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纳粹党人

04/01

“我来这儿找一个纳粹党卫军军官。”我告诉柏林档案馆的哨兵。他肌肉发达,身穿制服,从哨岗窗口看着我。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

“在‘第三帝国’时期,这里曾是阿道夫·希特勒护卫分队的军营。”

“那个人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我用德语补了一句,向哨兵抱以歉意的微笑。

他给了我一张通行证和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件德国军大衣,一侧印着一只黑鹰,锋利的红爪看上去好像可以挖出我的双眼。哨兵随后将我领到一栋楼前,那里距离营地只有几百码远。

穿过几扇玻璃门,我抵达前台并完成了登记。管理员是一名金发及肩的女性,她让我将袋子和大衣放在存衣处,只带上白色塑料袋里“绝对必需”的物品。五分钟之后,我返回前台,手里拿着塑料袋。管理员问我在找什么。

“我想找一个党卫军军官,1944年他在波兰救了我母亲一命,”我回答说,“我知道一些他的事迹,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向人们强调, “我在找的纳粹,可能是一个好纳粹”呢?是我正试图保护他们的感受,还是尝试保护我自己?

“不,我们没法帮你,”她语气平淡,脸上露出一丝愁容,“没有他们家庭的许可,你不能得到这些人的姓名。”她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决心保持耐心,尽管对我而言,这种美德只出现在特殊场合。但现在就是特殊场合,我下定决心,露出孩童般甜美的笑容。“也许你可以帮我找到1944年时服务于拉多姆监狱(Radom Prison)的人员清单,然后我们可以从那里入手?”我镇定地问道,希望有一份公众可以触及的名册。但是,我没有掌握太多的信息。我知道我要找的那个人来自乌克兰,是一名军官,并且有着虐待女性的暴名,但我觉得最后一点不会对我有太大帮助。如果我可以拿到一份军官名册,我就可以缩小范围,只找乌克兰名字,他们的结尾通常是“-chko”、“-enko”、“-ovich”,或者“-iuk”。

“如果要找那种信息,我们起码得花六周的时间,”她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现场来要。你本该发电邮告知我们的。”

我之前发过电邮,结果被告知,档案馆的研究员们对这种搜寻无能为力,如果我想要上门寻找,我可以自己来查。所以,我说,我来这儿了。我向她出示了邮件的打印件。

她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离开她的桌子,走出了房间。

跟希特勒保镖们的鬼魂共处一室,让我有些焦虑。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几个月前,我父亲在电话里跟我说:“我觉得你比你母亲还要想找到那个纳粹党人——你被迷住了!”

 

* * *

入迷始于2011年11月,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寒冷夜晚。我当时窝在沙发上,膝上放着电脑,敲出我工作邮件的最后部分。电视上,《购房人》(House Hunters)节目里的一对年轻情侣,正在决定是买一间高尔夫球场旁的三室公寓,还是另一间海景房。我一边看电视,一边搜索了一下我母亲的婚前姓名,多塞默(Dortheimer)。点开一个链接,我打开了一部达豪集中营解放之后拍的电影,由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和乔治·史蒂文斯(Georgs Stevens)拍摄,他们在采访一位多塞默先生,我的祖夫米特克(Mietek)。

“我们无比确信,我们的家人已经无一幸免。”他透过镜头看着我,以一口完美的英语说道。当时他34岁,体重只有84磅,瘦骨嶙峋,一身条纹囚服就好像挂在骨架上。

“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我的家人都还不曾见过这段视频,但我的犹太传统已经困扰了我很多年。我的母亲改信了基督教。小时候在澳大利亚,我会在浸礼会教堂里拍着手唱欢快的流行歌曲,然后在五旬节教堂里用方言吟诵,举起手臂,赞美基督。我知道我的祖父母,米特克和阿莉莎,都是不可知论者,而我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我从没有猜想过,我们的家庭会有许多跟世界大战相关的秘密。

我母亲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从加拿大寄来一封信,宣称是她的亲生父亲。她当时没有告诉我那封信的具体内容。后来,我十岁那年,我们从澳大利亚飞到多伦多,去见“迪克叔叔“(Uncle Dick),那是一个强壮的男人,有着深邃的棕色眼睛,橄榄色皮肤,谢顶的头上有数缕白头发。我知道他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但我当时年纪太小,猜不到事情原委。他的卧室挂着橘色窗帘,书架最上头摆着一张黑白照片,里面是年轻时候的迪克叔叔,一身波兰军装,硬顶帽下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我坐在他的膝上,告诉他他看起来有多么年轻帅气。“你当兵的时候,有拿枪射过人吗?”我问道。

“有过。”他回答。

他严峻的神情和严肃的目光让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我们一起待了六周,期间他很少走到户外陪我玩耍,反而更爱埋头于报刊书堆。

当我坐在他的膝上,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白色封皮书;里面都是关于波兰城堡、供电,还有诸多宏伟建筑的大幅照片。整本书用波兰语写成,于是他用低沉的男中音读出了这些地方的名字:格但斯克(Gdansk),乌亚兹多夫(Ujazdow),华沙(Warszawa),彼得科维采(Piotrkowice)。

“在战争之前,波兰是欧洲文化的重要中心,”他说着,眼中含泪,“现在,大部分都没了。”

* * *

在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米特科和我的祖母阿莉莎(Alicja)不是我真正的祖父母。当他们的脸在我脑边晃动,好像正在滚动、方向不明的棋子,我的头就会发晕。阿莉莎的妹妹伊莲娜(Irena)才是我的祖母。她25岁的时候被纳粹枪击身亡,当时她正和丈夫——那个我称作“迪克叔叔”的男人——还有他们11个月大的女儿乔西娅(Joasia),也就是我的母亲,一同躲在华沙城外。

1942年6月,伊莲娜在她父母位于奥尔拉大街(Orla Street)、富丽堂皇的家中生下乔西娅,那一带是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房子周围砌着3米多高的砖墙,把她家和其他地方隔开。占领华沙的德国人,把近40万犹太人——超过当时华沙30%的人口--赶进了一个3.4平方千米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密度大约是纽约市的7倍。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衣衫褴褛地蹲在街角哭泣,而他们骨瘦如柴的兄弟姐妹们就躺在身边,不过已经冻死了。

乔西娅出生后一个月,纳粹党卫军持枪冲进了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建筑物里,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他们把妇女儿童推搡下楼,走上大街。他们的武器则瞄准了那些老弱病者,将这些人射杀在床上,在大厅里。女人们尖叫着跑出庭院,老人们步履蹒跚。有些人带着包和手提箱,里面装着一双珍贵的鞋,一件披肩,或者最后一件银器。一个懵懂的孩子孤零零地站着,哭闹着要母亲。街上到处都能看见党卫军鞭打着人群,朝斯塔维基大街的(Stawki Street)乌姆什拉格广场(Umschlagplatz)走去。

一周的阴雨天也没有阻挡住一列又一列的火车带走一批批人。人们焦急地问:“今天轮到搜捕哪儿了?”

数千人在乌亚兹多夫广场上等待着,常常一等就是一整夜,四周都是铁丝网和机枪,前一天等待的人留下的排泄物散发着极其难闻的臭味。通往铁路的道路两侧,有两百个警察沿路排开警戒。而这些火车将会搭载着米特克的父亲、阿莉莎的双亲、兄弟、友人、叔伯阿姨,奔向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奔向他们生命的终点。

迪克碾碎了他从医生那儿要来的两片镇静剂,强迫乔西娅把它们吞下去。医生曾经警告说,这些药片可能会要了她的命。但等她沉沉入睡,瘫软在他的怀中,迪克轻轻地把她塞进一个背包,然后朝着莱什诺大街(Leszno Street)走去。那些强壮的犹太劳工,每天都会从那里离开贫民窟,到城市的雅利安(Aryan)地区做苦力,不过他们被驱逐的时间也会因此推迟。迪克偷溜进这支憔悴、眼窝深陷的男人队伍中,跟预先贿赂好的人交接,然后带着在背包里沉睡的乔西娅,离开了贫民窟。

莱什诺大街另一侧,德国人的爪牙和犹太人中的叛徒,在街上搜寻着紧张的目光,找寻隐藏在帽子下的黑发;以“转交给德国人”来威胁犹太人,进行抢劫勒索。迪克扫视到朋友罗曼·塔里科沃斯基(Roman Talikowski)在路边站着。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罗曼开始往其他地方走。迪克不远不近地跟着,绕着一个街角走了一圈,然后跟着罗曼走进了一间公寓,在黑暗之中,蹲藏在了书架背后。

* * *

中学毕业后,我旅行了一年,跟迪克一起住在多伦多。晚上,他喝完一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之后,我们就坐在他小餐厅的叠层桌边,听他讲过去的故事。29岁的时候,我又拜访过他一次,之后就跟丈夫一起搬去新英格兰。突然之间,我的身边全是犹太人。邻居和同事会庆祝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节日:赎罪日(Yom Kippur),光明节(Hanukah)还有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阿莉莎和米特克已经带着我母亲,一起融入了墨尔本的中产阶级,远离了充斥着腌制鲱鱼和圆顶小帽的犹太社区。在墨尔本的中产街区里,有着稻草般的头发、满脸雀斑的澳洲小孩,在薄切的白三明治面包上涂上一层厚厚的苦涩咸味酱(Vegemite),人们热情好客,但对阿莉莎手腕上的绿色数字文身并不过分好奇。因此,当我波士顿的邻居们邀请我去享用犹太逾越节薄饼(matzo)、纪念犹太人如何克服困境时,我家的经历就成了他们关注的话题。

重返澳大利亚度假的时候,我想方设法说服阿莉莎允许我采访她。在我成长期间,她极少提及那场战争。不过,《辛德勒的名单》改变了一切。我们本计划一起去看这部电影,但她后来跟一个朋友去看了,几天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一定还是要去看,”她恳请道,“那个发生在淋浴室里的场景,他们把所有女人推进淋浴室,女人们抬头看着淋浴喷头,想象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们会想到自己会被毒死?”

我在电话这头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就是战争在我眼中的模样。”

电影里,守卫们用波兰语和德语,粗声命令着几十个剃了头发、光着脚、浑身赤裸的女人,让她们快步跑进一个混凝土房间。女人们咬着自己颤抖的拳头,流着泪蜷缩在一起,抱住母亲、女儿,腿缠腿,胸挤胸,一边紧抓着陌生人的肋骨,一边抬头盯着房里的管道。

突然,灯熄了。黑暗中,尖叫声凝固,转变成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我听说过这场大屠杀。但这是第一次,它以现实的形式展现出来。它曾经发生在我爱的某个人身上。好几天,我都无法谈及这件事。

一周之后,阿莉莎要求在一家餐厅里跟我见面。我们点了红酒和一份丰富的烩饭。甜点上桌,我的祖母更是胃口大开。她描述了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会广场上的门格勒医生(Dr. Mengele),他那戴着白手套的双手,以及他如何抽打在她旁边冷得发抖的女人,把他们从队伍里推出来,杀掉或者用来在他的手术台上,做实验性的肢解手术。

这有点奇怪,是她而不是我母亲,告诉我这件事和这个充满凶手的比克瑙(Birkenau)军营。她一定早就知道,许多年之后,我会像狗刨骨头一样,寻找证据来完善那些由难以想象的罪恶形成的记忆。

我们坐在她休息室里的蓝色天鹅绒沙发上,开始录音采访,一道光从天花板落下,指向我们。她的书架上全是书,例如《奥斯维辛生还录》(Survival in Auschwitz ),这样的书名曾经吓坏了年幼时的我,我当时还正忙于在海滩上建起沙堡、不用马鞍跳上马背,以安抚马儿的恐慌情绪。

坐在她沙发边采访的时候,我知道了那个救了我母亲的纳粹军官。1944年1月,阿莉莎在小镇的锯木厂里被捕后,他在25公里外的拉多姆监狱里对她进行审问。她和丈夫米特克已经用假文件伪装成了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为了切合这一身份,她参加弥撒,碰触前额并在胸前画十字。她把波浪卷的赤褐色头发向后梳,将结实的辫子绕到颈后。她放弃了城市女孩的高跟鞋和紧身礼服,穿上不成形的衬衫和印花裙,遮挡住她纤细的颧骨和诱人的笑容。

七个月前,迪克付钱给一个天主教信女,让她把乔西娅带给阿莉莎。“每个人都害怕抚养她,”阿莉莎说,“所以我收养了她。”阿莉莎用童车载着19个月大的乔西娅往镇子走去,用毯子盖住乔西娅的脸,她的头发是危险的墨黑色,她的眼睛如同苦中泛甜的巧克力一般漆黑。

波兰警察抵达的那一天,阿莉莎从房子里跑出来,尖叫着冲到街上,恳请警察枪毙了她,而不要把她交给纳粹党人。在波兰全国的城镇广场上,到处可以看到被肢解的血淋淋的尸体被吊起来。乔西娅被留在婴儿床里,嚎啕大哭,手里紧紧抓着一只白色泰迪熊玩偶。

拉多姆监狱四周都是砖墙,墙上装有超过3.9米高的铁丝网。这是一个大部分处于帝国保安部控制下的虐待地狱。帝国保安部是安全警察和盖世太保的一部分,隶属于党卫军和第三帝国的情报机构。拉多姆监狱里,绝大多数囚犯都未能幸存。有些警卫会被描述成虐待狂,典型的就是党卫军中尉费迪南德·科赫(Obersturmführer Ferdinand Koch)。他一开始的习惯是用一大串金属钥匙抽打囚犯,接着是燃木,然后是扫帚。如果囚犯是犹太人,那就是用他金属尖头的鞋踢他们。科赫最喜欢的就是把犹太人推倒在地,不停地踢他们的头,直到他们的身体僵直发青。

阿莉莎的牢房在一楼,石墙散发着恐惧的气息,空气中是未洗过的身体的臭味。夜间守卫开灯的时候,黑色毯子里的虱子、跳蚤、蟑螂爬到天花板上,有些还掉在女人身上,她们正蜷缩在稻草垫铺着的角落里瑟瑟发抖。孤零零的窗户上盖了厚厚一层铁丝网,限制了光和空气的进入。男人从牢房后方的庭院里发出尖叫,科赫等人在那里用球棒狠狠殴打囚犯,用鞭子抽打他们,还命令他们在锋利的铁矿石渣碎片上赤脚爬行跳跃。

阿莉莎被铐上手铐,带往一公里外的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问。那是栋相当壮观的建筑,里面迷宫般密不透风的地下室牢房中,女人和男人被缚在管子上,排着队被施以虐待。

那个乌克兰军官就是负责审问她的人,“一个很可怕的家伙,会打所有人,”她说,“他经常念叨着‘上帝保佑,让这场战争结束,我们也都会平安无事’,所以,也许他有点反战吧,但他仍然打人——他打女人!”

不过她说,这个纳粹军官从来没有打过她。有一次,在审查文件来源的时候,阿莉莎一直被铐在阴暗牢房里的椅子上,他却中途离开了一阵。回来时,手里捧着一个碗。碗里飘出的香甜气味,足以让每一个只能喝定量的清汤寡水、已经骨瘦如柴的囚徒们受尽折磨。军官把碗放在了桌上。阿莉莎盯着碗,感到难以置信。碗里盛满了胡萝卜、谷物、番茄和卷心菜。

“我很抱歉,但今天是没有肉的,因为今天是周五。”他跟她说。

回到牢室里,阿莉莎把消息草草记在囚犯们称之为“石膏”的小纸片上,然后把它们卷起塞进面包片里。一个波兰守卫把她的纸条传给了米特克。之后,米特克把话传达给了纳粹军官。他说他有很有价值的情报,但他要和阿莉莎一起见他。

囚犯们听说了这次会面,谣言甚嚣尘上。“你们在为德国人收集间谍情报!”他们说。

一天早上,在盖世太保总部,一个军官把阿莉莎和米特克引到一间房里。这不像那些空旷的审问室,在审问室,鞭子按尺寸大小排放在桌子上,从小的木棍到大的橡胶鞭和皮鞭,还有不同粗细的电缆线。而这个房间更像是办公用的。数张空空的椅子排在一张木桌前,木桌后则是一把更大更舒服的椅子。

军官调开了守卫。他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让阿莉莎和米特克坐下。阿莉莎尴尬地拉了拉她的裙子。她的手上还戴着手铐,把她的手指放在腿上,滑到她袜子的顶部。接着,她解开了缠绕在大腿上的束身衣,奋力扯开,像用鞭子抽打一样把它拉断。然后,她把束身衣传递给了米特克。

“我想给你点儿东西。”米特克对着纳粹军官说,一边在衣服里摸索着。无数钻石从衣服的缝隙里掉了出来,还有装饰精美的耳环。米特克把这些闪闪发亮的宝石用手捧着,然后把它们放在桌上。在耳环旁边,他放上了数克拉大的钻戒。

这些珠宝曾经属于阿莉莎的母亲。盖世太保破门而入,要杀死伊莲娜的那天,伊莲娜正戴着这些珠宝。她赶忙取下内衣,把钻石缝进接缝里。数个小时以后,乔西娅在地板上爬着,拖着那些钻石,身边就是尸体。这就是迪克进门时所看到的景象。他带着乔西娅逃走了,之后把乔西娅和珠宝一起托付给了阿莉莎。现在,阿莉莎希望,家人留下的唯一一点东西可以帮帮乔西娅。

“当他看见那些耳环时,他几乎都要晕过去了,”阿莉莎这样形容那个纳粹军官,“他说他可以保证任何事情。”

“你想要什么?”军官问。

“我们想要你保证你会救下我们的孩子。”

纳粹军官开车驶进阿莉莎被拘捕时所在的城镇,找到了乔西娅,把她带到一间修道院。“不要伤害她一根汗毛。”他命令着。也许这就是传说开始的地方,如同一些教团姐妹最近告诉我的那样。

之后,在一次审问中,军官告诉了阿莉莎他把乔西娅安置在了哪里。

“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她说,“他不必这样做的,但他做到了。”

标题


* * *

在柏林,我在整齐码放的书架之中等待着,希望在某一页的某个地方,能够找到拉多姆军官的名册。如果我能把军官审问案例跟名单上的乌克兰人对应起来,我就可以找到阿莉莎的名字和囚犯编号。而她的监禁文件,我已经从波兰寄到德国,随身带在身边。

最终,管理员穿过一扇门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文件袋,里面装有我的邮件打印件。她在文件上加了一些标记,又问了我一次我在找什么。她从书架上拿给我一本黑皮书,内容包含了档案馆文件的参考编号和文件描述。我接过来,在一张桌边坐下。然后她帮我登入一台电脑,就走了。打开书,我把书的两端平放在桌上,随便翻了中间部分的一页。当我看到“拉多姆安全警察和保安处指挥官”(Kommandeur den Sipo und des SD Radom)时,我激动得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但我肚里打鼓。他叫什么名字?

我用铅笔记下了几个参考编号。弯腰靠近电脑屏幕,我输入了这几个数字,刷出几十个标题文件,例如“针对波兰公民的刑事诉讼”等等。

我告诉管理员,除了我递给她的那张纸上写着的东西,还有一些文件的参考编号之外,我没办法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那些文件写着诸如“安全警察和保安处下属的乌克兰刑警的亲人,1944”,但在电脑上无法浏览。

“也许我的同事可以帮你。”她说。她走向一个头发乌黑整齐、胡须浓厚的男人。在她对着他咕哝一番之后,男人回过头来,上下打量着我。他们两人一同返回前台,男人礼貌地告诉我,第二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再过来,他会为我准备一些阅读的文件。我点点头,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一路直接走到了档案馆的前台。希望有所发现的期待折磨着我。我四处寻找那个大胡子管理员,发现他正穿过房间,朝着我的方向,急急忙忙地跑来。但看上去,他并没有带来我想要的书。

最后,他让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但直到下午三点,都还没有任何文件出现的迹象。于是我开始近距离扫视书架上的书:《我们的行动月刊》(Aktion)……特雷布林卡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德国犹太人周报》(Juden)……《格罗斯·罗森集中营》(Großrosen)……我掏出手机,给我丈夫发去一条短信:

“我在柏林档案馆找一个杀人犯……看着这些描述抓捕和杀人的纳粹文件,感觉很怪异。我不太确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回信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这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会改变一些事情,即使你还不知道会改变些什么。所有这一切会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耐心一点。保持热忱。”

的确,那个纳粹党人救了我母亲,但我才是那个受益者。我的生命是一种赠与。这个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觉得我有一些并非理性的责任,去向他的儿女表达感激。这与原谅无关,至少不是在第三帝国(the Reich)对我的家庭犯下罪行之后。我很好奇,一个会抽打女性、让她们毁容的人,会怎么对待他自己的孩子。知道他的善举,也许可以帮助他们忍受那段他们无法选择的过去。

管理员把两本参考书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就像一个拿着烤鸡拼盘的服务生。他拉开一把椅子,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杆铅笔。我从档案馆的塑料袋里拿出监禁文件,重复了一次我在寻找“好的纳粹”,并在某一页顶端指出了阿莉莎的囚犯编号,希望管理员能够帮我把它跟一个军官对应起来。管理员询问着,用直线潦草地做出记号。然后,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甚至有点严峻。“这很复杂。会很困难。”他说。

“但我在找的这个人有乌克兰血统,”我告诉他,“应该不会有太多乌克兰裔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在拉多姆监狱里服务吧?”

”没错,这是个线索。我问问我的同事。”他说。

管理员平静地跟里屋的一个人交谈着。然后,他坐在我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对我耳语道:“这儿有很多乌克兰人。我会试试,但我不抱多大希望。你也知道,不可能按照囚犯的号码来搜寻。这些记录都是以军官的名字保存的,他们审问的案例也在这些名字之下。你要找的,方向反了。”

但是我想,假如就做一个反向的搜索,有了监狱的文件,我可以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入狱,又是什么时候离开。我能在前几页看到他们的假名,在最后几页看到他们的真名。这中间一定有审问的记录。也许是在里屋?他们用这些信息做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1944年到1945年,当盟军和苏联军队日益逼近时,为了销毁暴行的证据,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将数以万计的文件扔进了火中。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放弃。但我不能放弃。我曾经潜伏在网络论坛里,向战争爱好者和纳粹纪念品的收藏家们,抛出一个个拉多姆党卫军士兵的名字。我曾为此询问美国、以色利、波兰和德国的历史学者。我曾遍访波兰,现在来到了柏林。还有,就在我对阿莉莎的访问进行到最后、我按下录音机上“停止”键的前一刻,阿莉莎问我:“你觉得会有人对这些感兴趣吗?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曾经发生的事情。”

我向她保证,我会讲出她的故事。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了解这个纳粹军官,就没有真正了解这件事。她可能省去了许多难以启齿的细节,但他原来可以拿走珠宝然后杀了她。他受的训练也应该是让他杀了乔西娅。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一个犹太孩子。

“就算有可能,那也会很难。”管理员轻声说道,暴躁的我甚至都没注意到他的善意。 

“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候,身处那种环境,我们会怎么做,”我说,“即使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就这一件好事,也应该被记住。”

“是的。”管理员点了点头。他嘴唇的开合更加轻柔了。我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当我推开玻璃门,向外走去,寒秋的空气几乎吹炸了我的头发。我把大衣裹得更加严实,双手环腰以保持温暖。前警卫队军营的入口在前方隐隐约约,如同针眼。我向哨兵点点头致意,但空手而归令我感到沮丧。不过我向自己发誓,我不会半途而废,直到我向那个纳粹军官的家庭表达感激。

但当我走向火车站时,我想到了阿莉莎。“你会记得所有事情,”很多年前,她坐在蓝色沙发椅里,这样说着,眼神越过我,瞪着我身后的某一处,“你可能忘了那些名字,但你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一切。”

尽管我正在柏林寻找一个纳粹党人,但更重要的却是阿莉莎的勇气。那个纳粹军官曾握有绝对的权力,阿莉莎曾面临死亡。她没有用珠宝来拯救自己,而是赐予了另一个女人的孩子以生命。

- - - END - - -

Karen Kirsten正在撰写一本回忆录。她正忙于追寻她母亲的救命恩人们,并使其中五位获得勋章。

Vinnie Neuberg是Narratively的一名插图编辑和插画作者,在纽约工作。

翻译:黄璨 校订: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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