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得主理查德·鲍尔斯:作家的精神世界不比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简单多少

凭借生态环保小说《上层》获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家理查德鲍尔斯谈了谈“反抗灭绝”环保运动、书中展现的多个“另一个自我”,以及他对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赞赏。

理查德·鲍尔斯:“写这本书让我变得更加激进。”图片来源:David Levenson/Getty Images

当“反抗灭绝”运动的活动人士走上伦敦街头时,我们听到了理查德·鲍尔斯凭借作品《上层》(The Overstory)获得普利策奖的消息,两件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鲍尔斯的这本小说层次丰富,深入探究了抗议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等问题。书中描绘了树木的纷繁与美好,而且塑造了九个与这些树建立了深厚关系的人类角色。这本书对时间的描述十分新颖,为了兼顾作为“守卫”的树木和人类角色,作者在叙述中把正常速度的时间流逝和“以森林的速度”生长的生命巧妙地进行了融合。《上层》是鲍尔斯的第十二本小说,但在获普利策奖之前,他常被人们称为“你从未听说过的最佳作家”。

《卫报》:你写过与遗传学、化学工程、神经系统科学相关的小说,最新的这本《上层》则与环境保护论有关。这是因为你专门挑选自己熟悉的领域来写作,还是因为你乐于通过写小说的过程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呢?

理查德·鲍尔斯:我认为自己并不精通任何一个领域,但当我想要以新的角度看世界时,是这些作品帮我迈出了第一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些创作体验,这个世界于我将依旧是陌生的。我在写这本书前做的调查研究很令人愉悦,让人根本感觉不到是在做调查研究。我感觉自己做的就是在森林中漫步行走。我后来也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一共读了120本关于树的书,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跟我以前创作其他主题的小说的经历不尽相同,这一次我仅仅通过在森林中的漫步与感受就完成了大量情感方面的研究。

《卫报》:你会把自己代入你书中的角色吗?感觉《上层》的主角之一尼克·赫尔身上有许多理查德·鲍尔斯的影子……

理查德·鲍尔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计划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不同的自我”代入到我笔下的数个角色中。作家的精神世界一般来说不比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简单多少。书中,尼克的特质——他的内向、他的“中西部特质”、他的沉默寡言,以及他在艺术领域的不屈不挠——都是我本人某些方面的体现。但尼雷·梅塔这个角色也一样,他成长于计算机革命的黎明,最终选择成为一名程序员——这也是我曾可能选择的道路。帕特里夏·韦斯特福德(《上层》的另一个角色)和她投身科学的那股劲儿也有我自己的影子。

《卫报》:我们人类是“植物盲”吗,就像书里的角色说的那样?即使是在那些自认为知道橡树、梣树、及荆棘之间区别的人们也甚少真正了解树木的复杂性。还是说这一点正随着越来越多描写树木的书籍(比如说大卫·乔治·哈斯克尔、彼得·沃莱本和罗宾·沃尔·金默尔的作品)的出版而改变呢?

理查德·鲍尔斯: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日趋严重,古老的生态系统也在日渐崩塌。美国可以说是迎来了环境保护的噩梦期:特朗普走马上任刚满三年,却已废除了先前半个世纪经苦苦争取才得以落实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同时,关心环境问题的人现已认识到,大家的意识正在慢慢地发生转变。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意识的转变能否让人们去实现更多的东西,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与这些跟我们和平共处的邻居建立起新的联系。

《卫报》:最近,我们看到“反抗灭绝”运动的抗议人士走上伦敦街头。这本《上层》提到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抗的必要性”,即使是面对强大的集团利益和政治上的敌意时……

理查德·鲍尔斯:你可以去看看物种、雨林和其他各种森林的各项数据变动,那些数据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甚至令我不敢相信。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想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出于不同原因,意识到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不可逆的环境破坏,于是都变得激进起来。书里探索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意图维护我们唯一的家园时,到底表现得多激进才算是过火呢?写作这本书让我也变得更加激进了,这是肯定的。

《上层》

《卫报》:你的床头柜现在放着什么书?

理查德·鲍尔斯:乔纳森·德罗利(Jonathan Drori)的《80棵树看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80 Trees)。

《卫报》:在当今依旧坚持创作的作家中,你最欣赏的是哪一位?

理查德·鲍尔斯:我刚读完罗伯特·麦克法兰的《地下世界》(Underland),我完完全全被这本书征服了。这本书可以说是极好的,精彩绝伦。他是我最欣赏的非虚构作家。

《卫报》:有什么书是你纯粹为了消遣而读的?

理查德·鲍尔斯:于我而言,任何事都可以是消遣愉快的。现在我在读与动物权益有关的书,因为我想挑战自己固有的一些观点,从新的角度思考和认识世界。

《卫报》:你如何整理自己的藏书?

理查德·鲍尔斯:我有一个书架摆的全是跟树有关的书。这个书架上的书并没有特定的摆放顺序,我只是把已读和未读的书稍微做了区分。我们家书房其他书架上的书完全是随意摆放的,但每当我需要某一本书时,总能准确找到它。

《卫报》:你最近重读了哪本经典小说?

理查德·鲍尔斯:今年我又翻开了《堂吉诃德》。年轻时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特别有趣,但61岁的我却认为它讲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卫报》:哪些书和作者是你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

理查德·鲍尔斯:我到今天依然很珍视克罗格特·约翰逊写的一本名叫《阿罗有支彩色笔》的书。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阿罗用他的魔法蜡笔画出的一切都会变成现实。我认为正是这种不可思议而又令人振奋的设定让许多人希望自己的生活也能如此,激起了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其实,单是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便已完全足够让它变得令人信服了。

(翻译:黄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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