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从曼哈顿出发，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科尼什镇，希望在那里找到工作所需的宁静，并保护自己的隐私。他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长达三十周的时间里一直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无数的吹捧和宣传纷至沓来，可这些并不是塞林格想要的。在争夺《麦田里的守望者》影视版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诸如塞缪尔·戈德温（Samuel Goldwyn）和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他们都是好莱坞电影界的大佬。但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没有得到塞林格的许可。即便如此，比尔·马汉（Bill Mahan）依然想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他曾经是一个童星，现在失业了，这位塞林格忠实粉丝来自洛杉矶，在60年代初期就宣称自己将会得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的电影版权，即便这样做打扰到了塞林格的生活。
马汉这番听起来不太可能的诡异叙述，可以在怀俄明大学的美国遗产中心找到文字记录。1961年12月1日，他通过邮件向塞林格阐释了自己的远景——他想要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制作成一部独立电影，与此同时，作家可以保持对电影的“艺术控制”。当时马汉31岁，他既不是一个好的制片人，也不是一个有名气的导演，还没有什么钱。因此，他向塞林格提出建议，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一个字都不会改动，以求拍出小说原初的“艺术风貌”。考虑到有限的制作成本，马汉还认为塞林格应当将电影版权无偿给他使用。为了促成事情的达成，他说不管有没有收到塞林格的回信，他都将在12月3日抵达科尼什镇。
这些年来，塞林格应付了远超出合理范围之外的许多古怪要求，他也知道该怎样忽视它们。但是马汉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一定足以使作家震惊，因为塞林格相信马汉可能真的会出现。12月7日，塞林格给马汉发了一封电报，不留余地地表达了对马汉计划的失望，他要求马汉待在家里。
这封电报并没能阻止马汉，他为收到塞林格的回信而喜出望外，并把这封电报当作一个好兆头，决定按计划行事。马汉相信自己能“说服任何人做他想做的事情”。他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个人魅力，在成长为童星的日子里，他更是收获了足够的自信。从1936年到1940年，他在18部影片中饰演琼斯家庭中最年轻的那位——鲍比·琼斯，公众非常喜欢小鲍比。曾有一本书形容这些一小时长的喜剧片尽是些“活力四射的废话......以一种无足轻重的方式让人处于舒服的愉悦状态”。现在，数十年过去了，马汉决心要把这些“活力四射的废话”再一次派上用场，他带着它们奔东去了。
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旅程注定并不轻松。为求廉价出行，马汉在伯班克（Burbank）登上了一架很小的活塞式飞机，飞机在飞往纽约途中停了12次，马汉最后到达了圣雷吉斯酒店。他的姐姐科琳当时是大卫·塞尔兹尼克的秘书，她和她的老板以及员工都住在这家酒店。那天晚上塞尔兹尼克有事外出，马汉乘机在酒店洗了个澡，点了一份鸡肉三明治，并在窖藏丰富的酒吧里喝了点儿酒。他非常小心地选了一瓶杂牌伏特加，而不是那昂贵的司木露（Smirnoff）。但是他还不够谨慎，因为塞尔兹尼克提前回来了。根据马汉的描述，塞尔兹尼克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衣着贵重，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他轻轻地责备了马汉几句，怪他偷喝了自己从俄罗斯进口的伏特加，而不是便宜得多的国产酒。
当科琳告诉自己的老板比尔要去见塞林格的时候，塞尔兹尼克简直不敢相信。他喊道：“塞林格！我甚至都不能接近他。”马汉说道：“我前几天刚拿到塞林格的电报。”说着，他将手伸进口袋里，要把电报拿出来炫耀一番。塞尔兹尼克在睡觉前回答道：“让我知道你最后办得怎么样。”
从Idlewild机场（现在的JFK机场）出发，马汉飞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市，抵达以后他又租了一辆小车，前往约一百公里之外的科尼什镇。这个地方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缺乏一切的便利设施，甚至都不像一个“真正的镇子”，充其量是个小村庄罢了。小镇上的大多数居民——也包括塞林格——碰到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都会去另一边的康涅狄格河，位于佛蒙特州温莎县。在定居科尼什镇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塞林格并不像后来表现得那么疏离，适度的社交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喜欢同一群温莎高中的学生们玩耍，他把他们邀请到家中看电影、听唱片。但自从他同意接受学校报纸的采访以后，随之而来的各种关注和喧嚣使他不得不切断了一切社交往来。
马汉住进了温莎旅馆，在酒吧的角落里，他向当地居民打听塞林格的住处。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他很快就凭一则近期登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及附在上面的照片认出了塞林格的家。那是一幢木质结构的宽敞房屋，有着复式斜屋顶，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吉普车，视野开阔，远处可以看到佛蒙特州的山。房子入口处用围栏给围上了，但马汉将它推开，敲了敲屋子的前门。没有人回应，马汉猜测塞林格大概是在附近一间炉渣砖砌的小屋子里工作，这间屋子的图片同样也印在了《生活》杂志上，他推测塞林格去那间屋子可能是要改变一下思维。打扰一位正专注于工作的作家显然是不明智的，马汉于是回到旅馆，洗了个澡，略作休息。
在他第二次来到塞林格住处的时候，马汉看到吉普车正从桥上穿过开往温莎，他于是跟了上去。可以肯定的是，塞林格就在车里。他将车停在了一家杂货店门口，走进去了。马汉匆忙在日记中写道：“他身高大约六尺一，甚至或许有六尺二，非常纤瘦，脸庞憔悴瘦削......戴着一顶普通的商人帽，一身轻便的浅棕色雨衣，我想应该是这样。他还留着络腮胡。”马汉等在杂货店门口，准备在塞林格出来的时候截住他。
马汉详细地记录了接下来的这段对话，它就像剧场里准备上映的一幕荒诞戏剧一样。两个人都“十分严肃”，以至于都没能察觉出这次会面的幽默意味。一边是塞林格执意拒绝同马汉见面，而马汉就在他眼前。另一边是马汉拿出了他饰演小鲍勃·琼斯时的顽皮魅力，同塞林格打招呼：“嗨，不管怎么说我来了。”
“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你到底是谁？”塞林格问道，无疑对马汉的出现非常震惊。
“我是比尔·马汉”。
我们甚至都能想象塞林格听到这句话之后失望透顶的心情，他说：“不，不会是你吧。你为什么要来啊？”
“我想着如果我亲自来拜访你的话，你可能至少会听听我要说什么。”马汉解释道。
塞林格坚持说：“不，我不会。我真的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来，你来这儿做什么啊？”当他看着马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就像一个即将发作的病人，他讲话时有一口浓重的新英格兰口音，如果他变得很兴奋（大多数时候他都会这样），嗓音就会提高，听起来像地狱的嚎叫”。塞林格继续说道：“我不理解你们这些人。我都已经告诉你了，还专门给你发电报叫你不要来。”
“我知道，我记得你的电报。事实上，我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来。”马汉回答道，他希望借此赢得塞林格的好感。
“我也记得，那你为什么不同我的代理人联系呢？......你们都太自私了”。塞林格停顿了一下，纠正他自己，说道：“我或许不该那样说，我当然知道自私是什么意思。”
在几轮质问后，马汉明白了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承认自己确实不应该来。他向塞林格道歉：“我对这整件事情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问题在于我不想见任何人，就是这样。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塞林格问道。他此刻显然非常关心眼前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想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
“我真的不知道。”
“你妻子在哪儿？”
“她在家里。”
“我的天，她肯定认为你是个疯子或有什么毛病。”
“不，”马汉安慰他，“我只是在赌自己或许能拿到这本书的版权。你知道，它真的很棒。”
“我只是对你不请自来这件事情感到很愤怒，”塞林格不想再去讨论书的事情。
“我也非常抱歉，我没有想到这会让你这么不开心。”
带着满腔的沮丧，塞林格说了一大段很是悲伤的话：“人们总是不能让我独自一个人静一静，他们总是待在房子周围，从窗户里窥视我的生活，这让我非常沮丧。他们把啤酒瓶扔在草地上，甚至打扰我的孩子。记者们一路跟着我......我真的觉得，你过来拜访我以及所有整件事情，都糟糕透了。”
他再一次问道：“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你不必对我负责任，”马汉提议道。
“但我真的觉得我是有责任的。”这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时刻。在写了这样一本令人感动，甚至警醒了许多人生活的小说之后，塞林格必须要考虑他的作品会对人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他要对此负责。是什么吸引了如此多的信徒到他的家门口来呢？（20多年之后，马克·大卫·查普曼会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杀害约翰·列侬的原因。）塞林格严苛的信条同他自身渴望举止得体、好好对待马汉的心情发生了冲突。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近乎怪异的自私和不想同任何人纠缠的元素，而塞林格是知道的。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着了魔一般说道：“你长途跋涉而来，”接着又重复了一遍，“可是我不能见你。”
马汉敏锐地注意到，“此刻塞林格看起来像是一个悲伤的小男孩，他碰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不知道怎样解决，也没办法逃避。”
对话在这里戛然而止。分别的时候，马汉向塞林格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塞林格能不能帮忙看看他母亲十年前发表在《好管家》上的一篇故事？值得赞扬的是，塞林格这一次倒是没有发脾气，也没有嘲笑这个请求。他只是很厌倦地表示自己并不想看。
“不行，真的不行”，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放在我这里，它要么就没人管，要么连找都找不到。但它对你来说，这肯定很珍贵。”走向杂货店的时候，塞林格转过身来又补充了一句：“不要把它留在我车里。”
马汉在旅馆退了房，但他还是不想离开科尼什镇，不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尽管塞林格坚决反对了他的计划，他似乎对这趟旅行的结果一点也不难过。思索再三，马汉在温莎的杂货店那儿喝咖啡的期间，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给塞林格写一封告别信，并且亲自送过去。他确实这样做了，踏着雪，带了一支手电筒，他来到了装有铁丝的门前。
透过厨房的窗户，他能看到塞林格正在准备晚餐，吹着口哨，很开心的样子。当马汉继续看的时候，一只白色的大萨摩耶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跳了出来，将他按在了地上，还用舌头舔他的耳朵。萨摩耶虽然很友善，但并不想从马汉身上离开。于是马汉只好大呼救命。“塞林格先生！”他喊道：“噢，塞林格先生！”
塞林格听到喊声出来了，看到马汉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不太好。“我的天，又是你！你到底想要什么？”他接受了那封信，又扶马汉站了起来，两个人一起向门廊走去。
“既然你亲自送过来了，那我还是读一下吧，”塞林格说完便将马汉留在了外面，他也没有给马汉一双靴子穿，就转身回屋了。等到再次回来的时候，塞林格没有提那封信。他用禅宗一般简洁的语言，只说了四个字：“夜雪七寸。”说话间，一片雪花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两人握手告别，塞林格向马汉说了再见。6小时后，马汉又回到了圣雷吉斯酒店，他给塞尔兹尼克讲述了这段发生在科尼什镇的奇遇。后者对他的胆量印象颇为深刻，便给他安排了一份在南美洲销售名下21部电影的工作。
但马汉和塞林格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963年5月，迈克·康诺利（Mike Connolly）在《好莱坞报道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专栏上发布了一则消息：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从他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版权交给了制片人比尔·马汉。他此前曾拒绝过许多顶级电影制作人，比如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和大卫·O·塞尔兹尼克。塞林格将会担任这部影片的技术指导，在拍摄的时候，他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将由凯尔·杜拉（Kier Dullea）来扮演。
马汉是否参与到了这则消息的发布中，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好莱坞常玩的把戏，但他很快写信给塞林格，否认自己与此事有任何联系。信中写道：“我发誓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关系，我对这则错误刊发的消息感到很抱歉。”科尼什镇之旅无疑使马汉交上了好运，他坦露正是这次旅行得以让他认识塞尔兹尼克，并在电影《带走她，她是我的》（Take Her, She’s Mine）的拍摄期间成功担任了导演亨利·科斯特（Henry Koster）的助理。马汉写在这封信结尾的最后一段话，一定让塞林格急得恨不得扯掉自己的头发。
我越想这件事情，越相信在这份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应该到这儿再拜访你一次，可能这一次你至少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谈一谈如何处理你的小说。
塞林格两天之后便回信了。他为什么要不嫌麻烦给马汉回信呢？什么都不说对他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可能这一次马汉的魅力真的起作用了，塞林格现在体会到了其中的喜剧效果，也看到了整件事情有多么荒诞。虽然他传达出的口信非常坚决，即这本小说不会被拍成任何一部电影，马汉也不应当再来拜访，但信中的语调却相当迷茫。
在这之后，马汉的职业生涯起起伏伏，他仍然在洛杉矶及周边地区活动。1963年他作为制片人拍摄了一部B级片，影片的名字叫“陌生情人”（Strange Lovers），讲述了男同性恋携带“在非自然恋爱世界中更进一步”的标语的故事。他同时还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辛迪加报业（syndicated newspaper）的专栏作家，涉及的题材主要是电影、电视和娱乐业。在说服演员杰弗里·亨特（Jeff Hunter）加盟电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的拍摄后，马汉赢得了1万美金的收入，外加20周的工作时间。他写了一本自传，讲述自己作为童星的经历，书名为《长得像秀兰·邓波儿的男孩》（The Boy Who Looks Like Shirley Temple），还与姐姐科琳合作写了一本小说——《The Moviola Man》。
1984年4月3日，在给塞林格写完最后一封信之后，写小说的愿望就在马汉心里生了根。他的情绪忧郁，刚刚经历离婚的他还在为生活奔波。他亲切地称呼塞林格为“杰里”，告诉塞林格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作家，还说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部小说，大概就是《The Moviola Man》。他宣称：“你会喜欢它的，你也会和它产生共鸣。你还要对它负责任。”责任——这个词再一次出现了。“它应该让你感到有些自豪，因为这是一本出色的小说——当然，我的新作还会更好。”马汉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新作还没有卖，但它总有一天会出来的。”他还补充道：“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确实应该对我负责任，就像很多年前你担心的那样，只不过今天的责任和过去不同罢了。”
这一次，塞林格没有再回信了。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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