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网络传播纳入学术考核 会混淆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身份

“学者的身份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不应该交叉的,两者的意义也不应该混淆。”

浙江大学日前出台的《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10万+”爆款等同于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引发了学界和公众的关注和热议。根据《办法》,所谓的“优秀网络文化成果”,指的是在报刊、电视、互联网上刊发或播报的,具有广泛网络传播的优秀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其中原创文章字数不得少于1000字。“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将被纳入学校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

按照《 办法》,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可以根据媒体的等级(《办法》将媒体分为三个等级)和形成的网络传播效应(分为“重大网络传播”和“较大网络传播”两档),依次被等同于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一级学术期刊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例如,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两报一刊”)刊发,并形成重大网络传播的作品,可申报认定为等同于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论文,以此类推。而“重大网络传播”指的是被不少于20家媒体刊发、转载,较之次一级的“较大网络传播”指的是被不少于10家主流媒体转载,或微信公众号阅读10万+,或今日头条阅读40万+。

同时,也有网友对《办法》给出的媒体分类(或评级)所依据的标准提出了质疑,例如,第一梯队是“中央级报刊、电视新闻媒体及其两微一端”,其中既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党报党刊,也有《环球时报》这样的市场化媒体,而且,相较于纸质版,这些媒体的“两微一端”上发表的内容较难保证。第二梯队“其他主流媒体”和第三梯队“重要商业门户”也有着分类混乱和质量参差的问题。

《环球时报》

针对《办法》引发的诸多争议,浙大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浙江在线》采访时回应,网络文化成果等同于“学术期刊”,并不是排斥现有的评价方式,恰恰是对传统学术评价体系的尊重,并且这一办法主要针对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师生。而关于是不是阅读量超过10万或40万的网络文章都可以被认定,负责人指出,阅读量只是认定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的基础性指标之一,阅读量的评价指标是建立在内容品质和社会积极影响的基础之上的,满足阅读量的条件之后,还需组织学者专家进行认定。

是否要将学者在公共媒体上发表的作品纳入学术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在欧美学界也曾有过许多讨论。它的背后,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功能和责任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在评价这次浙大新规时谈到,学者应该将主要时间和精力花在科研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安居象牙塔,不闻窗外事。更何况,在中国,绝大部分的科研经费都来自公共财政,也就是说,是纳税人在支持着学术研究,因此,学者当然也有义务向社会做出回馈,其中就包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

尽管如此,方可成还是认为,浙大的新规确实有不成熟、不恰当的地方,如果要将发表在公共媒体上的作品与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等同起来,那么需要一套被学界认可的评价机制,而不是简单列出一份媒体名单,更不是屈从于商业逻辑,以阅读量作为考核标准。

除了媒体转载和阅读量的要求之外,“优秀网络文化成功”还有一条重要标准,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根据《办法》,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运用正确思想文化对各种社会舆论和价值观念进行引导,用优秀的文化内容引导人、陶冶人、激励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于是,浙大的新规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学者究竟应不应该在公共媒体发声,或者如何用制度鼓励学者以专业知识回馈社会的问题,而是学术以外的因素,比如商业和政治,如何影响学术评价体系的专业性和公正性的问题。

关于这次浙大出台的新规,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田方萌。田方萌既是一名亲身经历过高校学术评审的青年学者,也是一位在多家媒体发表过评论或专栏文章的撰稿人。同时,他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攻读公共政策专业博士时,也选择了科技政策(即一个国家促进科学技术创新的政策)作为研究方向,并在回国后担任了中国社会学会科学社会学分部的理事,对于科学评审、科学奖励等议题有过专业的研究和思考。在采访中,田方萌分析了中国现行的学术评审体制的合理性和弊端,也谈到了新评价标准的值得商榷之处。

田方萌

“现在中国大学通行的学术评审制度是很指标化的”

中国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是在最近二十年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教师的角色从教育者到科研人员的转变。田方萌指出,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和中小学老师一样,主要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培养合格的大学生,但是在最近二十年,大学老师的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教师转变为科研人员,或者说学者。“许多大学老师,尤其是重点大学的老师,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科研上,一少部分时间花在教学上,剩下的一点时间用于社会服务。因为高校对大学老师的职称评审,首先看他发表学术论文的成绩,其次看他的教学成绩。由于教学成绩不会相差太多,因此看一个大学老师能不能评上更高的职称,主要看的是他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

浙江大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大学如何评定科研人员资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二十年的大学改革过程中,引发了很多争议,有学科之间的争议,还有中外之间的争议(比如中文期刊和英文期刊的权重问题)。抛开这些具体标准不谈,田方萌首先提出了一个科学社会学界公认的衡量学术成果价值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成果的原创性(originality)。

田方萌指出,原创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你得说点儿别人没说过的;同时,你得说点儿重要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并用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论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评定一个学术成果的原创性呢?“从传统上讲,中外采取的都是同行评议的方式,比如一位老师要评副教授了,他需要把他的代表作都提交上去,由学校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评议他的作品。”

然而,这种传统办法,在现在的学术环境下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首先因为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致了,即便在一个学院里面,也有不少细分的领域,领域之间很少对话,以至于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不见得具有足够的专业背景来考察所有老师的学术成果。另外,这种专家判断的办法,在中国的语境下,可能会滋长学术腐败,“在学院里有地位的领导可能会因为跟一个年轻学者私人关系好而投他一票,而并非因为他科研成果多。”

由于这两个原因,田方萌认为近二十年学术的评审体制逐渐“指标化”了。他强调,这里所说的“指标化”并没有负面意涵,指的是操作层面上的量化考核。“比如,平均每年发表一篇论文,或者接过一个某个级别的项目的学者都有资格参加评审,这是一个基础的门槛。学校还是会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但是专家们并不会真的去读你的论文,而是要求你填一张表,表格的内容是,你发过几篇英文论文,是否在SSCI索引的期刊上,几篇中文论文,是否发表在CSCI索引的期刊上,还有出了几本书,是自己的著作,还是与他人合著的,或者是译著……专家委员会会根据这些成果的数量和刊物级别去投票,而不是通过阅读判断它们的质量。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中国大学通行的评审办法。”

学术评审权力交给媒体和公众,是否妥当?

在很多学术体制内的学者看来,中国现行的这套学术评审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专家委员会放弃了自己鉴定成果的权力,根据简单的指标作出判断,这的确让很多学者感到遗憾。但田方萌认为,这个现行的体制还是保护了很多年轻学者。因此,他在反复思考之后,还是愿意为了这个体制做一点辩护:“这个体制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可以拿一些硬指标作为依据。因此,虽然比较官僚,但这套标准还是相对透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家评审的主观性和透明度是不可兼得的。”

除了指标化之外,现行的体制还存在学科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这个标准主要是根据理工科的学科特点来制定的,尤其是物理科学,如果你去看中国在全世界发表科研论文的增长速度,物理学的增长是非常快的,或许因此它成为了一个强势学科,可以把它的标准推广到其他学科。但物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非常不同的,物理学的进展、很多新的发现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而很多文科的重大进展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物理出成果是很快的,而文科出成果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因此,一套根据理工科的学科特点制定出的标准,对文科是比较不利的。于是这些年来,人文学者对评审制度的抱怨多一些。”

中国物理学重大突破登上《科学》杂志6月刊封面

田方萌认为,浙大这次出台的新规,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看似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如田方萌所提到的,评价学术论文的价值,主要看其原创性,而评价这类“优秀网络文化成果”,则主要看中“影响力”,如果一篇文章的“原创性”也强,“影响力”也大的话,影响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标准。但是,大部分影响力很大的文章,不太可能有很强的原创性。因为如果以阅读量作为一个硬性标准,意味着有很多非专业的读者要能读得懂这篇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不可能太深入。从专业角度来看,也不可能太新颖。

更重要的是,“优秀网络文化成果”需要有主流媒体的刊发和转载,这意味着大学把学术评审的权力交给了媒体,交给了学术机构之外的机构。“我经常跟媒体打交道,我对媒体没有偏见,中国很多媒体人都很优秀。但是一个学术机构把自己的评审权力交给外部的机构和人员,是很危险的。如果医院评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根据这个医生发表过点击量超过10万的医学科普文章,那就是对病人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学者的身份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应该交叉”

作为不时在《腾讯·大家》等媒体平台发表评论的高校教师,田方萌认为自己总在面对两种市场。“一方面我在学术体制内生存,领一份固定工资。另一方面我还面对公共舆论,可以获得稿费和演讲活动的报酬。”但他同时坚持认为,两个市场的标准是不容混淆的。“比如我给媒体供稿,已经获得稿费了,也获得了知名度。如果我再用这个文章去评教授,就有点“一稿多用”了。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为我所在的学科贡献多少原创性的成果。它或许当下很有时效性,很多人愿意看,但并不代表它对我所从事学科的理论或实证研究有什么贡献,即使有贡献,也可以把它转化成一篇学术文章发表在期刊上。”

因此,田方萌的做法是在学界和公众之间采取一种双向的生存策略,一方面通过媒介获得一些稿费和知名度,用这部分收入来支持他的研究,并以此换得在学术体制内的一些自由。“很多老师靠项目经费获得收入,因为我有稿费支撑,我就可以少申请一些项目。申请项目要走不少程序,还要报销,很麻烦,让大家很头疼”;另一方面,保持自己在学术体制内的身份,可以解决保障性住房、孩子上学等实际问题。“这样我也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即不用在市场的压力下写作,可以写一些我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分得比较清,学术上的贡献就是学术上的,媒体上的作品就是媒体上的。学者的身份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不应该交叉的,两者的意义也不应该混淆。”

作为一名有可能将在媒体上发表的作品转化为学术成果的人文学者,田方萌坚持认为,不应该因为新规对自己有利,就去拥护它。因为与这一点学术评审上的好处相比,大学的独立性才能真正保护在体制内的学者。根据他的观察,大学表面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但在现实中会受到很多外界势力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近些年来,影响大学的主要有三股力量。前两者,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商业,或者说资本的力量,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被邀请去做企业的独立董事,或者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或者有些企业在申请项目批准的时候需要买通专家论证可行性,这些都会影响学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商家也会给大学捐助,捐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附带条件。比如说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就引发了比较负面的影响。”

清华大学“真维斯楼”

“最后就是媒体,目前中国大学的一些行为明显是受到了媒体评价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学的排行榜。这个排名一开始只是一个参考,但是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标尺。政府和民间都重视,导致大学被排名牵着走。”据田方萌所知,中国不少中国大学都根据排行榜的评分标准制定了详细的大学发展战略,也就是如何提升排名的战略。“比如留学生招生的问题,这些年很多中国大学都在扩招留学生,扩招的速度远高于本国学生。这是因为《泰晤士报》和QS(即教育组织 Quacquarelli Symonds)的大学排名,都将一部分权重放在留学生的比例上,而且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因此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会拿出相当多的资源去招留学生,清华的留学生甚至超过了3000人,但是它们能招到的留学生,往往集中在一些地区,比如说韩国。所以说是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韩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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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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