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宾的另一支笔:俄罗斯艺术大师回忆录中的文人交往与艺术评论

评论家列宾恐怕没有预见到,他颇有微词的法国印象派,在二十世纪艺术史的天空中光芒夺目,就像永远不落的太阳。而他推崇备至的几位同行,都不约而同地沦为“被贬低和被忽略的”。

按:曾创作过《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意外归来》等作品的俄国绘画大师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不仅是伟大的画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他的回忆录就展现了他的“另一支笔”的力量。

列宾的另一支笔

文 | 杨鹏

 (《读书》2019年5期新刊)

女人们开始画十字,孩子们高兴地尖叫。加尔梅克人骑着野马,像离弦的箭一样疾驰而去,一会儿便无影无踪,只剩下尘柱还在空中。大约四个钟头以后,马儿拖着懒散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着。加尔梅克人悠闲自在地骑在马背上,眯着只剩一条细缝的眼睛,让人觉得他在打盹儿。在旁边尖叫着观看驯服野马的一个小男孩,日后成为著名的画家。一八四四年出生的列宾,成长在今属乌克兰的顿涅茨河畔的草原上。中年成名之后,列宾陆续发表了一批回忆文章,在他去世七年之后的一九三七年,正式结集出版,成为一部洋洋洒洒的《列宾回忆录》。

“有几位艺术评论家,称我为哥萨克,这在我真是不胜荣幸。我出身于乌克兰屯垦军营中的军屯户。说到出身低微,从军屯户往下数,恐怕只有农奴了。”列宾的祖母和妈妈照料家里开的小客栈,爸爸和叔叔每年从顿河草原上赶回许多野马,请来“和马共有一个灵魂”的加尔梅克人将野马驯服之后出售。

列宾笔下的童年生活,就像是一组乌克兰的民间风情画。比如,建新房时对待木匠师傅要十分客气,“否则他们拿一副纸牌压在挂圣像的屋角下,结果闹起鬼来,逼得人只好放弃自己的新居”。新房子盖好,自家的人无论谁先进屋都会遭遇横祸。“于是请一位过路的行人,把一个装吃食的碗放进屋中央。然后把母猫放进去单独关在房子里。我们听见咪咪的叫声,好啦,晦气的事都归它承担了。”最后要满怀虔诚地把浸过十字架的河水,洒在所有房间的角落和家里每个人的后脑勺,然后“才能在刷得雪白的房间的新地板上尽情奔跑”。

[俄] 列宾著,殷涵、田斌译:《如烟往事:列宾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

少年列宾的艺术启蒙,不像他的同龄人雷诺阿那样,能够经常去卢浮宫欣赏名画。“我们村的教堂,绘有富丽堂皇的湿壁画,都是从伊萨基辅大教堂(彼得堡)临摹下来的……我从小对教堂里的壁画着迷,妈妈曾不止一次数落我:‘哎,这么丢人,在教堂里我简直害臊死了。旁人都规规矩矩地站着,诚心祈祷。只有你像傻瓜般张开嘴巴,甚至拿屁股对着圣像,一个劲儿呆看四壁上的大图画。’”

七八岁的小列宾,就开始画复活节的彩蛋拿到镇子上的店铺去卖。十五岁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圣像画师,教堂壁画的承包人“从一两百俄里以外远道跋涉,来请我出外做活”。十九岁的列宾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独自冒冒失失地来到帝都彼得堡求学。几个月后,他凭着超常的勤奋和天赋,获得进入美术学院的资格。

列宾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他的第一幅杰作诞生的过程。整个夏天和几个同伴乘船沿着伏尔加河旅行,搜集素材的途中遭遇各种趣事和波折。草稿完成之后,美术学院副院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极为欣赏,对列宾大加鼓励并立刻订购。《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一八七三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轰动一时。几年之后,列宾仍被俄国的交通部长当着其他画家的面呵斥:“是什么魔鬼支使你画这幅荒唐的画?你准是波兰人吧?……应该多表现一点爱国心,不要把破烂的包脚布抖搂出来,送到万国博览会对欧洲宣扬。”

回忆录的后半段,伴随着列宾和俄国艺术界几位重要人物的交往,刻画了许多不为他人所知的逸闻细节。列宾和托尔斯泰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密切交往,他们曾经多次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散步畅谈,也曾一道在托尔斯泰的庄园下河游泳,在参天密林中纵马奔驰。当托尔斯泰顶着八月的艳阳,为一户赤贫的寡妇家翻耕,“连续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扶着木犁,在黑土上耕出道道沟痕”,列宾就在一旁激动地画速写。

列宾《托尔斯泰耕地》

晚年陷入道德至上论的作家,免不了时常向画家朋友布道:“如今投身艺术简直是不道德的事,应该到乡村去做小学教师。……艺术就像是农夫犁地的时候,要求他避让田间的野花。”而信奉唯美主义的画家毫不动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翁)还假定艺术能表现善良的愿望,然而有什么必要这么复杂呢?……我将只支持艺术,如今只有它,而且只是它本身,才使我感兴趣。作者的任何良好愿望,都无法让我在低劣的图画前停留。”

一八九二年梁赞省发生饥荒,列宾坐着老伯爵(六十五岁)亲自驾的马拉雪橇,同去查看他操办的赈灾食堂。途中马陷在齐胸深的积雪里无法动弹,托尔斯泰一边指挥列宾帮忙,一边动手解下马的轭具,拉着马奋力爬出雪堆,“轻而易举地干完全部套车的活儿”,让雪橇载着他们冲下山坡,在冰冻的顿河上飞驰。

提到老师克拉姆斯柯依,列宾满怀感激和敬仰之情。为了学习画面的构图,克拉姆斯柯依叮嘱列宾,去看法国画家多雷绘制的《神曲》插图:“那才叫幻想,那才叫想象力呢!他的东西不适宜长久细看:既无素描功夫,也不讲究形式。可是背景和气氛多么可怕,一见难忘!”对于比自己年长两岁的画家库因芝,列宾不吝溢美之词,称他为“给艺术的新形式奠定基础的创新者,……在风景画方面,库因芝是位天才艺术家。达到出神入化地步的光,光的力量、光制造的幻觉,构成了他的目的”。画家谢洛夫从九岁起就跟随列宾学画。列宾动情地讲述了谢洛夫幼年时多么顽皮可爱,青年时多么才华横溢。看到卓有成就的弟子英年早逝(四十六岁),列宾无限叹惋:“艺术的宝石过早地离开了舞台。”

列宾为果戈理小说《圣诞节前夜》和《狂人日记》绘制的插图

列宾的好友作家迦尔洵,“眼睛非常漂亮,充满很腼腆的神情,常常蒙着一层神秘的泪水”。列宾以他为模特画了伊凡雷帝的儿子。当迦尔洵给列宾等几位朋友朗读文坛新手契诃夫的小说,“大部分听众——包括我自己——都提出非难,责备他写的东西缺乏情节和内容。‘这算什么?通篇没有完整的中心,没有思想!’迦尔洵含着泪水,用动人的声调为契诃夫的美妙成就辩解”。

整部回忆录满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动作和对话,时而深情,时而俏皮,交织着细腻铺陈的景物描写,偶尔闪过深沉的议论抒怀,全然就是果戈理的文风。两位“小俄罗斯人”(当时乌克兰人的别称)的家乡相距不远,心气相通是再自然不过了。更重要的是,果戈理正是列宾毕生最崇拜的作家。日后他为《狄康卡近乡夜话》《塔拉斯·布尔巴》和《狂人日记》等小说,都绘制了插图,其精致和数量远胜过他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作品插图。晚年的列宾特意为纪念果戈理一百周年诞辰(一九〇九年),创作了油画《果戈理焚稿》,画面上的作家在去世几天前的深夜,烧掉《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

列宾的《果戈理焚稿》

放下画笔、拿起钢笔的列宾,其才华和激情远远超出了业余消遣的程度。托尔斯泰晚年的家庭医生马科维茨基在日记(一九〇八年)里写道:某天几位朋友谈到列宾,一致称赞他是一位作家,在场的托尔斯泰不仅赞同,而且认为:“列宾除了具有巨大的才华,还是一个富有独创精神的人。”

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是列宾写于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的十封信。当时已经誉满全国的列宾(五十岁),前往中欧与西欧旅行。在行程中把所见所感寄给俄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列宾,在信中展开一个个犀利的艺术观点,和他作为画家一样,不愧为“富有独创精神的人”。

列宾非常推崇波兰画家马特义科(Jan Matejko,1838-1893)。“还没有从彼得堡出发,我就计划到克拉科夫,去拜访这位坚强热情的波兰人。”然而马特义科恰巧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去世,列宾只赶上参加他隆重的葬礼。俄国与波兰数百年的世仇,丝毫没有影响列宾的艺术价值评判,他在信中尊称马特义科为“历史画的莫希干人”。这种波澜壮阔、有数十个人物的巨幅历史画,终将后继无人而渐渐地消亡。

在慕尼黑,列宾花费了很多时间欣赏画家勃克林(Arnold BÖcklin,1827-1901)的作品。马特义科代表一种绘画题材的终结,而列宾眼中的这位“头等天才”、讲德语的瑞士人却是超前于时代,奏响了象征主义的序曲。神秘阴郁的巨石和水面、半人半兽的奇幻形象,是勃克林最钟爱的题材。列宾写道:“(对于勃克林的画)必须多看、久看,才能沉浸在一种只可意会的诗意感觉里,开始回忆起什么来,感到和艺术家的这个古怪世界的某种联系。”

一八九四年春季,列宾在巴黎观看一些画展之后,写下了他的真实感受:“印象派为保守的、带着浓厚褐色色彩和程式化结构的学院派艺术,送来一阵清风之后,任务也就完成了。接着,它自己跌进淡紫色、天蓝色和橙黄色反光的清规戒律里去了。……鲜明颜色的点和线,转变成反常的古怪章程,变成大吹大擂的效果。”不知莫奈看到这段话会做何感想。就在那一阶段,他正集中精力于《鲁昂大教堂》系列。“程式化的霓虹色彩”批评是否中肯,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莫奈《鲁昂大教堂》系列之一(来源:wikiart.org)

评论家列宾恐怕没有预见到,他颇有微词的法国印象派,在二十世纪艺术史的天空中光芒夺目,就像永远不落的太阳。而他推崇备至的几位同行,都不约而同地沦为“被贬低和被忽略的”。

以贡布里希的著作《艺术的故事》为例,这部影响极广的世界艺术通史,不仅没有出现任何俄国画家,而且忽略了波兰、捷克、巴尔干半岛等整个斯拉夫文化圈。包括勃克林的十八至十九世纪德语地区画家,也整体缺席。如果说《艺术的故事》重在艺术本质的探讨和优美的文笔,那么另外两本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巨著,更像是普及艺术的百科全书。《詹森艺术史》(第七版)、《加德纳艺术史》(第十二版),它们的选例容量都远远超过《艺术的故事》。中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大洋洲原住民艺术等“弱势”文化,都占有一定的篇幅。但是,与西欧比邻的中欧、南欧以及辨不清是欧非欧的俄国,全都被果断地剔除。丢勒到“桥社”之间数百年的德国绘画,寥寥几行便一笔带过。成书数十年来经过多次再版,适当地扩充了案例,但仍然没有触及上述列举的盲区。

以上三本巨著的公认价值,无须在这里赘述。考虑到一部书的篇幅和作者的精力,要涵盖数千年来的五大洲,涉及建筑、绘画、雕塑乃至摄影,选例有所疏漏本来无可厚非。况且任何选例都必然建立在个人好恶的基础上。问题在于,评论家列宾的选择不只是他个人青睐的几个孤例,而是意味着各自背后内容博大的“版块”。

把库因芝的代表作《乌克兰的傍晚》《白桦林》,和同时期西斯莱的风景画对比,谢洛夫的名作《少女和桃子》《阳光下的少女》,和莫里索的人像对比,就会发现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具有和法国平行的另一种“印象派”,无论风景还是人物,既有高度的抽象,也有强烈的自然光效果,然而气韵和技法却和法国印象派差异鲜明,就像果戈理比之于巴尔扎克。

左图、中图分别为库因芝的代表作《白桦林》和《乌克兰的傍晚》,右图为谢洛夫的《阳光下的少女》

列宾尤为欣赏马特义科的代表作之一,完成于一八八二年的《普鲁士效忠》。画面上的普鲁士大公,跪倒在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的脚下(一五二五年)。这绝不只是某个历史时刻的想象还原,不只是独特的美学魅力,而是一团炽烈的民族文化的火焰。以马特义科的历史人物画为线索,我们将“发现”囊括了自然科学和各门艺术的波兰“黄金时期”——十六世纪的波兰仅次于法国、西班牙,是无可争议的欧洲第三大强国。

马特义科的《普鲁士效忠》

一八九五年前后,毕沙罗正在巴黎创作《蒙马特大街》系列,就像一台加了诗意滤镜的照相机,记录饱满的生活情趣;几乎同时,勃克林创作的《死之岛》系列,却是只存在于画家头脑中的风景,讲述着不可言说的神秘。这种深邃的冷峻,可以回溯到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Caspar Friedrich,1774-1840),甚至更久远的,足以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北方精神。

勃克林《死之岛》版本之一

目前国内畅销的大多数艺术普及书籍,都是引进自英语世界。德语、俄语或者西班牙语撰写的艺术通史,想必有各自的太阳和各自的盲区吧,想必有很多和笔者口味接近的艺术爱好者,在等待这种有益健康的多样性。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自然要依赖高水平的译者。说到译者,这本从俄语直接翻译的《列宾回忆录》,译者殷涵、田彬的文笔优美流畅。三十多万字正文和俄文版的大量注释之外,还补充了近百条译者注,介绍当时俄国的风俗和文化背景。感谢两位译者,让中国的艺术爱好者知道了,即便在“现代”的十九世纪,画家也不必非要成为独立的艺术家,完全可以在古代画匠留下的道路上稳健向前。我们久已熟悉的艺术“太阳”,或许并没有那么完美,只需略微转一转头,就能看到其他许多明亮的星体。

该译本最早于一九八四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七年由东方出版社再版,也很快售罄。在二〇〇七版的附录里,编辑坦诚地写道:“无论是从保存文化计,还是为了广大读者计,都不忍轻弃如此优秀的译文而另觅译者。……我们还曾委托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多方搜寻,也未曾得到译者的任何音讯。心意之诚,日月可鉴!”出于好奇,我也仔细做了一番搜索,果然无法查到两位译者的信息。仅有的一点线索是,第一译者殷涵曾翻译苏联学者穆拉维耶娃、屠拉耶夫合著的《西欧文学简论》,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出版。据此推测,殷涵先生很可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八十年代译介的一大批好书,目前绝版而难觅踪迹者数量众多。如俄语这样的“小语种”,要找到足够耐心的高水平译者,谈何容易。如何让这些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积累灰尘的好书,再次获得新生,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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