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一个人们重新认识情感的时代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对于如何去感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你感觉怎样?在今天,可能只有医生会希望你认认真真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在18世纪90年代,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能夹杂着无可估量的道德、政治和诗学问题。比如,年轻的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在1799年形容自己的感觉“像是竖琴的弹奏声音”。5年前,当有人向同辈诗人罗伯特·索西(Robert Southey)介绍他的朋友柯勒律治的时候,当时谈话的主题是:情感“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激烈流动,则会变成一大股毁灭性的洪流;反之,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则会是丰富想象力的来源。”从1789年起,在法国,剧烈的感情导致了一场革命,而18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英格兰则见证了一场对自我感知的理解的革命。

在18世纪90年代,“感觉”是所有人谈论的话题。因为对感知的讨论就是对一切话题的讨论。《感知的革命》一书描述了在那个缄口令(当时英国政府禁止民众讨论某一话题的官方命令——译者注)、叛国审判和药物实验的年代,民众的情感健康是如何成为关于言论自由、儿童教育、对女性的压制以及私有财产权的全国大讨论的一个部分。

蕾切尔·休伊特认为,情感同样存在历史。“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中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她这么写道。并且,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中,人们如何看待情感,也是不一样的。在维多利亚时代,情感被视为一种医学病原体,而今日,我们将它视为人的一种特权、一种无比珍贵的天赋。我们的时代也是emoji表情流行的时代,这也令人想起一个警告:我们的情感定义着我们自身。

在18世纪,感知描述得更多的是社会,而不是客观陈述。它们不仅仅在人与人之间发生,还有“同感”——指可经历的善良和仁慈的情感,比如怜悯和同情,这些同样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部分。“充满感情的人”(Man of feelings)如奥里弗·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在《觉醒之地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中创作的英雄人物——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滑稽角色,他十分信任自身的情感应答,但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休伊特根据五位著名人物来展开描述,这五个人都曾为我们当下对情感的目的和情感管理的认识作出贡献:柯勒律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创立气体研究所(Pneumatic Institution)以研究如何根治疼痛的医生托马斯·贝多斯和曾设计卢梭主义“天才培养中心”(Nursery of Genius),只为了促进“新一代的感知革命”的汤姆·韦奇伍德。

书中还有数十个现实案例:卢梭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政府则都是腐化不堪;华兹华斯的史诗《序曲》(Prelude)就是自我思想发展的追踪;还有索西——柯勒律治希望和他一起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柯勒律治的目标是通过重组一个“没有不公、狂躁、愤怒、喧嚣和邪恶言语”的社会,以达到“完全的人性”。我们同样看到很多类似戴维那样的人,这些人通过实验发现:情绪不需要为道德目的服务,或者说,情绪不需要为任何目的服务。比如戴维本人,上文提到他说自己的感觉像是竖琴的声音——那时候他正在进行吸入一氧化二氮(即笑气)的实验。这也是消遣性药物(软毒品)带来亢奋和社会危害的开端。

《感知的革命》

这本书的开头,是托马斯·贝多斯的妻子安娜·贝多斯在1804年和她所爱的男人(同时也是她丈夫的朋友)戴维斯·吉迪的对话。他们在讨论情感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两人互诉衷情那种情感,而是更加抽象的感知问题。面临人生黑暗,戴维斯在思考自杀,而安娜把情感看成“净化心灵且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不理解戴维斯为什么希望通过自杀切断所有感觉。休伊特认为,这对情侣代表了文化的两个相异面:安娜——更偏向于感性的女性,戴维斯——更偏向理智的男性。

把自己尝试自杀描述为“理智下最冷静的行为之一” 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则密切关注她自己对情绪那不断更新的想法。戈德温学会更多地去体会的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则在尝试减少感知。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她指责“男性天生理智,女性天生感性”的假设。她反驳道,如果女性表现得比男性感情更加丰富,那只是因为文化把女子本性和感性、纵容联系在一起,而大家也相信这就是女性天生热情。拒绝女子接受教育,剥夺了女性培养理智思维的机会,也因此控制她们的“激情”。

在整整两百年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出色分析被约翰·格雷(John Gray)一句广为流传的疯话“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所颠覆。通过其他谬论,格雷还为“面对性别挫折,女人会‘悲伤’,男人会‘爆发’”这样的观点背书。

《感知的革命》做得比较好的一面是,它不仅描述了情绪的性别特征,还有政治与激情之间的关系。休伊特说,政治的变化与我们对感知的态度的变化密不可分。我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就是通过激进分子和保皇派两种角色进行的。埃德蒙·伯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对“卑鄙的多数群众”的说法是冲破枷锁的男性,而休伊特高调反对这一观点。

休伊特指出了18世纪90年代的雇佣语言以及最近欧盟公民投票的语言的相似性:“留欧的逻辑思维必定击败脱欧的情绪”,一个记者这么写道。“脱欧”运动充分利用了伯克口中“下层民众”的恐惧感,而“留欧派”则代表“理智”的一方。

是什么驱使休伊特这强有力的项目并且贯通全文呢?答案是情绪的“液压”模型。这是被沿用最久的关于情绪的隐喻,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维持着这个说法。我们谈话中,有诸如把情绪关在瓶子里,把发泄怒气比喻为释放蒸汽,遏制情绪浪潮等比喻性字眼。把情绪和性别健康想象成符合流体定律的液体的说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医学论文《基础医药》(Elementa Medicinae)。文中把感觉定义为“就像泉眼冒出的流水一样,感觉是来自大脑的流体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弗洛伊德的“性冲动就像是被禁锢的蒸汽喷涌而出”。一个自助网站“冷静思考”(Calm Down Mind)反驳道:“生命是能量,能量的流动越自由,你就感到越有活力”。

休伊特认为,压抑情绪的不断积累可以使强奸、革命和流体理论的持久性变得合理。她写道:“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为男权而辩护的”。如今,她无比恼火地总结道:“主流政治对流体理论的应用就是为了支持雄性欲望得到远超于女性欲望的重视和权利。”

对于情绪探索者来说,18世纪最后十年的是失望的十年。柯勒律治的理想平等社会的理想破灭了,天才培养中心同样失败。托马斯·贝多斯的气体研究所逐渐衰落,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难产,在那时候,戈德温把她放诸脑后并再婚了。对于希望把他们全部烧死的革命者来说,戈德温这么看:“缺少一个让他们持续抗争的源泉,这个热潮很快消退了。”娶了戈德温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为妻子的诗人雪莱“在恍惚的悲伤中”回忆这个年代。

(翻译:麦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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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w Statesman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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