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懦夫:我的校园霸凌记忆

在保护者缺失的童年,被施暴的孩子逃避痛苦的方法有两种:在幻想中打败他们,或者沉默以待。他们手足无措,不得不变成懦夫。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记忆被局限在鄂北某个县城的一条长街上。西街头是低矮平房的家,另一头是学校。我记得太阳总是从那头上升,在家的背后落下。太阳和长街就是我的全世界。

但10岁发生的事,常使我逃避有关那个春天的所有回忆。长达一个月,我遭受了数十次密集、持久的殴打,我孤立无援,难以挣脱。

施暴的地点,是那间坐北朝南的三楼教室。引发暴力的原因已不重要了。事实上,年幼的施暴者们,常常不特定地选择对象——只要你打不过他们,并且你没有援手。

带头者叫小鹏,是一名转校生。校服年代,在颇有凉意的早春,他常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这身装束很显眼。他个头不高,皮肤异常得白,头发和眉毛掺着淡黄色——看起来像患了轻微白化病。我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样子,或许意味着我从未原谅他。

我记得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当地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源于这样的背景,他才得以破例离开偏远小镇,进入这所城里最好的小学——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逃避那个春天,但仍然怀念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得无可挑剔。那是我的启蒙阶段,意味着一切都是新的。

那也是计划生育实行不久的年代,小学一个班级大约有90人,男女各半。现在回望,90人的这个集体就是一个小社会,已经有了成年社会的种种。

他生性好动。刚来不久,便在课堂上惹得老师们不满。但在课余时间,他很快就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对于小学生们来说,每个月10元的零花钱就是一笔巨款。5毛钱的面鱼,1块钱的软糖,是孩子们课下社交的利器。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看起来乐善好施,有时也让他显得彬彬有礼。

我童年则营养不良,那时个头尚不足1.4米,常年坐第一排。小鹏转来的第一天,便被安排和我同桌。我自幼辗转多地,与他境遇相似。现在回忆起来,我起初与他关系不错。在和平期间,我们关系一度紧密。我记得在某一个周末,他还曾约我去过一次游戏机房。

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多大意义。

每个周六(按照学校规定),全校学生会参与整个学校的清洁工作。我们班有八个组,我所在的一小组被安排打扫班级教室——我和小鹏负责扫地拖地。

老师安排完工作后便离开了。我的朋友可能不习惯这些体力劳动,显得烦躁不堪。那是6月的下午,天气已经很热了。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短袖,在教室的门口来回踱步,挥舞着手里的苕帚。

我扫完地后,走过去拍了拍小鹏的肩膀。他转过头看着我。

“干什么?”

“该你拖地了。”

“我不拖。你拖吧!”

我感到不可思议,告诉他,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做完卫生,我只能向老师报告。

时隔二十二年,我已经记不清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能记住的,是他突然用身体将我从门口一路撞到了讲台的另一侧——他用手里的苕帚拍打着我的头,细苕秆戳在我的脸上、耳朵上。我不得不用胳膊护着脑袋,避免受伤。

小鹏尖叫着拍打着我,这过程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你去拖地,”他停下手中的苕帚说,“还有,如果敢把这事告诉老师和家长,你肯定完蛋。”

我被打懵了,含着眼泪把教室拖了一遍。临末,他特别细心地告诉我“把眼泪擦干净”。

因为没有表面伤痕,我被打的事没有被人发现。那时我在想,或许是他心情不好,又或许是我要报告老师的警告激怒了他。我曾判断这是一次突发事件,毕竟在10岁的小学生之间,打架是常有的事。

但我想错了。时隔多年,在接触了大量的刑事、家暴和纠纷事件后,我明白当这些“突发事件”在没有得到有效干预之前,它将被扩大为一种习惯性的恶行。

第二次施暴,发生在一周后的上午。那天我做完课间操后,先回来做作业。刚进教室,我便看见小鹏坐在座位上。

我低下头,坐到他身边。

“你是不是不服气?”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索性趴在桌子上。

可能是这个动作惹怒了他。他忽然站起身,抬脚把我踹倒在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把脚踩在了我的头上。

“你是不是不服气?说!”

“不是……”我服软了。他把脚撤开。

这时有两个男生走进教室,我躺在地上,抬头看了看他们。

小鹏显得有些兴奋,招手让他们过来。

“你们踩着他。”

那两个同学便一声不吭地用脚踩住我。这时,小鹏把木凳子放在我的背上,坐了上去。

四只凳脚刚好压住我的上身。另外两个同学分别踩住了我的头和腿,使我无法挣扎。这一幕记忆犹新,他一边用力晃动着凳子增加我的痛苦,一边欢呼着胜利。

另外两人也跟着笑起来,他们的笑声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耳边。想想那个场景,在三个孩子和一只凳子的脚下,我的脸被迫贴在水泥地上,双手企图用力撑开——这种姿势持续了大约3分钟,但时间漫长得叫人绝望。

这起事件让他们三人结成了殴打我的同盟。起初,他们还只是找机会施以痛手,比如在课间忽然踹我一脚,扇我一耳光。后来他们发现,对于我的警告颇有效果——老师和家长并没有发现他们的秘密。所以此后,被殴打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不久,他们与我约定,每天午后上课前,我必须提早半小时、在其他同学之前赶到教室。这个约定意味着,中午时分,我必须快马加鞭回到家里,匆匆吃完饭,赶赴殴打现场。

他们惯常用的方式,便是把我当垫布。现在想想,这种羞辱性的施暴,是人性最难以言说的那部分,是一种幽玄。在他们那儿,这幽玄表现为纯粹暴力。而我则自知处境,不幸充当了那被征服的一块物件。

殴打和羞辱在持续。那段黑色时间里,上学成为一件令人惊恐的事情,但我毫无办法。

在保护者缺失的童年,被施暴的孩子逃避痛苦的方法有两种:在幻想中打败他们,或者沉默以待。他们手足无措,不得不变成懦夫。

我曾幻想过很多种对抗暴力的方法。我记得那时候郑渊洁在童话《皮皮鲁》里说,可以用高压锅蒸软的板砖,表演给他们看——我曾照章计划,但终究因为缺乏操作性而放弃。

我也曾幻想吃下一种神奇的食物:比如一块被施过魔法的米花糖,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绝地反扑。我吃过很多米花糖,终究也没有幻想成真。

多年以后,当读着黑塞的《少年彷徨时》——男主人公在幼年时相似的境遇时,我潸然泪下。

只是在我这段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没有出现那位叫“该隐”的朋友。我自幼生活在单亲独生家庭中,没有父亲也没有兄长。

我也曾试图告诉母亲,以期获得一个孩子应该得到的保护。然而我害怕告发这秘密。它可能会引发更为危险的遭遇,也可能使我期待无所倚靠。

我愈发沉默,这是我怯懦的源头。在往后20多年的岁月中,我游走四方,企图对抗这怯懦。但我知道,沉默和怯懦,可能贯穿我的余生。

在持续的殴打中,我开始慢慢学会了忍受,不再挣扎,也不会哭喊。

是的,一个10岁的孩子在被欺凌的过程中,认识到或许是命该如此,理应承受。

“你为什么不哭?”有一次,小鹏用力踹完我后好奇地问道。

我没有说话。他们停了手。我持久的沉默,让他们开始感到厌烦,很快便离开了。

我趴在地上,很久没有起身,因为站着与趴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老师也来了。她发现我倒在地上,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她可能看见我脸上的脚印。

我爬了起来。“摔倒了。”

最终,我母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周日早上,我坐在堂屋的沙发上看电视里播放的《西游记》。母亲在里屋接电话,大约和对方谈了十分钟。她出来后,阴沉着脸。

电视里,唐僧刚好被金角大王抓进山洞。

她一声不吭,坐到我身边。许久,她面无表情地说道:“愚木头(懦夫)才会被人欺负。”

我扭头看她,她没有看我。

回到学校后,我便被换了座位。换座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小鹏正眼也没有瞧过我。

直到3年后毕业,他没有再殴打我,也没有说过话。持续一个月的黑暗经历,我曾感到那是世界末日。末日却以我想象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几年之后,我们进入了同一所高中。再后来,他中途退学,听说去了乌克兰念书,一直念到音讯全无。

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不再恨他了。有时我在想,假如他后来为此二忏悔,我也将因此解脱。

一晃22年。我曾遭遇的痛苦,在时代快速改变的今天,在相似的空间里接力上演着。

我现在选择把它讲出来,是为了想说,这痛苦不仅是殴打所致。淤青会消,垃圾桶会被倒掉。但不要乐观地去低估一个孩子的记忆。他们的身体在长大,他们的恨、恐惧、被沉默裹挟的孤独感也会长大。那些阴影将伴随他们一生。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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