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颠沛流离,家在何处?

周娜 黄喜悦 梅若 莫力 DT · 01/16

来源:界面新闻

编者的话:今天的视觉栏目,我们刊发的是三个家政工的故事。

城市里的家政工很多,随着人口老化和“二胎政策”的推行,将有更多的家政工进入城市家庭。但是,我们对她们的故事了解多少?

在这组图片的拍摄中,一位摄影师感叹:如果说我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看到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照,那我在几位大姐的生活中看到了是枝裕和的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故事,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经历了不同的故事,为许多家庭服务,自己却流离失所,不知家在哪里。

 

1、钟点工何姐的一天

图| 周娜 黄喜悦

文| 梅若

 

何明英,1960年出生,内蒙古赤峰人。到北京之前,她当过工人,和丈夫承包过土地,后来又卖过饲料,倒腾过木材,一直也没赚到什么钱。2006年丈夫到北京,在建筑工地做保安。一年后,她也跟着到了北京,干起了小时工。

和大多数北方农村妇女一样,何姐干活麻利,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面食。来北京十多年 ,她一直在望京周边找活,2016年底,望京房租上涨,何姐只好把家搬到了大兴庞各庄。

原来的老主顾都在望京一带,这对住在大兴的何姐来说,谋生更加艰难。她每天四点多就要起床,坐最早一班公交车,搭早班地铁,中转几趟,花两三个小时才能准时七点出现在第一个雇主家里。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再次回到大兴的住处。

何姐的丈夫常年在工地上不回家,一儿一女已经长大了,她说,这些年外出打工最愧疚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忙着挣钱养家,没有照应好孩子。

何姐住在大兴,雇主家在北京各处。冬天的早上五点不到,何姐就起床了。和她住一个大院的女人们这时候也起床吃饭,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何姐。

 

何姐去上班。

 

由于长期患有风湿,何明英的腿脚不好,所以她每次都排在最前面,这样车门一开,她准能抢到座位。

 

在搭乘地铁之前,她还需要先坐一辆20分钟的公交车。

 

群里转发的工作信息标明了年龄,何姐担心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的活儿会越来越少。

 

每天早上要换两次地铁。在地铁上落座后,何姐会从书包里摸出半个玉米或者一个鸡蛋,通常这是她的早餐。早饭简单,三分钟就可搞定,但何姐总是花费十分钟,因为从早上四点多起床,这是她唯一喘口气的悠闲时光。

 

出了地铁,何姐会找个小黄车骑到雇主家。

 

早上七点,准时到达第一个雇主家。

 

何姐在工作。

 

 

一天的工作结束,何姐在回家的路上。

 

何姐做得一手好菜,但是因为做小时工的缘故,她很少能在家做饭,偶尔有朋友来,她才开火。

 

这只流浪狗是何姐上班的路上捡的,已经跟了她十多年了。每次回家,狗狗都会扑过来迎接她。

 

 

2、王金枝搬家

图| 黄喜悦 周娜

文| 梅若

 

王金枝来北京做家政工11年了,每年至少要搬一次家。房东说走人,她就得赶紧起身找新的落脚地。她从楼房搬到平房,从地下室搬到城边村,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条件差。

2017年,金枝从一个照顾老人的雇主家下户,随后转到一家外资化妆品公司做保洁兼做饭,收入也涨到5000块,公司在望京,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往返就得两三个小时。她咬了咬牙,四处寻找更合适的房子,一眼就相中了费家村。

原来村里的平房200块一个月,费家村一下子涨了四倍半,王金枝还是觉得合适,至少房子大了,上班路程近了,还有了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终于过上“好日子”,王金枝满心欢喜,把“新家”拾掇得干净整洁,扫地做饭似乎都更有劲了。

费家村,据村民说有超过8万人住,而本地人口也就1000出头。这里的自建出租屋冬天阴冷潮湿,夏天酷热难耐,但因价格便宜、生活成本低,离望京又近,成为打工者聚集而居的首选。

王金枝生于1968年,小时候没上过学,她总说因为她是女孩,长得不好看,她爸才不喜欢她,不给她读书。三个哥哥都上过学,她赌气跟着姥姥姓王,又跟着姥爷学了几年私塾,才没有变成她说的“睁眼瞎”。

年轻的时候,王金枝和丈夫都在河南老家的工厂工作,上世纪那拨下岗潮的时候,夫妻俩双双下岗。丈夫先出去打工,她在家里一边照顾儿女,一边卖菜维持生计。后来两个孩子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她在家里也赚不到什么钱。正好本家一个远房姑姑要去北京,也撺掇她,说来北京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块,王金枝心动了,再一想还能看到天安门,她二话没说,就跟着姑姑来了北京。 

2006年夏天,刚到北京的王金枝在望京找到第一份家政工作。她两眼一抹黑,拿着中介公司的纸条,一路打听,坐着运通101路公交就找了过去。雇主是个漂亮的老太太,王金枝乐呵呵地做饭洗衣服忙乎了一天,晚上收拾停当,刚放松心神准备休息,开着卧室门打电话的雇主的一句话让她当场眼泪就掉下来了。原来雇主正在和家政公司的人抱怨“怎么找了个长得这么磕碜”(的大姐)。

那时候王金枝刚从农村出来,卖菜风吹日晒,又黑又胖。她伤心地哭了一晚上,第二天做完早饭就拿着行李回了家政公司。后来她就不再住家,四处找小时工——自由,干完活走人,也不用看雇主脸色。

做小时工虽然自由,但很难有固定的活儿,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家。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王金枝竟然学会了电动车,每天从住的地方到雇主家往返十几公里。夏天晒得大汗直流,冬天冻得伸不开手指。

王金枝来北京没两年,丈夫也从别的城市过来,两人就在城外租个房子安了个家,白天出去打工干活,晚上回来互相有个照应。她也找到一家照顾老人的稳定工作,每天早七点上班,晚七点下班,周末还可以休息一天。然而,安稳日子没多久,年初丈夫在工地上干活,不小心从脚架上摔下来,整整在家里躺了大半年,不但不赚钱,还花掉不少医药费。

2017年,王金枝特别不走运,丈夫的腿刚好,她的脚又被钉子从脚底穿透受伤。因为不能干活,丢掉了干了两年的照顾老人的活儿。连着十一长假,她在家休息了半个月,又经老乡介绍转到望京一家化妆品公司做保洁和做饭,一天十个小时,一个月开5000块钱。

上班不到两个星期,王金枝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回来走到小区的大门,骑着电动车跟着前面的机动车入内,不料前车进去,起落杆突然降下,惊慌失措的金枝担心起落杆砸在脑袋上,抬头看的瞬间就被落下的杆子直接砸到嘴上,当场断掉三颗门牙。

按理说这算工伤,可做家政服务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社保,从私人雇主家转到这家公司,既没给她签合同,也没上保险。虽然公司老板出面支付了一半的医药费,金枝还是花了一万多块换了三颗牙。

2017年11月27日,王金枝收到通知,要在十天内搬离,逾期断水断电,锁上大门不得入内。她回到家,把电动车推进房间充上电,给丈夫打电话商量搬家的事情。电话还没讲完,屋里突然漆黑一片,断电了。她挂了电话,和其他受到惊吓的人们一起从屋里跑出去,口中喊着没有天理,心里不知所措,很快十几分钟后又来电了,人们陆续回到房间里。

这一晚上又断电了几次,王金枝再也没有出去过,她知道所有人和她一样,除了骂几句解解气,根本不会有什么回响。再次停电的时候,各个屋里安静地亮起了手机灯光,手电筒,继续着停电前的话题。谁也没有再提起停电的事情。人们对于苦难的忍耐力远远超过想象。即使明天没有地方睡,可是今天还得吃饭睡觉,一样生活。有了这苦难里练就的韧性,才能抵挡住那些随时崩塌的生活。

村里又有人来催她搬家,金枝陪着笑说今晚没地方待,先让我睡一觉。她不知道新的房子在哪,她明天在哪?倒头睡下去,她多希望睡醒的时候,这个世界能正过来,在梦里,她总看见一切都是反着的。

王金枝住在北京东北五环边上的费家村。她不喜欢住家的工作,就选择做小时工。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逛逛市场,和丈夫做顿好吃的,过过自己的小日子。

 

2017年3月的一天,王金枝在雇主家做饭,她说她遇见的雇主都待她不错。听其他姐妹说,有不少雇主不让家政工上桌吃饭。

 

雇主是80多岁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王金枝除了打扫卫生和做饭,还要给老人洗脸洗脚,喂药喂饭。王金枝的父母和雇主家老爷子年龄相当,这也让她时常想起老家的爹妈。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帮老人剃剃胡子。
王金枝总说因为自己不好看,又是女孩,她爸才不喜欢她的。三个哥哥都上过学,却不让她读书。

 

王金枝和丈夫。

 

金枝家的厨房,搭了一个棚子,像天窗一样有两块玻璃,可以透光。

 

 

出事当天,雇主还是很积极地把她送去医院治疗,垫付了医药费。换三颗牙要花上万块,雇主也就不过问了。这是摘下来的假牙模。

 

治牙的收据。

 

骑电动车去雇主家,这是住在城边村的家政工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自从出事后,金枝姐每次下班超过六点不回家,她丈夫就在村口焦急地等待。

 

2017年,王金枝觉得很不走运,先是丈夫腿摔断了,躺了几个月,自己又把牙撞了。好在有个遮风避雨的小屋,虽然暖气并不暖。

 

2017年冬天,北京“煤改气”,金枝租的房子室内温度不到9度。

 

王金枝在家穿着很多衣服。骑车用的护膝到家也没有取下来。更让她不安的是,周围的村子都在清退中。

 

王金枝的手关节有点变形,她说是长期干活泡在冷水里造成的。

 

金枝爱开玩笑,爱做鬼脸。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已经没了三颗门牙。

 

 

3、小小陈和两个姑姑的晚餐

图| 莫力

文| DT

 

家政工普遍年纪偏大,小小陈是少有的八零后。她1980年生在四川阆中,上完初中之后,去上了一个成人中专,学的是机电维修专业。她说,感觉自己的思想有点叛逆,不走常人的路,因为那个专业没有女孩,就想试试。结果还没等到毕业,学校就倒闭了。

不到十八岁,小小陈就去广州打工。由于是独生女,母亲怕她被拐到外地,给她定了亲才让出门。在制衣厂待了三年,小小陈回家结婚,生了大女儿。2003年过完元宵节,她就跟着姑姑到了北京。她说,那时候年轻,就觉得很迷茫,这么大个城市,没有自己的容身处。孩子也刚刚断奶,一打电话,就知道流眼泪,一直“嘶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找到的第一家雇主,也有一个小女孩。小小陈把自己的思念转移到女孩身上,当自己孩子一样。很快,闹起“非典”。谣言传得很厉害,说北京要封城,小小陈想,千万别封城,我哪怕走路回去,都得把我孩子看了。她跟雇主说,要回去。回去之后,她又开始牵挂雇主的孩子。她想着,这种非常时期,他们也没办法找人。她一直有点内疚。

在那之后,她和丈夫在攀枝花卖菜,又生了小女儿。到2008年,又回到北京做家政工。她和两个姑姑住在一起,大姑是大陈姐,二姑是小陈姐,她是小小陈。出门在外,小小陈一是惦记两个女儿,二是怕生病。她的智齿每个月都要发一次炎,她都忍着,等回家再拔,还能报销一部分。否则,一个月工资不够拔牙了。

有一年,小小陈在工作时,遇到了性骚扰,一名老人动手动脚,说一些很不堪入耳的话。她很害怕,但还是冷静下来,沉着应对,拿到了两个月的赔偿。但是当她回到家政公司,却被工作人员评价说“心眼多”。她特别郁闷:“我是不是就应该吃哑巴亏,就应该挨别人的骂受别人的侮辱?”

不过,小小陈说,好雇主还是占多数的。什么是好雇主呢,很简单,“就是尊重人”。

大姑和二姑是小小陈(右)在北京唯一的亲人,她当初出来做家政也是有两位姑姑在前面引路。

 

周末是三个人唯一可以团聚的时间,一般她们都不会安排别的事情,就在家里做一桌好菜,犒劳一下自己。

 

小小陈手捧着花,她说这就是生活,你想怎么活,日子就过成你想要的样子。

 

小小陈做得一手好菜,她觉得清蒸鲈鱼是红酒的绝配。她说一瓶酒总是能喝出不同的心情,开心的时候喝的是酒,伤心的时候喝的就是药。

 

挑红酒也要有好手艺,二姑越来越爱喝酒,一年多前,丈夫刚去世,她想起来就哭,感觉天塌下来了,丈夫生病欠下的外债,还要养儿女,如今她说,日子还要过,没什么大不了。

 

东辛店村的夜晚也变得柔情,陈家的女人也会出来散步。

 

从左到右:小小陈和二姑陈恩华,大姑陈述琼。她们都来自四川阆中,年龄两两相差12岁。大姑二姑早在1990年代就出来打工做家政,后来侄女也跟着出来。她们租住在北京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幼儿园浴室改造的房子。

 

 

小小陈有两个女儿,一个16岁,一个11岁,她说指望不上家里的男人,自己要努力为孩子们活着。

 

 

—— 完——

 

小小陈的故事来源于家政工口述故事采访。

梅若,从事公益十五年,2014年创办了专门为城市基层劳动女性服务的机构,此外还是纪录片导演,策展人。2012年接触正念修习,开始关注社会工作实践者的身心成长和社会发展,并推动这类课程在中国大陆的实践。

黄喜悦,2011年起,以镜头记录城市基层劳动妇女,创作作品家政工题材纪录短片《我们都一样》、《地丁花》等。2016年和梅若联合发起“百手撑家”项目,兼任摄影师。

周娜,自由摄影师。在一家公益机构全职工作三年,后陆续做过图片编辑和视频记者,现在长驻北京,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和机构合作。

莫力,从事影像创作十年,媒体工作五年,专注于纪录片,艺术摄影,录像交互装置。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致力于女性培力和社区发展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主要关注以家政女工为主的基层劳动女性的服务、研究、倡导等工作,推动城市社会融入和平等机会,也在采用创新的手法促进可持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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