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也门的红色怀旧情结

南也门人在过去25年来所经历的诸多严重困难,使他们纷纷怀念起过去。

1982年的北也门。

编者按:近日,曾任12年北也门总统,后担任统一后的也门总统22年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与其政治盟友胡塞武装之间发生冲突,被后者击毙,也门内战的困局仍旧无解。

在现代史上,也门曾经有南北两个国家,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1990年由北方的萨利赫政权统一之后,南北双方仍旧矛盾重重。这既导致了1990年代的内战,也最终部分促成了2012年以来的也门危机与战争。在也门危机仍旧延烧的今天,如何回看也门的历史,尤其是南也门的社会主义成分?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摘编了本文,以飨读者。

自1967年亚丁危机结束一直到冷战终结这段时间里,南也门处于也门人民共和国(下文一律简称“民主也门”)的治下,其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斯大林式的政治局手中。民主也门在国内展开了雄心勃勃的社会实验,而它的托洛茨基式外交政策,也与实行君主制的邻国以及新生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独裁政权(亦即北也门)格格不入。

民主也门在三场战争中均扮演了关键角色:它支持过阿曼的佐法尔叛乱(Dhofar Rebellion),1969年及1973年两度与沙特阿拉伯发生边境冲突,1976年又卷入到北也门的民族民主阵线叛乱(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Rebellion)当中。然而民主也门在这几场战事中都出师不利,同时也迟迟未能确立稳固的民主,这是导致走强硬路线的阿卜杜拉·法塔赫·伊斯梅尔总统(Abdul Fattah Ismail),以及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改革派如阿里·纳塞尔·穆罕默德(Ali Nasser Muhammad)、阿里·萨利姆·艾尔-拜德(Ali Salim al-Beidh)等人下台的主要原因。

南也门的民族主义不太容易理解。说到底,民主也门花了大把时间精力来支援各种造反运动,但却频频遭到镇压,而伊斯梅尔总统的政策又在鼓吹一种赤裸裸的物质主义,以至于1978年的时候,苏联勃涅日列夫当局巴不得他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也不看好他主导新建立的也门社会党。苏联人觉得伊斯梅尔不太愿意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他甚至根本没打算和君主制的海湾国家们妥协。这一段历史如今人怀念,可谓是有些莫名其妙的。

当然,这样的怀旧情怀,很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怀旧情结——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更多与文化记忆而非政治现实有关。南也门人一般都记得当年实行的社会控制——在这个国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斯梅尔总统都是以铁腕手段治国。然而民主也门仍有其意义,其政治遗产最近也因为三个原因而高度政治化了:

第一,与萨利赫主政的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统一后,南也门人的生活非常苦涩,1994年时甚至因此而引发内战。而萨纳(统一后的也门首都)当局在南部推行的许多政策也不受民众欢迎。读者若细心观察,将会发现它们与冷战后在前苏东阵营施行的不少政策高度类似——

原有的补贴取消了。货币贬值。在公共领域中,不良的住房、健康与教育状况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水电网络被私有化了,接着被忽视了。退休金要么被砍,要么就取消掉了,令许多公职人员陷入贫困。南北统一实际上让北部精英占了便宜,他们借此垄断了不动产、大学职位、高技能工作岗位以及一些重要产业,如原油与旅游业等等。

第二,萨利赫也开始在南部实行他曾用来打压北部异见人士的文化政策。他的办法是:在这个虚弱的国家中,于诸多精英中进行合纵连横,尤其注重提升部落及宗教保守派系的影响力,以此来遏制那些已习惯于自治之重要性的地方领袖。

萨利赫坚持认为,他的做法对管控高度分化的也门社会而言有其必要,更戏称此举为“在蛇头上跳舞”。这个说法被某些主流分析家以仰慕的姿态频繁地加以引用,他们认其萨利赫代表了一种古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但这些分析一般不会去追问此说背后所暗示的命题:也门社会的内在的不稳定性。

2011年的反萨利赫游行,地点为萨那大学。

实际上,萨利赫是希望以阻碍全国达成稳定共识的方式,来维系自身的独裁统治,他以娴熟的手法来防止国内某一地区积聚过多的权力,以防有人利用它来挑战萨那当局的霸权地位。

从某个角度看,这种做法意味着鼓励激进的逊尼派瓦哈比话语以及原教旨行为。实施这种操作,是想要干扰也门人认真地讨论社会与经济治理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试图借此迈向一种由诸如也门穆斯林兄弟会这类主流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文化政治。南也门民族主义者为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童婚、强迫女性穿布卡黑袍(burqa)等做法在也门统一后变得更加频繁了。萨利赫采取上述手法,令社会保持碎片化,以防止有人借此反对他,但这一策略也让也门国内的宗教敌对态势升级了。

怀念也门人民共和国的心态,体现了如今生活在动荡年代的人们对政局稳定的期盼。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将南也门民族主义的诉求简等同于鼓吹回到当年伊斯梅尔的统治。相反,人们一般认为,1994年以来民族主义渐渐在当地博得广泛同情,是由于不满萨利赫治下北方所实施的集权化管控。南部的民族主义乃是对北部的全方位反叛:从以政策手段强制推行黑袍,到亚丁的住房短缺,不一而足。

南也门人在过去25年来所经历的诸多严重困难,使他们纷纷怀念起民主也门:这个国家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有国家保护以及经济上的稳定性,而这些都是当下所紧缺的。民主也门的社会控制非常严厉,这毋庸置疑,但2007年以来南也门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起初是一群退休军官追索养老金,后演变为一场波及广泛的武装暴动——却屡屡表现出对它的怀念,这的确是事出有因的。

在民主也门时期,公民们至少有那么一些实质性的物质收益,透过解决亚丁危机,民族自豪感随之建立了起来,其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较之阿拉伯半岛上其它君主与威权资本主义而言,也更受人们青睐。近来的种种不顺难免会令人怀念这段时期,然而2007年以来由反对派人士、领袖与人民委员会组成的联盟(统称为Al-Hirak,一般用来概括整个“南部运动”)也没有什么坚实的理由来全方位退回到那个时代。

也门的南部反对派内部对何谓“独立于北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某些派别干脆要求独立建国,另一些则只要求地方自治,还有一些主张学习瑞士的州(canton)制度,实行高度联邦化的政治架构。考虑到这群人乃是被一种怀念旧邦的情绪团结起来的,当时几乎所有政令都出自亚丁,其观点的多元性多少有些令人惊奇。

目前的战乱局面令南部反对派联盟的策略考量变得难以预期,反对活动究竟会偏向上述三种主张中的哪一种,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将继续是该国政治生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在南也门的强大影响,或许还能让民主也门的政治遗产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其它地方掀起一些小小波澜。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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