平静的死亡……”像所有俄国人一样,他热爱莎士比亚,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而熟知他的作品。当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时, 听众们热切地等过前八行,盼着第九句: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

这时,所有人会加入进来——有的低声咕哝,有的窃窃私语,胆子最大的会喊出最强音,但他们都揭穿了这行诗的谎言,都拒绝被绑住舌头。

是的,他爱莎士比亚;在战前,他为一出《哈姆雷特》舞台剧写过音乐。谁会怀疑莎士比亚对人类灵魂和人类情境的深刻理解呢?描绘人类幻觉的粉碎,还有比《李尔王》更伟大的作品吗?不,这还不够确切:不是粉碎, 因为那暗示只是一次性的严重危机。事实上,人类幻觉的常见情形,是它们破碎了,萎谢了。这是一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就像牙疼深抵灵魂。你可以拔掉牙齿,疼痛消失。可是,幻觉即使死了,还会继续在我们体内腐烂发臭。我们无法逃脱它们的味道和气息。我们总是随身携带。他便如此。

怎么可能不爱莎士比亚呢?毕竟,莎士比亚热爱音乐。他的戏剧充满了音乐,即使是悲剧。那一刻,李尔王从疯狂中醒来,听到的是音乐……而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说,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不值得信任;这样的人不吝行事卑鄙,甚至敢于谋杀和叛国。因此,暴君们当然都憎恨音乐,不管他们怎么想方设法做出喜欢的样子。尽管他们更憎恨的是诗歌。他希望列宁格勒诗人朗诵会时他曾在场,阿赫玛托娃登上舞台,所有观众本能地站起来为她喝彩。这动作令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质问:“谁组织人们站起来的?”但是,比诗歌更甚,暴君们憎恨、害怕戏院。莎士比亚,举起了人性的镜子,谁受得了看到自己的身影?因此,《哈姆雷特》被禁演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厌恶这部戏,跟厌恶《麦克白》一样多。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莎士比亚对暴君的描绘——他们站在齐膝深的鲜血里——无人匹敌,他还是有些天真。因为他的魔鬼还有疑惑,有噩梦,有良心的折磨,有愧疚。他们看见他们杀死的人的魂灵,在他们眼前浮现。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在真实的恐怖之下,有什么愧疚?有什么噩梦?这都是多愁善感,是虚假的乐观主义,是奢望世界会成为我们想让它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它本来的模样。那些砍伐树木让木屑飞溅的人,那些在“大房子”的办公桌后抽别洛莫尔的人,那些签署命令和拨打电话的人,合上档案便是结束了一条人命:他们怎么可能做噩梦,又何曾看见那些死者的魂灵浮现出来斥责他们。

*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以前有一个职务是在音乐学院当教授,曾帮着组织学生进行考试。他和主考官坐在一条巨大的横幅下,上面写着:艺术属于人民。因为他自己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不是很深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直到有一天上级批评他没有参与感。于是,当下一个学生走进来,主考官朝着他这位下级同事严厉地点头时, 他只好问她一个他能想出来的最简单的问题。

“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学生太慌了,没领会他的暗示,尽管他歪着脑袋、眼珠子往上翻,她还是没能找到答案所在的位置。

肖斯塔科维奇

在他看来,她表现不错,后来,当他偶尔在音乐学院的走廊或楼梯上看见她时,会努力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尽管,鉴于她没能领会那个如此明显的暗示,她也许会以为,他的微笑,就像他怪异的翻白眼和晃脑袋,是这位著名作曲家无法控制的脸部抽搐。然而,每次和她擦肩而过时,那个问题就会在他脑海里回响:“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于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之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艺术是反贵族的。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坚持认为的,在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精英创作?不是。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希望他做到的那样,在为顿巴斯的矿工们创作,他们疲惫地下班,需要一杯抚慰提神的酒?也不是。他为每个人创作,他又不为任何人创作。他为那些能欣赏他音乐的人创作,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出身。他为那些耳朵能听见的人创作。因此,他知道,所有对艺术的真正定义都是间接的,而所有不真实的定义都会将艺术归结为某种特定功能。

*

斯大林热爱贝多芬。这是斯大林说的,许多音乐家也复述过。斯大林热爱贝多芬,因为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因为他像高山一样崇高。斯大林热爱所有崇高的事物,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的原因。当人们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耳朵都吐了。

不过,斯大林喜欢贝多芬,产生了符合逻辑的后果。那个德国人毫无疑问生活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他与无产阶级的同心同德,他希望看见他们摆脱劳役束缚的渴望,不可避免地迸发出一种前革命的政治意识。他是一位先驱。而如今,长久被渴求的革命发生了,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被建设出来了,而乌托邦、伊甸园、应许之地也被合为一个了,那么,符合逻辑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红色贝多芬。

无论这个荒唐的念头来自哪里——可能跟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完全是伟大领袖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这个概念一旦说出,就需要有自己的具体化身。红色贝多芬在哪里? 因为希律王想要找到圣婴耶稣,于是发生了一场举世无双的全国性搜索。不错,如果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为什么它不会也是红色贝多芬的故乡呢?

斯大林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但红色贝多芬是个巨大的齿轮,很难躲藏。这事情不证自明,他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党员。这些条件让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幸运地排除在外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指定是亚历山大·达维坚科,他曾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之一。他的歌曲《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是为庆祝红军1929年在中国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创作的,比《相逢之歌》更流行。由领唱、合唱团、钢琴师、小提琴手、弦乐四重奏共同演出,它振奋和鼓舞了这片土地整整十年。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有可能要取代所有其他能听到的音乐。

达维坚科的履历毫无瑕疵。他曾在莫斯科孤儿院教课;曾在制鞋工人协会、纺织工人协会,甚至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指导过文艺活动。他写过一部关于1905年革命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歌剧。还有,还有……尽管有这些资历,他仍然是《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的曲作者。当然,这是首旋律优美的作品,完全没有形式主义倾向。但不知为何,达维坚科没能在如此伟大的成功上有所建树, 赢得斯大林一直想授予他的头衔。这也可能是他的好运。一旦被加冕为红色贝多芬,最终命运可能就跟红色拿破仑一样。或者像鲍里斯·科尔尼洛夫那样,他是《相逢之歌》的词作者。所有被他放进《相逢之歌》的大受欢迎的歌词, 所有那些吟唱出这些歌词的嗓子,都没能拯救他,他在1937年被捕,在1938年被“清洗”,他们喜欢这样说。

搜寻红色贝多芬可能是场喜剧;只是,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事物没有一样是喜剧。伟大领袖可以轻易地决定,红色贝多芬没有出现,跟苏联音乐生活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那些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行为。那么,谁可能想在寻找红色贝多芬行动中暗中使坏?对,当然是形式主义音乐家!只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足够的时间,他们肯定能揭露音乐家们的阴谋。这可不是玩笑。

本文节选自《时间的噪音》([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严蓓雯 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1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时间的噪音》
[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严蓓雯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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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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