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卡斯特罗生前访谈:我们没有为获得权力沾沾自喜,或者走向滥用权力

“肯尼迪的死触动了我,我非常悲伤。如果评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和军事家,毛泽东都会被算进去。”

本文选自《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一书,该书为法国《外交世界》月刊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2003年至2005年间对卡斯特罗的100个小时的长篇访谈。

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在很多演讲和访问中都曾多次提到你的最终继承者的问题——一旦你不再领导古巴,这个国家将发生什么。你如何看待一个没有卡斯特罗的未来的古巴?

卡斯特罗:好,我来简单说一下。我已经谈过,随着我的死亡一天天临近,我们有一些计划。很早以前,我比现在更一言九鼎,因为我们还需要同很多观念做斗争,同时还有大量的说服工作。我跟你说过,当时有很多偏见,而革命的法律随着时间也在不断发展。很多毒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处散播,包括种族偏见和反社会主义偏见。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提过,很长时间你都在担心自己可能被暗杀,你不得不考虑可能发生的情况。

卡斯特罗:你这是在直接问我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吧。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是的。我其实就是想问关于继承人的问题。

卡斯特罗:好,我跟你说,首先,一方面有很多暗杀阴谋存在,一方面我大权在握,扮演的角色比现在重要很多。当然,现在我的威望和我得到的信任也都空前高涨。

我前面跟你说过,我们研究各个地方的公众舆论。我们可谓带着显微镜追随公众舆论。我可以告诉你哈瓦那或者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公众舆论及其反对意见。其中绝大部分(对我们)持赞成态度。

在经过46年的斗争和经历后,我们的威望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这些经过枪林弹雨带领国家走向独立的领导者威望都非常高。

另一个优势是年龄。机缘很重要,一个人可能很早就被判死刑,可能自然死亡,也有可能死于暗杀,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积累现有的经验不算什么伟大优点。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们长久以来始终忠于我们的理想和原则,没有为获得权力沾沾自喜,或者走向滥用权力的危险——这在人类中非常常见

过去,我当然明白暗杀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提出了我的继承人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劳尔曾被认为是比我更彻底的革命家。我自己感觉他即使不比我更彻底,但起码和我一样彻底。从他在共青团时开始,人们就这么想了。我知道人们为此感到担忧。这是一方面。

第二,我认为,我可以重申,最有威望、最有经验、也最有能力坐上这个位置的人是劳尔。我告诉过你,他如何在Moncada被囚,然后他如何扭转了整个局势。他如何将第二战线上四分五裂的纵队组织起来。然后,作为一个军队将领和政治家,他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他供职于军队……我很严肃也很公平地说,他已经是众人的导师。他是如今最有威望的人,人民对他非常信任。

我们很早就开始讨论继承人的问题。1959年1月1日,革命刚刚成功,我32岁,劳尔的生日是6月,他还不满28岁。我们的人生道路都还很漫长。但当时很多暗杀是针对劳尔的,当然,我是第一目标,因为他是党的第二把手和古巴第一任副主席——这些也带给他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权威。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假设由于某种原因你过世,劳尔是否会成为你毫无争议的继承者?

卡斯特罗:假如明天我发生了意外,我非常确信,召开的国民大会会选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政治局会议也会选举他。

但这些年他也上了年纪,这仍然是一个代际问题。很幸运,我们这些完成革命的人培养了三代人。当然,我们都没有忘记那些先烈,马克思-列 宁 主 义 的 政 党 thePopularSocialistPatry的领导者。然后是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然后是新一代成长起来。扫盲运动中的男女们,打击强盗的斗争,打击恐怖分子的斗争,猪湾的战役,那些经历过十月导弹危机的人们……很多很有历史意义的人;科学家、技术工人、劳动英雄、知识分子和教师——这是另外一代人。此外是那些还在共青团中的年轻人,大学生、社会工作者。我们同他们也联系紧密。我们同年轻人和学生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的意思是,你真正的接班人不只是一个人,不只是劳尔,而是整整的一代人?

卡斯特罗:是的。已经有一些年轻人成功接班。我很自信这样说,也一直在这么说。但是我们也意识到有很多危险因素在威胁着革命进程。存在着一些主观主义错误……我们对没有发现这些错误的趋势和这些错误负有责任。今天,这些都被克服了。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一代已经成长。我们那一代中最年轻的——比如劳尔,只比我年轻4岁而已。

鉴于我们这一代人权威犹存,第一代人仍在同新一代合作。……这种方式可以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然后第四代。我很清楚第四代的年轻人在想什么。看看那些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们的演讲,多么的富有才华!

我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的人才——那些孩子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打动人。谁知道会有多少天才在这些人当中。我坚持一个理论:天才无处不在。他们分布在各个领域:计算机、音乐或者机械。某些人有这个领域的天才,某些人则是另一个领域。现在,我们培育和发展了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将会看到成果。数年之后,度过了特殊时期的800万人将宣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对此抱很大的希望。因为我清楚看到,第四代拥有的知识,是我们第一代的三倍到四倍,要可能比第二代多三倍,可能是第三代的两倍半。

告诉你吧,越来越多的人到古巴,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这个社会取得的成就,而不是来看古巴的海滩。我们正在做一些振奋人心的事情。我们这样的小国,能够为联合国“扫除非常艾滋病计划”输送所需人才。今天,那些计划如果没有古巴医生,根本难以开展。在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联合国也找不到1000个医生到过我们的医生前往的地方。说1000个还是夸大了,天知道能找到多少。在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领导峰会之后,我们为联合国输送了几千名博士生到贫困国家,以帮助他们的发展。现在,仅仅在非洲地区就有超过3000名。40多年的封锁和10年的特殊时期,创造了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不是通过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刺激创造的。

领袖们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在你认识的政治领袖中,谁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卡斯特罗:让我想下。切。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是我认识的最超凡脱俗的一个人,也是我所认识的最高贵、最特别、最无私的人之一。纳尔逊·曼德拉是我最欣赏的人之一,因为他的价值、他的历史和他的抗争。同时代的国外领导人,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是江泽民。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多年,我的判断建立在广泛的接触和长时间的交情基础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在同时代的西方世界政治家中,我认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之一是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我见过他,跟他交谈很多。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和非凡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

谈到西方,另外一个我很熟悉的领导人是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我认为他非常有责任感、诚实、有能力。我非常欣赏和尊敬他。他是被暗杀的,他的死在当时的奇怪环境下是一个巨大损失。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从没接触过肯尼迪本人。

卡斯特罗:是的,没有。我认为肯尼迪是一个非常有激情、非常聪明、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人。他总是在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他可能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美国最优秀的人之一。他曾经犯过错误。他曾经为1961年的猪湾入侵开了绿灯,但是那次行动不是他自己准备的,那是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搞出来的,他只是没有及时制止。他还纵容了中央情报局的很多活动。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第一批暗杀我和其他世界领导人的计划被制定出来。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是他个人的阴谋。但是很难想象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在没有得到高层和总统的支持下,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可能容忍或者允许他自己模棱两可的话被中央情报局扭曲。

与此同时,我清楚地看到,尽管肯尼迪犯了些错误——而且还有一些是道德上的错误,他却是一个勇于纠正那些错误的人。他拥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美国的政策。在他的错误中,还包括越南战争。由于他的激情、他对军方的无暇顾及和他对美国实力的高估,他把他的国家带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他犯了错误,但是我重申,他是一个杰出的、勇敢的人。我以前说过,我认为,假如肯尼迪躲过暗杀,他可能会使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得到改善。因为猪湾事件和十月危机让他很受震撼。我不认为他轻视古巴人民。他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欣赏我们民族的勇气和坚韧等品格。

1962年12月29日,肯尼迪在迈阿密看望老兵。其中有些是参加猪湾事件的老兵。猪湾事件是1961年4月17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向古巴革命政府进行的一次武装进攻。猪湾登陆遭到卡斯特罗的强烈反抗,很多人成为人质,后被美国以金钱换回。

他被刺杀的那天,我正在同法国记者让·达尼埃尔(JeanDaniel)谈话。肯尼迪托他带口信给我,我们之间的交流就这样建立起来,这会对改善我们的关系非常有益。

他的死触动了我,我非常悲伤。当然,他是一个对手,但对他的死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有才华和有价值的对手。同时让我感到难过的还有他被杀的方式。那是懦夫般的暗杀,这是政治犯罪。对他的死,我愤怒、批判且悲伤。

一个如此杰出的对手,我不认为他应该这样结束生命。

他的被刺也引发了我的忧虑。他在这个国家本有足够的权威去影响和改善美国同古巴的关系,但是他被从这个舞台上带走了。肯尼迪想要改善的意愿可以从那位法国记者和我的谈话中得到证明。让·达尼埃尔(JeanDaniel)为我带来了一些肯尼迪非常重要的话。肯尼迪说,由于自己在十月危机中备受煎熬,因此,“去跟卡斯特罗谈谈,然后回来告诉我他在想什么”。话音刚落,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就传来了。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跟海明威很熟吗?

卡斯特罗:我非常想跟他更熟。他喜欢古巴,他热爱这个岛屿。他留给我们很多——他的图书馆,还有他的房子,今天是个博物馆。在革命的第一年,我和他交谈过两次,但都很简短。假如海明威多活几年,我们可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成为更密切的朋友。

他的很多小说我都读过不止一次。很多,比如《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他总是让他的主人公自言自语。这是我最喜欢海明威的地方——独白。最典型的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老人与海》。

对他这个人,我了解不多,但他的习惯、他的实践和他的物品向我表明,他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书就是他的自画像,描述他生命中所经历的传奇冒险,以及他没能经历但却非常想拥有的经历。我真心欣赏他对冒险经历的热爱。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认识毛泽东吗?

卡斯特罗:不,我不认识毛。我也没有机会见到胡志明,我认为胡志明是一个有着清晰和明确哲学思维的领导人。

毛泽东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毫无疑问,他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天才。他推动并且取得了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推翻了无能的蒋介石的统治。毫无疑问他书写了历史上最优秀的篇章。

1995年12月2日,卡斯特罗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并献上花圈。菲德尔曾送给毛泽东一把刻着西班牙语毛泽东名字的手枪。令菲德尔颇为遗憾的是,尽管他和毛泽东神交已交,但一直未能见面。

但同时,我确信,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是右倾错误,而是左倾错误,或者,是极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践革命理想的方式非常之严酷和不合时宜。我认为,极端左倾政策的后果,是随之而来中国向右转。因为所有大的错误都会形成反弹:极端的左倾某种程度上会带来偏右的倾向和政策。

我并不是说革命在中国失败了。这个国家正在寻找正确的道路。毛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有非常巨大的历史价值,是个伟大的天才,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犯了致命错误。看到个人崇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实在让人震惊。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你认识邓小平吗?

卡斯特罗:不,但我非常想认识。

在你的问题开始时,你问我哪个领导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我从格瓦拉开始讲起,一个拉美人。但是我忘记提到另一个非常出色的,一开始就打动了我的拉美人:查韦斯。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20世纪后半叶,有没有你非常后悔没有结识的领导者?

卡斯特罗:我提到过胡志明。我也很想认识毛。但当时不可能。因为中苏冲突带来了很多问题和分歧。如果评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和军事家,毛泽东都会被算进去。我难以忘怀的是,毛在临终前要求中国和苏联放弃分歧,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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