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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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与票房齐飞的《金刚狼3》，引发的话题远远不止狼叔告别与漫改电影新路径。
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全国施行，《金刚狼3》成为国内首部被要求在线上、线下售票平台明确摆放“观影提示”的电影，此举被外界正向评价为“委婉的分级”。随后《金刚狼3》内地开画，舆论风向却又180°倒转——对删减14分钟的“剪刀手”行径的口诛笔伐，引发了如潮争议，“这些画面的删减，不仅在视觉上大打折扣，而且还破坏了剧情的完整度和连贯性”。
横遭“剪刀手”命运的不只《金刚狼3》。网络统计显示，自2010年至今，中国引进的限制级电影中，近八成都遭到了删减。有大量纳粹、毒品、同性镜头的《云图》，从172分钟缩减至134分钟；《被解放的姜戈》以半天上映就下线的离奇遭遇，成为一时笑柄；有日漫经典神作之称的《寄生兽》，也从两集压缩为一集。
中国电影同样未能幸免。张艺谋的《活着》，张元的《东宫西宫》，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贾樟柯的《天注定》，姜文的《鬼子来了》，娄烨的《颐和园》，田壮壮的《蓝风筝》……这些“禁片”是导演们永远难以解开的心结，其怒火也直指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次删减、每一次被禁，都会引发业内对于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大讨论。而当“剪刀手”对电影艺术调性产生实质伤害时，负面指控来得尤为猛烈。因而，对中国电影审查制进行理性地系统梳理，并找寻海外——尤其是美国分级制的借鉴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1他山之石：
美国人也曾为审查头疼百年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历来被中国网友奉为尊重艺术创作自由的圭臬，但谈及其历史演变却又语焉不详。通过对其历时的梳理却又清晰发现，罗马并非一日建成。
事实上，自电影诞生之日起，美国实行的就是电影审查制度：1911年，美国各州成立审查委员会，其工作是删减和禁映；1918年，《一个国家的诞生》引发了电影内容预先审查与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保护的讨论，其结果是电影无权享受“言论自由”的保护；1930年著名的《海斯法典》问世，12条内容对涉及犯罪、庸俗、淫秽、渎神、服装、舞蹈、宗教、外景地、民族感情、片名及令人厌恶的事物共12个方面进行限制。
保守的《海斯法典》在1949年宿命般地与电影《奇迹》“相逢”。影片因被判“渎神”而禁映，片方随即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随后，联邦法院以全票判决片方胜诉，并首次将电影划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达自由保护范围——在海洋法系的美国，《奇迹》案的判决，直接导致了电影审查制度向分级制度转变。至此，行业自律逐渐代替行政管控，成为电影治理的主流。
1968年，以美国电影协会（MPAA）为首的行业协会联合宣布了自愿性质的美国电影分级制，规定共有4级；1984年，延续至今的5级分级制度终于形成：
G级，即大众级。所有年龄均可观看，如《音乐之声》《狮子王》《玩具总动员》；
PG级，普通辅导级。有一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如《星球大战》《小鬼当家》；
PG-13级，即特别辅导级。13岁以下儿童尤其需要父母陪同观看，如《侏罗纪公园》《加勒比海盗》；
R级，即限制级。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陪伴才能观看，如《异形》，以及此次风口浪尖的《金刚狼3》；
NC-17级，17岁以下不可观看。有大量吸毒或暴力、脏话镜头，该类影片数量稀少，代表作《午夜牛郎》（获奖时是X级电影，即NC-17的前身）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李安《色戒》在北美也是这个分级。
梳理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从电影审查到电影分级，美国的电影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政府强行干预，到行业自愿分级的漫长历程。现行的美国电影分级制度，在政府、行业与受众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不仅避免了官方审查，又调节了电影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满足了观众的多元影视需求。这是审查制度与自由表达博弈后的结果，也是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体现。
2
三省吾身：
以审查代替分级的中国现式逻辑
如果说美国的“行业自愿分级制度”，其终极目标是避开来自政府的内容审查，为自身博得公映空间，从而完成商业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政府主导电影行业走向，其政策演变同样有其内在历史逻辑。
因某些众所周知的历史问题，文革期间的中国电影只剩“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革命电影，以及少数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影片；文革之后，曾被打为“毒草”的影片重新筛选公映，还出现了以谢晋导演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为代表的伤痕电影；上世纪80年代，电影业被确定为企业性质，电影局由文化部划归广电部，开“影视合流”先河。
90年代开启电影业全面体制改革，为此后的院线制改革奠定基础；进入新世纪后，《电影管理条例》《电影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规法律接连出台，“经济上松，思想上紧，松紧结合，管放兼有”一以贯之。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本月初出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依旧对电影分级制度，仅仅以“电影放映可能引起未成年人等观众身体或者心理不适的，应当予以提示”加以说明。更因《金刚狼3》长达14分钟的删减，再度让电影审查的批评声不绝于耳。
综合来看，被网友们吐槽的“剪刀手”背负了多宗“罪”：
审查主体不合理。从公开的电影审查委员会组成来看，政府官员占据主导地位，中老年人又是其主力军；
审查标准不明确。尽管有不得危害国家统一、社会公德等定性条款，却基本没有细节规定；
审查程序不透明，人治色彩浓厚。对涉及政治、色情等内容管制严格，对暴力、粗俗内容却管制较松；
价值判断高于审美判断。例如抗日神片神剧“手撕鬼子”尽管血腥，却很少被删减；
缺乏连贯性与稳定性，时松时紧的审查尺度导致中美标准不一——如在北美被定为限制级的《达·芬奇密码》、《拯救大兵瑞恩》在国内畅通无阻，而在国内通过审查的《三枪拍案惊奇》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却在北美成为了限制级。
具体到《金刚狼3》电影里，“暴力”被当做影片的血肉，“是用暴力展示了令人胆颤的杀戮世界”，而并非商业噱头；而在被删减之后，影片的“节奏直接被打乱”，反倒让“删节部分”登上了互联网热搜榜。
3
中西分野：
“集权”与“分权”视角下的电影管理
那么，既然以审查代替分级已经招致如潮批评，为何依旧难产？
让我们先回顾美国历史上两部著名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与《奇迹》，两部电影的司法判决引导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走向。无论是保守的《海斯法典》，还是美国电影协会力推的电影分级制，其落脚点都在电影的本质判断之上：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商业产业属性，到底哪个更重要？在国内，答案似乎有些不言自明。
如果说审查制是行政主导，体现着官方意识与行政干预，那么分级制的精髓在于“自治”，来自电影自治协会、从业者、观众、学者将成为官方替代者，行使市场准入的权力。在这里，“审查主体者”的权力将被分散，其角色转变也会相当剧烈。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野，则是中国众多制度出台的社会语境——电影审查制度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中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来自法国的积极自由，更多地强调把权利让渡给国家，因为国家有能力让我们感受到自由；美国则是消极自由的拥趸，过多的国家干预常被看做是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并侵犯了基本自由。
此外，集体主义依旧在价值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国家意志、社会稳定、公民道德、尊重自由和个体权利等价值取向依旧处于较低位阶。当然，电影观众水平与趣味参差不齐，有着地域、城乡、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等诸多差别，适应分级制同样尚需时日。
凡此种种，构成了《电影产业促进法》中电影分级制度依然云遮雾绕的现状，却也彰显出其强悍的现实逻辑。
4
路在何方：
“中国特色”依旧是破题路径
与其为“剪刀手”怒不可遏，不如探讨电影分级制度在中国的前景，以及现有审查制度下的艺术创作。从美国电影分级制跌宕起伏的历史来看，适合中国现实土壤的分级制度绝非能够一蹴而就——经过百年探索之后方始完善的美国经验，无不在告诫中国同行们，积跬步才能至千里。
早已有提案指出，中国或可实行三级制或两级制。三级制大体上是：适合所有观众观看、对青少年与儿童加以辅导或限制观看、禁止未成年人观看，但第二级需要有更加具体的划分标准。二级制则更为简单，分为所有人观看及未成年人禁止观看两个部分。
分级制+管理制”的混合模式，则被当做是现实与理想的妥协产物，因而更具备实操性。一方面，保留了审查以符合现有国情；又提示分级，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暴力色情之侵袭，也满足不同观影需求。《电影产业促进法》正是有此萌芽。
“强制性+建议性”模式也是一种破题思路，香港既是此中范例。在二级制的划分之下，对于所有观众可观看与未成年人禁止观看两个层级，用立法方式明确规定；而在还未明确划分的“中间级别”，用非强制性的“指导建议”，让观众能弹性安排。
当中国电影人在感叹审查制度扼杀艺术创作活力之时，伊朗导演伊斯哈·法哈蒂用两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小金人，证明了“带着镣铐跳舞”的艺术魔力。事实上，中国的新生代导演们已经在电影审查机制之下，慢慢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类型片之路。
一如宁浩热卖的公路喜剧《心花路放》，其泡妞、一夜情、招妓甚至同性恋在电影中赫然出现，丝毫不受“剪刀手”影响。是“紧箍咒”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吗？并不是，这些元素几乎是为情节服务，并不是其呈现重点——在一系列插科打诨式的消费式呈现后，影片最终回归到人间温情的主流价值观。而这，才是电影真正传递的价值归宿。
当然，并非中国电影人都愿意逆来顺受，批评和赞美都一样，都是电影从业者们怀揣着光影大梦，推动着历史巨轮，步履维艰却又义无反顾地前行。
出品 | 锋芒影视舆情研究智库
主 编 | 文 山 责 编 | 穆 逸
视 觉 | 卓 鹏 校 对 | 官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