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金融“第一黑帮”:百位归国精英,圈下金融半壁江山

这批雄心勃勃的归国者,在刚回国的前两年,都要经历痛苦的磨合期,来接受本土化改造。

作者:零和

在互联网金融圈,有一个神秘派系。

他们要么在巨头公司身兼要职,要么自己创业打天下,还有一些,成为传统金融机构创新部门的核心高层。

派系被称为“第一黑帮”,因为成员都是从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投资国际集团)归国的精英。

他们大多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而这个帮派图腾般的烙印,就是对数据和逻辑“宗教般的信仰”。

两年时间内,“第一黑帮”如何夺下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半壁江山?

01 半壁江山

近两年,中国信贷市场觉醒,消费金融强势崛起,成为互联网金融中势头最猛的主力军。

而“第一黑帮”的渗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上百位Capital One精英陆续归国,经过两三年的渗透,圈下互联网金融半壁江山,很多巨头公司风控、产品等核心部门,都被“第一黑帮”把控。

他们进入巨头公司,如蚂蚁金服网商银行风险的负责人余泉、百度的副总裁黄爽;

他们也在互联网金融领跑者中担任风控要职,如小米金融信贷业务负责人陈曦,宜人贷原CRO潘奕婷、拍拍贷COO章峰、陆金所原副总经理姚志平等;

还有一批,成为创业者,很多公司的估值已高达几十亿,如融360的创始人叶大清、挖财总裁顾晨炜、量化派的创始人周灏、明特量化CEO李英浩、读秒CEO周静。

甚至有人说,“第一黑帮”已握住了金融科技的命门和密钥。

△ “第一黑帮”50人精英团

而“第一黑帮”成员的身价,也在水涨船高。

猎头Lisa,最近大半年的时间都在美国。

她在Capital One的总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利恩长期驻扎、蹲点。

她的工作,就是每天约Capital One里面从业6年以上的华人吃饭、喝咖啡、聊天。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都点名要Capital One的人,开价一个比一个高”,Lisa称,对于经验丰富能担任CRO的人,目前价格已开到年薪200万到400万,另外,还分干股。

一个人曾在Capital One做了一个月实习生,回国后成为某金融公司的首席风险官,结果公司估值生生涨了一个亿。

“第一黑帮”在国内的势头惊人,不论是公司,还是投资人,对贴上Capital One标签的人,都充满了狂热。

刚开始,Lisa也觉得这种追求有些“迷信和夸大”,但等她仔细研究过Capital One的发展历程后,才参透背后的逻辑。

在全球的消费金融发展史上,Capital One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之一。

时光回到1988年,创始人理查德·费班克觉得自己太过超前了。

他提出了“数据驱动一切”的理念,而此时的信用卡业务,依然用着“经验评分模型”。

理查德遭遇的,都是不屑和质疑。

只有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地区银行Signet,下面的信用卡部门,决定冒险一试。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部门,将成长得枝繁叶茂、势不可挡,一路过关斩将,沿途出现的几十位竞争对手,要么被它斩落马下,要么被它直接收购。

如今的Capital One,在世界500 强公司中排名112 位,员工人数47300,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金,成为全美第二的消费金融公司。

数据来源:Wind、宜人智库

这段传奇的进击之路,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消费金融经典案例。

从1998年到2003年监管危机到来之前这6年,Capital One飞速扩张,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产品,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黄金六年”。

而经历过这6年时间的Capital One华人,正在成为“第一黑帮”的中坚力量。

我们追寻这一批人,去寻找Capital One和“第一黑帮”背后强大的基因密钥……

02 精英天堂

至今李英浩都还记得,出了机场发现一辆“加长林肯”在等待的场景。

包往返机票,包宾馆住宿,甚至豪车接送,对于还只是一位研二学生的他来说,显得太过隆重了。

2000年,正在佐治亚大学就读应用经济学的李英浩,通过了Capital One校招前的两轮笔试,并飞往总部,参加正式面试。

等待他的,还有几轮恶战。

上午,现场几十个人进行持续3个小时的笔试。

“题目很有意思,有点类似奥数题目,但更偏数理逻辑”,李英浩回忆,最有趣的是,还有性格测试题,比如,如果你的团队中有两个人反对你,你该怎样办?

下午场的面试,几十个人就只剩下几个人,面试官拿着一套案例题,让李英浩当着面解答。

他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做完,甚至最终答案也是错误的,“其实面试官并不在乎答案,只是想看你思考的过程,推导答案的方式”。

现在已是百度金融副总裁的黄爽,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面试官不停“诱惑”她,试图让她把答案画成“图表”。

一天的车轮战面试,最终能够留下来的,可能不到5%。

而对于1996年更早进入的顾晨炜来说,严苛而有趣的面试流程,甚至是他选择留在Capital One的直接原因。

当时的他,手上已拿了微软和投行的offer,Capital One的面试,不过只是体验而已。

“考试就像闯关游戏,充满了智力挑战”,顾晨炜说,早期,Capital One的面试更为严苛,他前前后后经历了17场面试,飞往总部三次。

最后一次面试,出题人是创始人理查德,做完以后,顾晨炜就趴在桌上开始睡觉。

理查德略显不悦,当他知道顾晨炜已把题做完之后,颇为惊讶,本来20分钟的面试,他们聊了40多分钟。

第二轮面试,是Capital One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当着他的面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正是这一幕,让顾晨炜放弃了微软和投行,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公司,“它给了我某种期待,感觉在这里,有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

“你进入这家公司后,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如此相似”,李英浩身边的同事,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几乎具有完全相似的特质:阳光开朗、智商极高、沟通能力极强。

而在经历上,这群人也有共同点,他们曾遭遇挫折,并迅速站起来。

“每一个人都特别好沟通,大家特别聪明,是同类人,如果你跟不上大家,你就会自惭形秽,而选择离开”,黄爽称。

仿佛是一个漏斗,Capital One刻意搭建出一个精英天堂。

而这套精密招聘系统的形成,全部来源于他们多年用人数据的沉淀。

“他们会给人贴标签,再根据表现,决定这个标签的权重和配比”,黄爽称。

比如,哈佛毕业的员工,如果他们表现不尽人意,那么“哈佛”的标签权重会降低。

Capital One这种对于数据近乎神明的崇拜,一度让陈曦难以理解。

有一次,陈曦的部门要招一个管理者,看简历,已完全匹配,但招聘部门还是要求考试,“HR在公司特别强势”。

黄爽称:“就连招个COO,都需要考试。”

不论出身,不论国籍,不看过往简历,只看你的资质和潜力——就是一个英雄不论出处的地方。

Capital One甚至每年会从印度本土一线的印度理工学院,挑选最优秀的毕业生。

除了招聘外,任何职位的升迁,当事人也要经历考试,且分数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在多个场合中,理查德不无骄傲地都说过一句话:“拿我们公司前10%的人和别的公司来比,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拿前80%的人来比,那简直高出好几个档次。”

理查德将这么一群独特气质的人聚集起来,组成了Capital One早期的精悍部队。

在他看来,具有这些特质的人,适合去掀起一场“数据驱动”的革命。

结果论证,正是如此。

03 数据崇拜

在Capital One,“数据驱动”贯穿了所有的毛细血管,不论是人员招聘,还是组织架构。

而所有产品的推出,更是将“数据说话”,推到了极致。

当时刚毕业不久就加入Capital One的周静,也被公司内部系统所震慑——整个公司,就如巨大的创新机器,每一个小部门,就相当于是内部创业的小团队。

“只要你有idea,且有数据论证可行,就可拉动全公司的资源和人力,开始推进”,周静称。

而基于数据的测试和学习(test and learn),是Capital One这个创新机器内部,轰隆作响的发动机和心脏。

“我们几乎每个月就将全美国人的数据,刷一遍,去找潜在客户,开发新产品,或迭代原有产品”,黄爽称。

上一个新的产品之前,Capital One会将同一个客群,分为数百组,针对不同组的客户,营销不同价的产品,来测试接受度、坏账率以及利润,从而选出最优方案。

就如在一片土地上,撒下不同的种子,等待发芽开花,并挑出最优品种。

“每天,Capital One都有上千,甚至上万组这样的测试在进行”,曾在Capital One担任统计部资深总监的刘志军称。

测试的细节,细到什么程度?

“你发信的时候,是粉红色的信封还是粉蓝色的信封,给客户的邮件,是需要签字还是不要签字等等,都要去测试,看反馈的数据来决策”,周静称。

一旦产品被数据反复验证后,就进入“审判”阶段。

在一个偌大的会议中,台下坐着Capital One整个公司的业务负责人,“你要像律师一样上台,用事实和雄辩去征服他们”,黄爽将其称之为“上庭”。

这个过程让黄爽感觉无比刺激,同时紧张万分,“你的产品要有漏洞,在台上会被问死”。

一旦通过了“审判”,公司这个创新机器就会全力发动,调配所有资源,唯你所用,推动你的产品。

这简直是一场场的智力赛跑。

“2003年之前的Capital One,不像一个金融公司,更像一个互联网公司”,黄爽称,公司就如大学校园,大家都不修边幅,明显的“学术校园风”。

“当时,公司最爱提的口号是reach for the star(仰望星空),不断追求,不断超越,身边环绕的青年才俊们,挺吃这一套”,黄爽也曾被这句话,搅动得热血沸腾。

“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公司可以为你的失误买单,不需要接受惩罚”,陈曦称,但你要承受无法“仰望星空”的压抑和自责。

“好几个月不开张,你会很紧张”,黄爽称,你会害怕“穿西装”。

只要业绩表现好,在Capital One你就会有一项特权,你可以随意穿便装,那些天天穿着夹脚拖鞋、大裤衩的人,仿佛带着满身勋章,说明他们业绩斐然。

但如果你天天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就有点让人抬不起头了”。

在这里,激情四射的竞争文化,浇灌着每个年轻人的心;而对试错的包容,让他们肆意成长。

几乎每一个人,都被那段激情岁月刻下“烙印”,并将伴随一身。

而正是靠着这群人的反复试错,Capital One诞生了非常多的创新产品,比如信用卡返点——任何消费的刷卡,都有2%的返点。

“每单刷卡都返点,怎么可能赚钱?当时所有的银行都想不明白,因为刷卡的手续费都比2%要高”,刘志军称。

但Capital One怎么可能做赔本买卖?

“其实是可以挣钱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当月还清,有一部分会因为还不上而产生利息”,刘志军称,Capital One通过大量数据测试,计算出其中“还不上人”的概率,从而设计出这款产品。

“在Capital One,对数据,是如宗教般的信仰,根深蒂固到每一个细节,每一条毛细血管”,李英浩称,这是Capital One遥遥领先的基因密钥,也是其一次次躲过危机的潜在原因。

创业就如最危险的棋局,每一个棋子都落对,“几乎从未犯大的错误”,不可能都归结于幸运。

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正在做房贷的Capital One监控到数据异常,“尽管市场对于房贷,已疯狂得一塌糊涂,但数据不会撒谎,公司果断卖掉了房贷业务”,李英浩称,正是这个举动,让Capital One避免次贷危机的致命伤害。

正是靠着“数据崇拜”,Capital One安然度过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

04 回国浪潮

这群年轻人享受着Capital One带来的冲击和成长,但很多人在这里待上5年之后,就陷入困顿。

Capital One招聘了太多的精英,但晋升的职位有限,导致后来有大量的人员流失。

“公司发展早期的精英策略是正确的,但后来就要收敛一点”,黄爽称,聪明的人,野心同样不小。

另一方面,华人在美国的金融公司,极难升到很高的职位。

“因为那代出国的中国人,都太谦虚,不善于表现自己,因此,他们更擅长分析岗位,却不善于需要谙熟美国文化的管理型岗位”,李英浩称。

金融危机残酷的洗礼之后,这代已成熟饱满、吸收了Capital One精华的精英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

2013年,余额宝降生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到来,风云激荡,万物生长,机会丛生,金融换轨,驶入科技的高速车道。

此时,百年难遇的机会就在大洋彼岸,向他们挥手。

他们纷纷踏上了归国之路,试图将Capital One吸收的基因和烙印,带回中国落地。

“你为什么要回国?”

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会略有不同,但核心逻辑,都是中国的市场,太值得期待。

“在美国,你能看到已知的未来,但中国的未来,是未知的,太值得憧憬”,这是黄爽的答案。

融360的CEO叶大清,建了一个Capital One的微信群。群里已挤了满满500人,其中的三分之一,都已经回国。

在各种金融科技的峰会、论坛、聚会上,很多成员都来自Capital One,“结果都变成了Capital One的线下聚会”,大家开玩笑地称。

△ “第一黑帮”在北京的线下聚会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批海归精英,就渗透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核心。

为什么是Capital One?为什么是“第一黑帮”?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正是金融领域的一次科技革命。而Capital One的“数据驱动”基因,暗合了这次科技革命的奥义和精髓。

“Capital One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充分开发了次贷人群”,陈曦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核心服务对象,正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没有触达的“次贷人群”。

而这片土壤,甚至比美国更大。

在美国,信用卡渗透率高达80%,而中国,只有30%,大量的金融空白,等待开垦。

市场巨大,前景可期,但要把Capital One的精髓提取,因地制宜地根植在中国的大地上,还需漫漫征途。

“对于数据驱动的理念,很多公司表面接受了,但内核还没有松动”,陈曦称,暖化冻土的春风,才刚刚吹来。

早在2009年,顾晨炜回到中国,做了一家名为“信策数据”的公司,试图将Capital One的数据驱动理念,落地到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为他们提供数据和反欺诈服务。

顾晨炜一家家银行去磕,做了两年,“我们期待做成金凤凰,结果养了一只老母鸡,不亏钱,但也看不到未来”。

这些理念实在是太新了,即便是三年后,陈曦回国创业,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他尝试给传统金融机构做咨询,去讲“数据驱动”理念,但大部分人,依然不相信。

最开始,陈曦给银行的负责人说,在Capital One,信用卡的审核,已完全自动化,脱离了人工。

“对方就不信,认为我在吹牛”,陈曦不得不改变策略,说在美国,已经可以做到只用20%的人工审核。

创业者如此,成为公司高层的人同样如此,在公司内部推动“数据改革”时,“困难重重,质疑太多”。

这批雄心勃勃的归国者,在刚回国的前两年,都要经历痛苦的磨合期,来接受本土化改造。

“模式不可能照搬,需要一些中国化改良”,陈曦称,要读懂这里,要因地制宜。

“第一黑帮”正在努力,孵化和改良Capital One的基因。

陈曦加入了小米金融,成为了信贷业务负责人。

周静成为了PINTEC旗下读秒的CEO,在个人信贷业务上延续Capital One的全自动化。

顾晨炜创业项目和挖财合并,他也成为挖财的总裁。

李英浩创办了明特量化,正在C轮融资。

而黄爽,加入了百度,试图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再造金融传奇。

“我们产品和理念,都延续了Capital One的基因”,李英浩仍在寻找当年模板的人:沟通能力强,经历过挫折,并能迅速爬起来。

而顾晨炜遇见特别看好的面试者时,他就会对副手说:“无论你怎么看,这个人,我肯定要。”

“第一黑帮”经常聚会,他们如大学校友般谈笑风生。

拍照时,他们就会伸出一根手指,举在胸前——这是“第一”的标志,也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老的一批人,他们刚适应了中国土壤,渐渐开花结果,而新的一批种子,刚刚埋下,等待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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